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大運河·文脈頌中華》直播心得範文示例

京杭大運河歷經幾千年的變遷，是中華文化的一大象徵。為了讓更多人認識運河，瞭解運河，舉辦了有關運河的公益直播活動。以下是本站小編和大家分享《千年大運河·文脈頌中華》直播心得範文示例相關參考資料，提供參考，歡迎你的參閲。
 

千年大運河· 文脈頌中華直播活動觀後感心得體會1

京杭大運河是我國古代勞動人民創造的一項偉大工程，是祖先留給我們的珍貴物質和精神財富，是活着的、流動的重要人類遺產。大運河肇始於春秋時期，形成於隋代，發展於唐宋，京杭大運河建於兩千多年前的春秋時期，距今已有2500年的歷史，而秦始皇(嬴政)在嘉興境內開鑿的一條重要河道，也奠定了以後的江南運河走向。據《越絕書》記載，秦始皇從嘉興“治陵水道，到錢塘越地，通浙江”。大約2500年前，吳王夫差挖邗溝，開通了連接長江和淮河的運河，並修築了邗城，運河及運河文化由此衍生。

我們今天所説的大運河開掘於春秋時期，完成於隋朝，繁榮於唐宋，取直於元代，疏通於明清(從公元前486年始鑿，至公元1293年全線通航)，前後共持續了1779年。在漫長的歲月裏，主要經歷三次較大的興修過程。到了隋朝，隋煬帝動用幾百萬人，開鑿貫通了大運河，這為以後國家的經濟文化空前繁榮作出了巨大貢獻)，隋代開始全線貫通，經唐宋發展，最終在元代成為溝通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五大水系、貫通南北的交通大動脈。

代人工天河

京杭大運河是我國僅次於長江的第二條“黃金水道”。價值堪比長城是世界上開鑿最早、最長的一條人工河道，是蘇伊士運河的16倍，巴拿馬運河的33倍。

京杭運河一向為歷代漕運要道，對南北經濟和文化交流曾起到重大作用。十九世紀海運興起，以後隨着津浦鐵路通車，京杭運河的作用逐漸減小。黃河遷徙後，山東境內河段水源不足，河道淤淺，南北斷航，淤成平地。水量較大、通航條件較好的江蘇省境內一段，也只能通行小木帆船。京杭運河的荒廢、蕭條，是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的寫照。解放後部分河段已進行拓寬加深，裁彎取直，新建了許多現代化碼頭和船閘，航運條件有所改善。季節性的通航里程已達1100多千米。江蘇邳縣以南的660多千米航道，500噸的船隊可以暢通無阻。古老的京杭運河將來還要成為南水北調的輸水通道。

申報世界遺產

2006年3月58位政協委員聯合向全國政協十屆四次會議提交了一份提案，呼籲從戰略高度啟動對京杭大運河的搶救性保護工作，並在適當時候申報世界遺產項目。

這58位委員中，既有北京、天津、江蘇、河北等大運河沿岸六省市的現任政協主席及原政協主席，也有國家文物局的前後兩任局長——張文彬和單霽翔。舒乙、王鐵城等知名人士也紛紛簽名。

第一提案人劉楓委員説，大運河以其深厚的歷史文化內涵，被譽為“古代文化長廊”“古代科技庫”“名勝博物館”“民俗陳列室”，其歷史遺存是研究中國古代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方面的絕好實物資料，是中國悠久歷史文明的最好見證。站在保護人類文明的高度看，大運河不僅在中國是獨一無二的，對人類歷史發展的作用也為世界所公認。大運河水系綿延數千裏，縱貫南北，構成獨特的自然風情，孕育出濃郁的線形文化景觀，如果再加上還未被很好發掘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內容就更加豐富。

“如果將京杭大運河的歷史價值、文化內涵和對中國歷史發展的貢獻相加，在某種程度上説可以與長城媲美。”兩位權威專家——1985年呼籲中國加入保護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公約的鄭孝燮、羅哲文如此預測，“我們堅信，京杭大運河‘申遺’的成功率非常大。”

“大運河和長城在遺產名錄上應該是姊妹篇。”劉楓委員提醒説，但是必須看到，隨着經濟社會的發展，大運河的傳統功能逐步衰弱，真實性和完整性正在遭到破壞。如果不注意啟動有如“申遺”這樣重大的、為各地重視的保護工作，她的歷史文化、遺蹟和自然風光等，將不可避免地退化並迅速消亡，這將是中華民族不可挽回的巨大損失。

