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的光輝歷程
——“新年伊始學黨史”活動授課提綱
一部中國共產黨的奮鬥史，讓我們廣大黨員認識到了新事物發展之初的艱難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強大生命力。習主席曾在“七一”講話中指出，我們黨團結帶領人民在中國這片古老的土地上，書寫了人類發展史上驚天地、泣鬼神的壯麗史詩，集中體現為完成和推進了三件大事。第一件大事，我們黨緊緊依靠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實現了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第二件大事，我們黨緊緊依靠人民完成了社會主義革命，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第三件大事，我們黨緊緊依靠人民進行了改革開放新的偉大革命，開創、堅持、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三件大事，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前途命運，不可逆轉地結束了近代以後中國內憂外患、積貧積弱的悲慘命運，不可逆轉地開啟了中華民族不斷髮展壯大、走向偉大復興的歷史進軍，使具有5000多年文明歷史的中國面貌煥然一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展現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一、我黨發展史上的艱難時期
（一）黑暗統治下應運而生。五四運動以後，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日益結合，中國先進分子在鬥爭實踐中逐步認識到：要從根本上改造中國社會，必須建立一個布爾什維克式的無產階級政黨，作為中國革命的領導核心。從1920年初開始，中國先進分子從各方面展開了創建中國共產黨的工作。
中國共產黨的創建，是從建立地方組織開始的。最早醖釀創建中國共產黨的是陳獨秀和李大釗。1920年2月，為了擺脱反動當局的迫害，陳獨秀決定離京赴滬，李大釗在護送他去天津乘船的途中，二人交換了建黨的意見，相約在北京和上海分別展開建黨的準備工作。4月，共產國際派維經斯基(中國名字叫吳廷康)來華，在北京與李大釗等會晤，後經李大釗介紹又去上海會見陳獨秀，商討在中國建立無產階級政黨的問題。經過幾個月的醖釀，1920年8月，陳獨秀、李漢俊、李達、陳望道、邵力子等在上海建立了中國共產黨的發起組——上海共產主義小組。同年秋到1921年上半年，李大釗、張國燾、鄧中夏等在北京；毛澤東、何叔衡等在湖南；董必武、陳潭秋等在湖北；譚平山、陳公博等在廣東；王盡美、鄧恩銘等在山東；張申府、趙世炎、周恩來等在法國；施存統、周佛海在日本，也都相繼成立了共產主義小組或開始建黨活動。
1921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樹德里3號祕密舉行。出席會議的有上海代表李達、李漢俊；北京代表張國燾、劉仁靜；長沙代表毛澤東、何叔衡；武漢代表董必武、陳潭秋；濟南代表王盡美、鄧恩銘；廣州代表陳公博；留日學生代表周佛海。包惠僧受當時在廣州的陳獨秀派遣，也參加了會議。他們來自7個地方，代表着50多名黨員。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尼科爾斯基也列席了會議。會議聽取了各地黨組織的報告，起草了黨的綱領和決議。7月30日晚，會議遭到法租界巡捕房的搜查，被迫轉移到浙江嘉興南湖的一艘遊船上繼續舉行。
中共一大在代表少、局勢亂的背景下召開，但它的成功預示着一個偉大的政黨即將登上歷史舞台。
（二）關乎生死存亡的遵義會議。1934年11月，在湘江戰役中，中央紅軍付出了空前慘痛的代價，由從江西出發時的8.6萬人鋭減至3萬多人。湘江戰役後，中央紅軍仍按原定計劃，繼續向湘西前進。這時，蔣介石已判明紅軍的行動企圖，在紅軍前進的道路上部署了重兵。在此危急關頭，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根據當時軍事態勢，力主放棄原定北去湘西會合紅２、紅６軍團的計劃，改向國民黨統治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以擺脱敵人，爭取主動。1935年1月初，中央紅軍分別從回龍場江界河、茶山關渡過烏江，１月７日晨，紅軍先頭部隊進佔黔北重鎮遵義。
