養就慧眼辨真偽——“祕史新説”之九

祕書從事公文寫作時，首先要堅持原則，忠於領導的制文意圖，按照要求把公文寫好。本站小編整理了養就慧眼辨真偽——“祕史新説”之九範文，歡迎查閲。

古代祕書起草制書，大多是奉命而行，但並非都由皇帝親自通知。大多數情況下，要麼由皇帝身邊的宦官負責通知，要麼由執政大臣出面通知。通知的形式也不盡相同，有時傳達皇帝的口諭，有時遞來皇帝的御筆字條，這些都是古代祕書起草制書時的重要依據。然而依據是否可靠，傳達者有沒有假傳聖旨或藉機“搭便車”、“售私貨”呢?這就需要祕書獨具慧眼，具備一定的辨別能力，還要有認真負責的工作態度和穩重歷練的處事風格。

虞集是南宋丞相虞允文五世孫。元文宗時，任奎章閣侍書學士。一天，文宗傳來聖旨要虞集起草一份制書，封自己乳母的丈夫為營都王。前來傳達皇帝旨意的是朝廷親貴大臣阿榮和巎巎。這兩個人平素非常妒忌虞集，為了陷害他，便謊稱皇帝要虞集起草制書封其乳母的丈夫為營都公。虞集不明實情，隨即按要求寫好了制書。恰逢丞相親自來取制書，才發現其中有誤，問其原因，虞集這才知道是二人故意欺騙了他，當即請求重新起草一份制書。

如果不是丞相親自來取制書，也就不可能發現問題並及時予以糾正。倘若在制書正式公佈時才發現把“營都王”寫成了“營都公”，虞集縱有百般理由，也必定難辭其咎。

歷史上，像這種假傳聖旨的人並不鮮見，明仁宗時的宦官馬騏就是其中一例。

有一次，馬騏傳達聖旨，要翰林院起草一份制書，説皇帝讓他再到交趾（今越南境內）去採辦金銀珠寶。翰林院沒有馬上起草制書，而是向仁宗皇帝報告了此事。仁宗聽後正色道：“我哪裏説過這樣的話?這個人以前在交趾荼毒軍民的事情，難道你們沒有聽説過?我現在怎麼會再派他去交趾?如果再派他去，不但朝廷會失信於民，還會壞了國家大事。這個人最近在宮內到處活動，左右也有不少人進言，但我一概沒有答應。你們應該明白我的意思。”

事情終於真相大白了，假如翰林院不向明仁宗報告此事，輕信了馬騏的謊言，必將造成嚴重後果，翰林院和撰寫制書的祕書自然也難逃干係。

正因為歷朝歷代都有這種假傳聖旨的事情發生，所以古代祕書在起草制書時，就不能不多長一個心眼：沒有皇帝的親筆字條或當面授意，就不起草制書。

韋澳是唐憲宗朝宰相韋貫之的兒子。大中三年（公元849年）入唐宣宗朝，先後擔任過知制誥、翰林學士和翰林學士承旨等職，不僅為人正直，而且很有工作能力。韋澳在翰林院值班時，時常有宦官前來傳達宣宗的旨意，要他草擬製書。有些事情韋澳認為處置不當，即對前來傳旨的宦官説：“此事必須由皇上親筆寫下字據，我才敢起草制書。”見宦官面帶為難之色，韋澳不好繼續往下講，就故意拖延時間，再上疏向唐宣宗説明原因。對於韋澳的建議，宣宗一般都能接納，從而避免了不少失誤。

到了宋代，無論是皇帝的口諭，還是御筆字條，都叫做“詞頭”，祕書就是根據“詞頭”起草制書的。從一定意義上講，“詞頭”就是祕書擬文的依據。

北宋仁宗嘉祜七年（公元1062年），宋仁宗決定立宗室子弟、右衞大將軍、嶽州團練使趙宗實（宋仁宗哥哥濮安懿王的兒子）為皇子，並賜名趙曙（即後來的宋英宗）。在翰林院值班的翰林學士王珪接受任務（即起草立趙宗實為皇子的制書）時，對通知他起草制書的宰相韓琦説：“這是大事，非當面領受聖旨不可。”韓琦理解了王珪的做法。第二天，王珪請求謁見宋仁宗，當面核實此事。他對宋仁宗説：“天下盼望這一決定已經很久了，這真的是聖上的心意嗎?”仁宗説：“我的主意已定！”王珪拜了又拜表示祝賀後，才退下去開始起草制書。

王珪之所以要向宋仁宗當面核實情況後才肯起草制書，是因為宋仁宗自己沒有兒子，雖有意立趙宗實為皇子，讓其將來繼承皇位，但在此事上一直猶豫不決。後經司馬光等人多次上奏，宋仁宗才最終決定立趙宗實為皇子，並讓人把司馬光的奏疏送到中書省，請宰相們抓緊落實此事。於是司馬光趕到中書省，見到韓琦等執政大臣，説：“各位如果不及時做出決定，説不定哪天宮內傳出一張字條，把某人立為太子，那時天下就沒有人敢違抗了！”韓琦説：“是啊！我怎麼敢不盡力！”正是在這種情況下，韓琦才充當了皇帝命令的傳達者。但王珪不知其中詳情，他認為此事事關重大，必須當面向皇帝核實後方可動筆起草制書，於是便有了前面敍述的一幕。歐陽修聽説此事後，十分讚賞王珪的做法，並説：“這才是真正的學士啊！”

從上述故事不難看出，祕書從事公文寫作時，首先要堅持原則，忠於領導的制文意圖，按照要求把公文寫好。同時，作為領導的參謀助手，祕書工作者也應將自己的意見及時上報領導，有疑問及時溝通，以減少工作中的誤會和差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