京杭大運河的保護與“申遺”工作絕不是某個地方和部門的事。政協委員們建議，應從戰略高度，立即啟動對京杭大運河的搶救性保護工作，成立由相關部委、有關專家、沿岸政府參加並鼎力支持的研究機構，摸清大運河“家底”，儘快制定大運河整體保護規劃，並在適當時候申報世界遺產項目。

京杭大運河顯示了我國古代水利航運工程技術領先於世界的卓越成就，留下了豐富的歷史文化遺存，孕育了一座座璀璨明珠般的名城古鎮，積澱了深厚悠久的文化底藴，凝聚了我國政治、經濟、文化、社會諸多領域的龐大信息。大運河與長城同是中華民族文化身份的象徵。保護好京杭大運河，對於傳承人類文明，促進社會和諧發展，具有極其重大的意義。

隨着經濟社會的發展，大運河的傳統運輸功能已經改變，河道、沿河風貌和人民生活都發生了很大變化，當前又面臨着城市現代化、農村城鎮化建設的嚴重挑戰。如果再不加強保護，大運河的歷史文化遺存、風光景物和自然生態環境就會不可避免地遭到破壞，真實性和完整性就會不復存在，這將是中華民族不可挽回的巨大損失。對大運河進行搶救性保護、實現可持續發展已經到了緊要關頭。

呼籲

━━喚起公眾對大運河重要地位和多重價值的社會認知度，進一步增強各級政府的保護意識，總結和宣傳各地在保護與發掘運河深厚歷史文化內涵方面的經驗，動員全社會力量參與大運河的保護與申遺工作，延續運河文脈，傳承運河文明。

━━從國家戰略高度，建立統一協調機構，制定大運河保護的法律法規，統籌保護與發展規劃，調動各方力量，實施有效保護，科學合理利用，造福子孫後代。

━━按照《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的要求，重視並啟動京杭大運河申遺工作，以創新的思路，正確處理自然遺產、文化遺產與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關係，正確處理保護、利用與發展的關係，切實把申遺的過程變成加強大運河保護與管理的過程。

━━儘快成立由相關部委、有關專家、沿線城市參加並全力支持的研究機構，收集資料，摸清家底，以嚴肅的科學態度，開展調查研究和價值評估工作，向有關部門提出可行性建議。

━━貫徹科學發展觀，在大運河沿線經濟社會發展規劃與實施過程中，更加註重大運河的整體風貌，確保沿線文物得到有效保護，合理利用資源，維護生態環境，實現可持續發展，使古老的運河重新煥發青春與活力。

為了更好保護京杭大運河及申報世界文化遺產，我國將“開鑿”“數字京航大運河”

2007年5月初在京召開的全國社會發展科技會議提出，我國將在“十一五”期間實施數字京杭大運河專項。

根據國家文物局發佈的《文化遺產保護科學和技術發展“十一五”規劃》，我國專家將在已有研究成果基礎上，制定京杭大運河住處採集標準，系統開展調查評估工作，利用全球定位系統(GPS)等技術手段建立京杭大運河文化遺產綜合信息系統。

《規劃》介紹，這一系統能將京杭大運河的文字、圖片、地圖、遙感圖像等非空間數據在同一地理參考座標系下進行統一管理，實現通過文字和圖形進行統一管理，實現通過文字和圖形進行雙向查詢、檢索並對圖象進行瀏覽、查詢、分析和製圖，形成基礎信息數據庫，為實施京杭大運河的保護、研究、展示、管理和決策提供有力支撐。

千年大運河· 文脈頌中華直播活動觀後感心得體會2

大運河開挖、暢通與衰落，在一定程度上凸顯了中國社會特殊的運行與發展軌跡。因此大運河既是一條河，更代表了一種制度、一個知識體系和一種生活方式。運河及其流經的線性區域所孕育的文化既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形塑中國文化的基因之一。運河的“運”字本意為運輸，但在社會體系之中，藉助水的流轉，“運河”成為漕糧運輸、文化傳播、市場構建和社會平衡的載體；在文化體系中，運河之運又與傳統社會的國祚、文脈緊密相連。在這個意義上，進行大運河內涵、價值的追問，探索大運河文化帶建設路徑，或應首先從其脈絡源頭與歷史進程的文化意義談起。

