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時間國內新型冠狀病毒的爆發趨勢已得到很大遏制，一些省份也將突發公共衞生事件響應等級由一級降為了二級。雖然現在隨着復工潮的到來我們依然不能放鬆警惕，但依稀看到了勝利的曙光。每天在被那些奮戰在疫情一線的英雄人物事蹟感動的同時我也在不斷思考着一個問題：究竟是什麼原因使得中國在這次疫情中展現出了舉世無雙的動員能力?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動員能力代表了一個國家在發生災難、戰爭時所能發揮的力量，因此動員能力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能夠反映出一個國家的戰爭潛力。這次疫情爆發之後全國各地在努力控制本地疫情擴散的同時還抽調了至少3.45萬名的醫護人員支援湖北省。而這3.45萬名醫護人員的背後是幾十萬甚至上百萬人奮戰在一線提供物資支援、交通調度、後勤保障、病人轉運、防控監測等服務，當然這一切也少不了千千萬萬不能上一線並蝸居在家的人對疫情防控工作的支持和配合。從上到下統一部署、統一調度、統一實施，大家都在為了疫情早日結束而努力。災難面前中國人表現出了最高的服從性、最強的使命感、最大的執行力，14億人心往一處想勁往一齊使，迸發出來的能量是無窮無盡的。
那麼為什麼如今的中國能夠有如此強悍的動員能力呢?從中國自身角度來講近代中國經過百年磨難最終打破了自給自足的發展模式，要知道中國封建時代的典型特徵就是“皇命不下縣”，這對於古代中國的動非常不利。封建時代由皇帝任命的官員只能到縣一級，廣大鄉村則需要靠德高望重的鄉紳士族來協助管理。鄉紳士族的特殊作用也使得一些人為了利益跟官員勾結禍害百姓，最終導致很多命令下到最基層之後就已經變味了。尤其是古代人一直認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你皇家天下的好壞跟我有什麼關係?我只要能夠有口飯吃有間房住就行了。如果鄉紳士族平時習慣欺壓百姓的話關鍵時刻自然不會得到民心，而且在古代由於生產力低下很多時候都是強徵勞力和賦税。此時平日裏就不好過還要被徵徭役和賦税的老百姓就會更加苦不堪言，老百姓和政府的矛盾一激化自然就容易引發民變。
韓國疫情分佈而現在跟古代已經大大不同了，雖然村子裏也是由各個村的村民進行自治，但整體上會由縣裏對這些鄉村進行管理、監督。當災難、戰爭發生的時候已經能夠動員到最基層的居民小組或社區。這時國家的命運已經和個人命運息息相關，此時也最能表現出什麼叫做“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傾巢之下，焉有完卵”，因此大家在遭遇災難和戰爭的時候絕對不會像一百多年前清末民初時袖手旁觀、無動於衷、麻木不仁。簡單來説就是中國在百年時間裏擺脱了持續兩千年的自給自足發展模式，關鍵時刻個體還想着選擇躲避自保已經行不通了。國難當頭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沒錢也沒力氣的就好好配合相關工作，只有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發展模式的轉變是因為科技水平提高推動了生產力的爆發，得到解放的大量勞動力不僅能夠滿足各行各業對人才的需求，無形之中促使國家形成了一套完整工業體系。有了完整工業體系才有機會提升本國產品核心競爭力，最終建立一套屬於自己的體系標準並掌握絕對的話語權。中國從建國時的一窮二白到如今開始建立自己的工業標準只經過了短短70年的時間，與其説是一個奇蹟不如説是國家制度的優勢體現。
中國既是此次新型冠狀病毒爆發的源頭國家，又是一個擁有14億人的大國，管理難度可想而知，好在中國地大物博有足夠的糧食、蔬菜和肉類穩定物價，大家又非常配合疫情防控工作，這才得以集中力量壓住了疫情大爆發的勢頭。可從鄰居日本、韓國這兩個發達國家最近傳出的消息來看盡管已經給了他們充足的時間做準備，可如今就連中國網友們也明顯感覺到了韓國和日本的防控不力，恨鐵不成鋼地評價稱他們“抄作業都抄不好”。
韓國一些人選擇丟下祖國跑路導致飛往中國一些城市的機票價格暴漲，內部的管理混亂導致疫情有進一步擴散的風險。日本人則是不希望疫情影響到經濟發展，尤其是日本今年還要舉辦東京奧運會，因此目前尚未有類似中國封鎖城市等重大舉措。最關鍵的是韓國和日本很多生活、生產物資都嚴重依賴外部，一旦疫情大規模爆發封鎖城市民眾的生活成本會急劇上升。韓國和日本是兩個非常典型的發達國家，按道理説應對各方面威脅的制度和手段已經足夠成熟，但面對同樣的疫情中國顯然決策更快、動員更強、應對更有效、國民也更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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