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前，媽媽過世三週年那天，我到八寶山骨灰堂取回了媽媽的骨灰——按照當時的規定，三年期滿，骨灰堂不再負保管的責任。遠在廣州的父親來信説，還是入土為安吧!
可是，哪裏去買這一方土?四年前那時候還不像現在，現在倒新闢了好多處安葬骨灰的墓地。那時，只有一個別無選擇的，形同亂葬崗子的普通百姓的墓地。我去那裏看過，普通百姓身後的居處和他們生前的住處一樣擁擠。我輩本是蓬蒿人，把媽媽安葬在這裏，並不委屈。然而，想到性喜清靜的媽媽將擠在這喧囂的、橫七豎八的墳場上，又於心何忍?
對官居“司局級”方可升堂入室的“革命公墓”，我是不敢奢望的。假若媽媽是個處長，説不定我也會像無數處長的兒子一樣，要求追封個“局級”，以便死者蔭及子孫。而我的媽媽不過是一個普通的中學教員。非分之想或許有過——為媽媽買骨灰盒的時候，不知深淺的我，要買一個最好的。我當即被告知：那必須出示“高幹證明”。從那以後，我不敢再僭越。現在，媽媽躺在80元一個的骨灰盒裏。最後，我把媽媽的骨灰，埋在我挖過煤的那座大山的山崗上。
那幾天，我轉悠遍了大半個北京城，終於買到了一個剛好容下骨灰盒的長方形玻璃缸。又找到一家玻璃店，為這自制的“水晶棺”配上了一個蓋。一位朋友開車把我送到那座山腳下。
那些曾經一塊兒挖過煤的朋友，現在有的已經是礦長了，有的還是工人。不管是當了官的，還是沒當官的，誰也沒有忘記我的熱情好客的媽媽對他們的情分。我們一起動手，把骨灰盒埋下，堆起了一座墳頭，又一起把那巨大的漢白玉石碑由山腳下一步一步抬上山來。
石碑俯瞰着那條由北京蜿蜒西來的鐵路。我十八歲那年，列車就是順着這條鐵路，把我送到這裏當了一名採掘工人的。
媽媽病故的時候，年僅五十五歲。一位作者講過自己過生日的慣例：那一天他絕不張燈結綵，也絕不大快朵頤。他把生日那天作為“母難日”，因為自己的出生給母親帶來了太大的痛苦。
“母難日”三個字，使我動容。因為我不僅是在出生那天給母親帶來痛苦的兒子，而且是給母親帶來了終生災難的兒子。因我的出生，使媽媽患了風濕性心臟病，而母親如此過早地亡故，恰恰是由於心臟病的發作。
我沒有更多的話好説。好好活着，充實，自信，寵辱不驚，像媽媽期望的那樣。山崗是普通的，媽媽也是普通的。每年清明，我都去看望山崗上的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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