“大運河”名稱的歷史變化

在歷史脈絡中，“運河”名稱的由來與變化，是不同歷史節點所勾連的歷史進程的反映。從典籍記載來看，早期運河多稱溝或渠，如邗溝、靈渠等，天然河道則稱水，如黃河就被稱為“河水”。儘管運河歷史悠久，濫觴於靈渠、邗溝，甚或更早，但運河名稱的產生以及“專稱”的確定卻是中古以後的事情。漢代“漕渠”名稱出現，特指漢武帝時在關中開鑿的西起長安、東通黃河的水利工程。《説文》解釋曰：“漕，水轉谷也。”即通過水路轉運糧食。至隋唐時期，具有漕運功能的人工河多被稱為漕渠，又因該時期“河”字已不再是黃河的專稱，所以“漕河”一詞也出現了，用來指稱漕運河流。如唐杜佑《通典》記：“天寶二年，左常侍兼陝州刺史韋堅開漕河，自苑西引渭水，因古渠至華陰入渭，引永豐倉及三門倉米以給京師，名曰‘廣運潭’。”宋代“漕河”名稱廣泛使用，但同時“運河”一詞開始出現，《四庫全書》所列宋代文獻中有94種使用了“運河”的名稱。“大運河”的概念也首次在南宋江南運河段出現，據南宋《淳佑臨安志》載：“下塘河，南自天宗水門接鹽橋運河，餘杭水門，二水合於北郭税務司前，……一由東北上塘過東倉新橋入大運河，至長安閘入秀州，曰運河，一由西北過德勝橋上北城堰過江漲橋、喻家橋、北新橋以北入安吉州界，曰下塘河。”這裏所説的大運河指的是江南運河。可見，這一時期，運河已然成為一個特有名詞，指稱某段人工河，但前須加地名指代。值得注意的是，從文獻所記錄的名稱分佈來看，“運河”一詞多出現在江淮和江南區域，包括龜山運河、揚楚運河、浙西運河等。

元明清時期“運河”開始指稱南北貫通的京杭大運河，元代已有“運河二千餘里，漕公私物貨，為利甚大”的説法，但使用並不廣泛，相反“運糧河”一詞在北方區域多用來指稱漕運河流。明代正史文獻雖亦稱運河，但《明史》仍稱運河為“漕河”：“明成祖肇建北京，轉漕東南，水陸兼挽，仍元人之舊，參用海運。逮會通河開，海陸並罷。南極江口，北盡大通橋，運道三千餘里。……總名曰漕河。”明代其他專書、地方誌等也多用漕河之名，如《漕河圖志》《萬曆兗州府志·漕河》等。事實上，《明史·河渠志》《清史稿·河渠志》中，都列“運河”專篇，指北至北京、南至杭州的運河，但兩者又有不同，前者列運河篇，但稱“漕河”，且將運河每一段河道都加上漕字，使之有“白漕、衞漕、閘漕、河漕、湖漕、江漕、浙漕之別”；後者則直接稱運河：“運河自京師歷直沽、山東，下達揚子江口，南北二千餘里，又自京口抵杭州，首尾八百餘里，通謂之運河。”雍正四年官方正式設置北運河的管理機構後，多使用通惠河、北運河、南運河和江南運河等説法。近世以來，民間則往往將其稱為“京杭運河”或“大運河”，2014年運河“申遺”過程中，又將隋唐、浙東兩段運河與京杭運河合稱為中國“大運河”。

