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我國高校應屆畢業生預計將達660萬人，就業總量的壓力非常大。國務院總理温家寶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千方百計擴大就業，“繼續把高校畢業生就業放在首位”。在十一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新聞中心舉辦的“就業和社會保障體系建設”記者會上，人社部部長尹蔚民也明確表示，“我們仍然會按照黨中央、國務院的要求，把高校畢業生的就業工作放在整個就業工作的首位。”面對嚴峻的就業形勢，如何幫助大學生尤其是困難大學生，成為當務之急。
眼下正是大學生畢業求職的關鍵時期。高校畢業生是就業工作的重中之重，針對高校畢業生開展就業援助也顯得尤為重要。大學生就業援助的社會意義何在？如何開展大學生就業援助？為此，記者日前採訪了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勞動經濟學院副教授黎煦。
提供就業援助需對症下藥
記者：大學生就業難已不是一個新話題，昔日的天之驕子面臨着沉重的就業壓力。那麼，我國為何會存在大學生就業難？分析原因，該如何提供就業援助？
黎煦：大學畢業生就業困難在我國還是一個新生現象，但在西方發達國家和日本早已司空見慣。我國大學生就業困難並不是大學生總量太多，而是就業市場的結構性失衡。在這種情況下，大學生就業援助就顯得不可或缺。
結構性失衡表現在地區結構、層次結構、科類結構、專業結構等多個方面。比如地區結構的失衡：廣大的農村和西部、經濟欠發達地區需要大量的人才，但是，人才並不願意進來，即使進來了，也經常留不住。而經濟發達的北京、上海、廣州等大城市和沿海地區的就業崗位有限，卻又云集着大量人才， “人才過剩”的表象應運而生。層次結構的失衡：學歷層次越高初次就業率越高，反之則越低，但專科生的初次就業率相對於本科生和研究生來説，明顯要低得多，所以，不同學歷層次上的就業存在着嚴重的失衡。科類結構的失衡：在各個科類中，不同專業學生的就業率有着明顯的反差，教育、考古、歷史、社會等專業的學生近年來都遭遇了較重程度的就業難，而理工科學生的就業則相對要容易。正因如此，我們在提供就業援助時，應該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需要一一對症下藥。
記者：與農民工、就業困難羣體不同，大學生就業援助活動的必要性有哪些？
黎煦：大學生就業問題是在我國經濟轉型、社會整體就業壓力非常嚴峻的形勢下出現的社會現象。今年，我國高校畢業生人數預計達660萬人。人社部預計， “十二五”期間應屆畢業生年平均規模將達到近700萬人。如果考慮歷年累積的未就業畢業生，需要就業的高校畢業生人數更加龐大。而我國每年轉移到非農產業的農村勞動力約為1000萬人，大學生、農民工兩大羣體人數漸趨持平。雖然大學畢業生的初次就業率、就業質量，明顯要高於農民工，但解決大學生就業問題仍然具有重大的社會意義。農民工失業返鄉還有一塊土地依靠，大學生畢業找不到工作，社會風險更加嚴重。
除此之外，從家庭以及個人的角度看，大學生就業形勢的緊張，直接威脅了相應人力資本投資的收益與保障。從高等教育發展的角度看，大學生就業問題影響到高等教育的健康發展。
大學生、農民工與就業困難羣體的就業援助有共同點，如社會保險補貼、公益性崗位安置、免費開展就業推薦、舉辦專場招聘會等。然而，大學生接受過高等教育，就業問題受知識結構、就業意願等因素的影響，還可能存在心理、生理、學習成績等方面的缺陷。因此，大學生就業援助，對政府相關部門的工作要求更高。