截至此時，王明“左”傾錯誤統治全黨已達４年之久，給黨和紅軍造成了極其嚴重的損失。還在中央蘇區時，許多幹部就對中央主要領導人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產生懷疑和不滿，一些軍團指揮員在作戰電報、報告中提出批評意見，有些同志甚至同李德發生激烈的爭論。這時，中央大部分領導人對於中央軍事指揮的錯誤問題，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見。1935年1月15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義召開擴大會議。出席會議的政治局委員有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朱德、陳雲、博古，候補委員有王稼祥、劉少奇、鄧發、何克全（凱豐），還有紅軍總部和各軍團負責人劉伯承、李富春、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祕書長鄧小平。共產國際駐中國軍事顧問李德及擔任翻譯工作的伍修權也列席了會議。會議着重總結了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經驗教訓。會上，毛澤東作了長篇發言，對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進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評，並闡述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戰術問題和今後在軍事上應採取的方針。
遵義會議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增選毛澤東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成立了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新的“三人團”，周恩來為團長，負責指揮全軍的軍事行動。遵義會議是在緊急的戰爭形勢下召開的，集中地解決了黨內所面臨的最迫切的組織問題和軍事問題，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毛澤東在紅軍和中共中央的領導地位。這些成果，是中國共產黨同共產國際中斷聯繫的情況下獨立自主地取得的，標誌着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開始走向成熟。這次會議，在極端危急的歷史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在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歷史上，是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制定了一條正確的政治路線和軍事路線，屢遭挫折的紅軍從此有了從勝利走向勝利的保證！
（三）抗日戰爭中反清剿鬥爭。1941年和1942年，是世界法西斯勢力最為猖獗的時期，是中國抗日戰爭極端困難的時期，也是黨領導的人民革命力量由上升轉入下降的時期，黨領導的敵後抗戰出現了極為嚴重的困難局面。日本為了把中國作為它進行太平洋戰爭的基地，妄圖在短期內消滅共產黨及其領導的革命力量，於是集中主力部隊，對抗日根據地進行瘋狂進攻，對淪陷區殘酷地進行殖民統治和經濟掠奪。
在華北，日軍把1938年底在華北推行的“治安肅正運動”擴展為兇狠毒辣的“治安強化運動”，提出了“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口號。從1941年春到1942年底，日軍在華北連續五次推行以“反共”與“建立東亞新秩序”為中心口號的“治安強化運動”，把整個華北劃分為“治安區”(即敵佔區)、“淮治安區”(即敵我雙方爭奪的游擊區)、“非治安區”(即敵後抗日根據地)。然後對這三種不同的地區，分別採取不同的政策。在敵佔區，日軍以“清鄉”為主，普遍建立漢奸政權，強化保甲制度，鎮壓人民的反日運動，進行奴化教育和政治欺騙，實行殘酷的殖民統治。在游擊區，日軍推行“蠶食”政策，大量修築公路網、碉堡羣、封鎖溝、封鎖牆和崗樓，製造“無人區”，以防止人民武裝深入游擊區和敵佔區活動。對敵後抗日根據地，日軍以“掃蕩”為主，實行極其野蠻殘忍的“三光”政策。
在人民抗戰的嚴重困難時期，黨領導的人民革命力量處於下降階段。從1941年到1942年，八路軍、新四軍兵力由50萬減少到40萬，幹部損失很多；根據地面積縮小了1/6，人口也從1億降到5千萬；生產遭到破壞，財政經濟和軍民生活發生極大困難，沒有任何外援。這時幾乎弄到沒有衣穿，沒有油，沒有菜，沒有紙，戰士沒有鞋襪，傷病員沒有醫藥，工作人員在冬天沒有被蓋的境地。當時日軍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岡村寧次宣稱：華北的共產黨軍隊敗局已定。
針對敵人進攻的新形勢，1941年11月，中央軍委發出《關於抗日根據地軍事建設的指示》，確定了敵後軍民對敵鬥爭的方針是：堅持長期的、分散的游擊戰爭，採取一切鬥爭方式與敵人周旋，節省與保存自己的實力，以待有利時機。終於在1945年迎來了戰略反擊，最終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
（四）文化大革命動亂十年。1965年11月10日發表在上海《文匯報》上由姚文元署名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線。此後，全國上下進行了紅衞兵運動和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支持青年學生到全國各地去“煽文化大革命之風，點文化大革命之火”