清代水利學家傅澤洪在《行水金鑑》中説：“運道有跡可循，而通變則本乎時勢。”運河名稱的變化反映了運道及其背後時勢發展變化的趨勢，從渠、溝到漕渠、漕河，再到運河、運糧河、大運河，大運河名稱經歷了由區域到跨區域、由專稱到統稱再到專稱、由“漕”到“運”或“漕”“運”兼稱的不同階段。首先，漕運是運河的基本功能，以“漕”為核心的漕河或漕渠的名稱無疑都突出了這種功能，同時，“運河”一詞也並未脱離漕運的主旨，而是以“運”字突出了“漕”的狀態。其次，漕河、運河等名稱都經歷了從地方專稱到南北通途或地方河流專稱的變化過程，這個過程不僅是中國社會發展的過程，而且也是運河附屬功能逐漸增加和社會交流日漸頻繁的過程。“運河”一詞在宋代出現似非偶然，比之隋唐時期，運河在保留漕運功能的同時，貿易交流的職能進一步加強，正如陸游所言，運河“假手隋氏而為吾宋之利”，這種“利”一方面是漕糧運輸的便利，更主要的是商業運輸以及對外貿易之利，尤其是南宋時期，浙東運河、浙西運河是其經濟命脈，浙東運河還主要承擔了對外貿易的功能。最後，運河名稱的變化不僅體現了歷時性變化的過程，而且區域差異亦可見一斑。宋代以運河命名的河流多集中於江南地區，遼金元時期，運糧河的名稱則多出現在北方，這或許正是不同的文化及其實踐在語言上的反映。

咸豐五年（1855年），黃河在河南銅瓦廂決口北徙後改由山東入海，致使山東境內河道廢棄，南北航運中斷。1900年（光緒二十六年），河運漕糧停止，運河的漕運功能結束。不過，在經濟崛起和文化保護與傳承的背景之下，大運河作為中華文明象徵載體的整體性與延續性價值凸顯，在歷史上有着重要意義的三段運河及其影響下的區域被視為一個具有實際和文化象徵功能的整體性的運河帶。所謂“運河帶”，是指因大運河流經而形成的空間上的帶狀區域；而“大運河文化帶”，則是指置於運河帶狀區域之上、在歷史進程中積累的，由民眾創造、遵循、延續的制度、技術和社會文化的總和。與其他區域文化相比，它因存在嚴重的區域差異，而缺乏實際意義上的歸屬感和認同感，但由於運河具有強烈的歷史、地域的整合、溝通功能，因此，“文化帶”又是一個符號意義上的線性共同體。

大運河文化的內涵

觀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凝結在物質之中又遊離於物質之外的能夠被傳承的歷史、地理、風土人情、傳統習俗、文學藝術、價值觀念乃至信仰等。運河文化的內涵也是如此，但同時又有區別於其他文化的特殊內涵，人工開挖是其區別於其他河道的水利屬性；國家制度是其作為文化的一種戰略高度；連接南北是其社會屬性。從這三種屬性中，可以看出運河文化的內涵包括了技術文化、制度文化、社會文化三大類。

首先是技術層面的運河文化，即運河的文物特性。相對於長江、黃河等河流，運河人工開挖的特點決定了其首先反映了人與自然的關係，辯證地看，這關係中既藴含着人定勝天的積極態度，也有相地而流、本乎時勢的理性，是人類適應自然和改造自然這一永恆矛盾的權衡。當這兩種思想共同反映在運河河道開挖、疏通、改變及維護的層面上，就形成一種技術層面的文化，可以分為水運工程、引水工程、蓄水系統、整治系統、防災系統等。其中節制工程、穿越工程、跨江河工程、閘壩工程等專門性工程是工程技術的核心。這些完備且頗具技術含量的工程濃縮了歷代官員、水利專家以及大量百姓的心血與智慧，使得中國古代的運河技術一直走在世界前列。

其次，漕運制度，即漕運及運河治理所反映的制度文化。康有為曾説：“漕運之制，為中國大制。”（《康有為政論集》）這一“大制”，跨越多個朝代，形成了穩定的運河制度文化。運河所藴含的制度文化包含兩個層面，一是行政管理文化。運河河道和漕運管理都屬於國家行政的重要組成部分，包括機構組織、法律規制、人事安排等一系列河漕制度，是各朝各代執政者政治管理經驗的總結與提煉，其完備性、周密性和成熟性以及整合的意義，亦反映了傳統制度文化建設與發展的特質。二是戰略文化。從歷史長時段來看，運河線路的延長以及從人字形到南北貫通的一字型的改變，不僅從空間上拉近了中國南北的距離，更從國家戰略格局上促進了傳統經濟格局和政治地緣格局的改變，解決了集權政治的穩定性、區域地方社會發展的不平衡性等問題，保證了國家統一和安全。