我們還要考慮到一點，大學生不工作，很可能是不願工作，打算考研或出國，退出勞動力市場，變為 “非經濟活動人”。從這個意義上説，大學生就業援助，首先核定有強烈就業意願的困難家庭大學生、殘疾大學生，也是有必要的。
就業援助可借鑑他國經驗
記者：我國各地都在進行大學生就業援助活動，免費開展就業推薦、就業培訓實習、就業信息和專場公益招聘會等服務。您認為我國大學生就業援助應如何進行？
黎煦：大學生找不到工作，其中一個原因是 “學非所用”，即專業背景與崗位需求不匹配。從宏觀層面看，是就業市場與教育市場沒有連接起來。在這種情形下，教育部門、人社部門需健全大學生就業協調機制，形成合力。從目前來看，有兩項工作可以做，一是職業技能培訓，二是就業見習，把公共就業服務延伸到校園，提升大學生素質和能力，幫助大學生更好地適應社會。
除此之外，就業信息的統計和整理也應該向校園延伸。這方面可以向日本借鑑。日本高校為學生收集和提供詳盡的職業指導和就業信息資料。比方説，奈良一家中小企業招聘5名文職人員，在電腦上可以看到非常詳盡的崗位信息和招聘要求，信息的真實性經過政府部門的核實，類似於我國公務員考試報名過程。另外，企業每一個崗位歷年的招聘人數、報名人數、招聘結果、被錄用者姓名以及畢業院校，都被整理成厚厚的一本圖書資料，提供給找工作的大學生參考。這樣做的好處，就是讓大學生在求職過程中有的放矢，找到最匹配自己的崗位，在時間和精力上避免不必要的浪費。
我國大學生就業援助也是近年來的新生事物，可以借鑑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的經驗，更需要自身長期實踐和摸索。
援助要幫助大學生轉變就業觀念
記者：現在基層對大學生有較大需求，部分大學生受傳統擇業觀念的影響，不願到基層去。在就業援助中，是不是應該着重培養大學生新的就業觀念？
黎煦：大學畢業生就業觀念落後，持這種觀點的不僅在經濟學界不乏其人，可以説是社會普遍存在的認識。 “所謂就業難，是指相對於自己最高期望值而言的難，只要適當調低自己的要求，放棄非機關事業單位和央企國企不進的想法，就業應該還是不成問題的。”這種觀點認為，大學畢業生就業困難的根本原因在於就業觀念落後，在於畢業生的不良擇業行為。一些大學畢業生擇業時總是留戀大型國企和機關事業單位，希望能夠找到勞動環境舒適、工資待遇優厚、上班時間合適、離家距離較近的城市工作。結果在我國失業保障水平很低的情況下，出現了大學畢業生結構性失業與自願性失業並存的局面。因而大學畢業生就業問題的解決，關鍵是大學畢業生要轉變擇業觀念。
政府應降低人員流動的門檻
記者：與大學畢業生總量壓力相伴隨的是，部分畢業生專業背景、就業意願和崗位需求不匹配。而且，現行公共服務、户籍、人事管理制度也是導致大學生不願意面向基層就業的根本原因。除了重新培養大學生就業觀念之外，為了使大學生願意去基層就業，政府應該從哪些方面努力？
黎煦：現行高校畢業生就業制度、户籍制度、幹部人事制度與市場就業機制還不完全適應。我國東部與中西部之間發展差距較大，經濟發達地區就業機會多、發展空間大。多數高校畢業生更願意在機關事業單位和國有企業就業，更願意在經濟發達地區和一二線城市就業。畢業生在地區之間、企業與機關事業之間流動仍然存在障礙，畢業生身份轉換困難，就業渠道不暢通。因此，引導更多的畢業生到城鄉基層、中西部地區、中小企業就業，需要採取鼓勵性政策，需要推進體制機制改革。從大趨勢看，應該把與户籍掛鈎的福利逐一剝離，減少阻礙人員流動的門檻。但從現在情形來看，許多地方又在走回頭路。北京、上海、廣州等地的 “限購令”，抑制非户籍居民購車、購房，實際又在抬高户籍的 “含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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