最後，社會文化，大運河區域的社會文化是由運河及其所流經區域民眾所創造、遵循、延續的文化，它是在運河開鑿和通航過程中，長期積澱形成的全部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總和，是一個以時空輻射為演變特徵的跨區域、綜合性的文化系統。與其他文化相比，運河社會文化有着顯著的“運河”特徵和開放、溝通、區域的特性。事實上，運河社會文化是一個寬泛的範疇，因劃分標準不同，而形成了多種文化類型，因此其內涵似難以界定。但總體來看，關於運河社會文化的認識和理解，一方面應強調“運河性”文化的拼盤或多學科組合，如它涉及商貿文化、建築文化、曲藝文化、飲食文化、信仰文化和民俗風情等多種門類；另一方面，還應看到運河歷史文化是一個整體，從“人”的視角出發，運河文化並非所有的事實和現象，而是人們的行為，以及影響人的行為要素的整體聯繫的因素。所以，運河社會文化是運河區域民眾所創造的文化本身與文化形成過程的結合。

大運河文化的價值與功能

大運河在古代王朝的時間序列和區域、跨區域的空間裏實現了功能的價值性延續，對其進行意義追尋，既是文化遺產層面、知識系統層面、民族精神等層面的傳承與發展的需求，也是文化傳播及戰略佈局的需求。運河的價值與功能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作為文化載體的運河。大運河具有物化和符號化的不同意義，承載了“水利—物質”“國家—社會”“精神—行為”三個層面的內容。運河載體，既指實際的運河河道及其附屬工程、建築，也是指人們觀念中的大運河，即作為“事物”的大運河在人們觀念中所構建起來並清晰存在的形象。大運河載體功能的發揮是指其對文化的聚合、傳播、催生的作用。運河的流動性和開放性，使得人口流動速度加快，精英文化的價值觀念較快地滲入大眾生活中，區域間文化的融合性極強，各種文化相互吸收、融合、涵化，發生內容和形式上的變化，並通過相互接觸、交流進而相互分拆、合併，在共性認識的基礎上建立具有連續性和一致性的新文化。運河載體功能的發揮，就是不同文化相互吸收、交融、調和而趨於一體化的過程。在這個意義上，作為載體的“運河帶”不是一個單純的地域概念，而是一個與運河相關的包含經濟、政治、思想、意識等層面交互作用的統合體。

2.作為文化聯結紐帶的運河。大運河帶是標籤性的“線性共同體”，同時又具有明顯的區域、跨區域特性，該區域包括了北京、天津、河北、山東、江蘇、浙江、河南、安徽等行政區域，也跨越了江南、江北自然區域，以及燕趙、齊魯、中原、江南等不同文化圈。它連接南北，並進而通過其他東西之河道及交通樞紐相互聯結，形成了經濟、文化傳播的網絡。在這個意義上，運河與其他自然河流一起，共同構建了中國地域的線性框架性格局。同時，大運河分別在寧波和洛陽與絲綢之路交匯，是海上絲綢之路和絲綢之路的連接線，將草原、沙漠、絲綢之路聯繫成一個環狀，形成了一個巨大的文化交流和商品貿易通道。所以，運河文化本身的歷時演變與附着其上的文化脈絡編織了一個巨大的文化網絡，溝通古今且連接世界。

3.作為生活方式的運河。“運河”是一種文化符號，更是一種生活方式。大運河開挖、通航所形成的生存環境和生活條件，已經成為一個巨大的生活磁場，不僅漕運羣體、商人組織、河工人羣等因運河形成了獨特的生活方式，而且也造就了運河流經區域社會人羣特殊的生存、生活方式，並由此形成了人們不一樣的風俗觀念。生活方式不會隨運河斷流而快速消逝，也不會在時代變遷中永遠固守，真實而生動地存續於生活場景和基本生活情態中的運河，是最有價值和活力的，它們在日常生活的勞作、交往、消費、娛樂、禮儀等層面得到傳承。因此，大運河文化的傳承與保護，旨在喚醒、傳承集體記憶，讓作為遺產的“物”化運河與作為主體的“人”的邊界逐步消失，在斷流河道，通過物化的運河遺產構建持續的文化傳承；在依舊暢通的河段，讓運河所浸潤的、人們已經過慣了的生活安靜延續。

千年大運河· 文脈頌中華直播活動觀後感心得體會3

首先，大運河的開鑿意味着新的生命的創造，作為一個規模巨大、歷史悠久的系統工程，無論是時間的持續抑或是空間的延展，大運河在人類歷史上都是獨一無二的，因為它的出現，在沿運河帶的荒野上又呈現出了具有嶄新特質的自然生命、城市生命和文化生命。

第一，大運河的開通，使江南和華北地區的自然生命獲得了新生。一方面，大運河把原本各自獨立的中國六大水系得以貫通。海河、黃河、淮河、長江、太湖、錢塘江因大運河這根厚重的紐帶而聯結在一起，中國的自然水文系統相對封閉的狀態由此被打破，形成了一個超大的流動的空間，從而激發了自然水系發揮出更為強大的生命力。另一方面，大運河的貫通改變了其流域經過的自然生態，吸引了大量移民向該區域移居生息。最典型的就是江南一帶，運河開鑿前原本是地廣人稀、林莽茂密、沼澤遍野，還處於半開化的狀態，隨着早期運河的開通，江南逐漸成為人口密集、世代繁衍、“谷帛如山，稻田沃野”“良疇美柘，畦畎相望”的錦繡之地。

第二，大運河的貫通締造了無數運河城鎮生命的新生。先秦時期，作為蠻荒時代的江南還是城鎮稀落，但是隨着運河的開鑿貫通，特別是到了隋唐時期，運河城鎮如雨後春筍般崛起，當時，以洛陽為中心的南北大運河是最繁忙的運輸大動脈。兩岸“行商坐市、常亦數千”，洛陽亦成為最繁忙的都市之一。揚州則因運河成就了經久不衰的繁華，“春風十里揚州路”，使揚州一舉擁有“揚一益二”的美譽，其運河碼頭成了“萬商之淵”。而“人間天堂”——蘇州因運河通達，所到之處皆可見“山海所產之珍奇，外國所道之貨貝，四方往來千里之商賈，駢肩輻輳”。最具代表性的是山東臨清，因為把一個叫“鰲頭磯”的水洲改造成運河上一個重要的運輸和物流中心，使其一躍成為明清時期“紳士商民近百萬口”的中心城市。至於眾多的鄉間小鎮，因其枕河而建，因運而生，隨之商業繁茂，客商雲集而興旺發達。如北京通州的張家灣，天津的河西務、楊林，浙北的烏鎮、南潯等。大運河構成了城鎮發展的生命線，成就了眾多城市生命的輝煌和榮光。

第三，大運河造就了文化生命的新生，孕育出了自己獨特的文化形態和景觀。大運河在開鑿過程中，沿岸所建的埭、堰、坎等，在運河兩岸矗立的亭、橋、塔、閘、寺廟等都因河而生，因河而興。至於文人墨客、帝王將相的書文遺蹟，諸如張繼的《楓橋夜泊》，李贄的《焚書》《藏書》，徐霞客的《徐霞客遊記》，吳敬梓的《儒林外史》，明代的吳門四才子、東林黨人，清代的揚州八怪等無不是與運河水息息相關。更為重要的是，運河的通達極大地促進了中華各區域文化的交融，齊魯文化、中原文化、吳越文化、北方文化、甚至嶺南文化等隨運河的流波而相互滲透。同時，大運河也為新技術(農耕技術、印刷術、造紙術等)的傳播開闢了通道，使中華文明日顯昌隆。

再次，大運河的開鑿使運河沿岸的生命形態得到了充分的養護。無論是自然生命還是人類、城市和文化生命，隨着大運河的開鑿誕生之後，也因為有了運河的養護而成長髮展。雖然有人認為隋煬帝貫通京杭大運河勞民傷財為的是滿足自己窮奢極欲的生活，因此對大運河的開通抱有不屑甚至反感，但是，我們不能否認，不管帝王將相的意願如何，實際上運河開通之後客觀上所存在的重要價值和意義是對不同生命形態的養護。一方面，運河水滋養了無數的生靈，因其灌溉之利，舟楫之便，魚蝦之裕，極大地促進了農業、漁業、商貿業、造船航運業等諸多行業的發展，使沿岸經濟社會得到了空前的繁榮，另一方面，運河疏通既有效地承擔了分洪、泄洪、防洪的功能，又起到防旱、抗旱的作用。保護着沿岸居民在遭遇自然災害之時增添了一道保護自己免受或少受災害影響的屏障。以唐宋以來的江南為例，可以説沒有運河的養護，就不可能有江南的富饒，所謂“蘇湖熟，天下足”，也正是得益運河航道可以把江南的糧、絲、棉等傳運天下以養育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