1967年元旦，《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發表社論，題為《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社論根據毛澤東1986年12月25日在一次會議上的談話內容，提出1987年“是全國全面展開階級鬥爭的一年”，號召“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社會上的牛鬼蛇神展開總攻擊”。從此，“文化大革命”進入全面奪權階段。
1967年1月4日，張春橋、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組調查員”身份從北京回到上海，緊急策劃奪權。4日、5日，上海《文匯報》和《解放日報》先後被造反派奪權。這就是當時所謂的“一月革命”。毛澤東支持了這一奪權事件，肯定了上海的“一月革命”，把它看作貫徹“文化大革命”方針，徹底改組各級領導的有效方式，認為“這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這是一場大革命。”
這樣的嚴重局勢，引起了新中國開國元勛們的擔心和憂慮。在1967年1、2月間的中央軍委會議上和在2月11、16日周恩來主持的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的政治局碰頭會上，政治局委員譚震林、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和國務院主管經濟工作的餘秋裏、谷牧，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做法表示強烈不滿，同林彪、江青、康生、陳伯達一夥進行了嚴正的鬥爭。毛澤東對於批評“文化大革命”十分不滿，於2月18日夜，嚴厲批評了這些老同志。從2月25日至3月18日，中央召開了7次“政治生活會”。江青、康生、陳伯達、謝富治、葉羣等以“二月逆流”的罪名，對提意見的老同志進行圍攻和批判，周恩來也受到責難。同時，他們藉機掀起所謂“反擊全國自上而下的復辟逆流”，更大規模地打擊迫害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幹部。此後，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動，中央文革完全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
老一輩革命家的二月抗爭被壓下去之後，無政府主義的狂潮更加高潮。196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發出文件，把1936年薄一波等人經劉少奇請示中央批准決定出獄一事，錯定為“自首叛變”，並説這是一個“長期隱藏在黨內，竊據了中央和地方黨政領導機關的重要職位”的所謂“叛徒集團”。這樣，全國颳起了“揪叛徒”的惡風，矛頭直指劉少奇，誣衊他是“叛徒集團的頭子”。
7月18日在中南海組織召開“批判劉少奇大會”，對劉少奇、鄧小平、陶鑄夫婦進行批判，並對劉少奇實行抄家和人身迫害。7、8月間，康生、謝富治、戚本禹等煽動組織“揪劉火線”，圍困中南海，衝擊國務院。
從1967年1月上海奪權起，至1968年9月初止，經歷了20個月錯綜複雜的鬥爭，全國29個省、市、自治區先後勉強成立了革命委員會，實現了所謂的“全國山河一片紅”，這標誌着“文化大革命”的奪權任務已經基本完成。當時，毛澤東認為“文化大革命”已經取得了偉大的勝利。“奪權鬥爭”和全面內戰，使中國人民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冤假錯案遍及全國，給全國各族人民造成了空前災難。
二、我黨發展史上的輝煌時刻
（一）抗戰得勝利舉國齊歡。1945年上半年，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繼續向勝利的方向發展，盟軍在歐洲取得了徹底戰勝德意法西斯的巨大勝利。5月2日，蘇聯紅軍攻克柏林，8日，德國宣佈無條件投降，歐洲戰爭結束。
在中國戰場上，堅持在敵後的八路軍、新四軍根據中共中央“削弱日偽，發展我軍，縮小敵佔區，擴大解放區”的指導方針，從5月12日開始，向日、偽軍發動了大規模的夏季攻勢。1945年7月26日，中英美三國發表了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無條件投降。8月8日，蘇聯對日本宣戰。8月6日和9日，美國分別向日本廣島和長崎投放了兩顆原子彈。中國的抗日戰爭隨即進入全面反攻階段。1945年8月9日，毛澤東發表《對日寇的最後一戰》的聲明，號召解放區“軍民應在一切可能條件下，對於一切不願投誠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實行廣泛的進攻”。10日至11日，朱德總司令連續發佈受降及對日展開全面反攻等七道命令。命令華北、華中和華南各解放區的人民軍隊，迅速前進，收繳敵偽武器，接受日軍投降，並命令冀熱遼邊區的人民軍隊迅速深入東北。在黨中央的指揮下，根據地軍民紛紛出擊，在各戰場上向敵偽軍舉行了全面大反攻。
在蘇聯紅軍及英美盟軍的打擊下，在解放區軍民的全面反攻下，8月14日，日本政府照會蘇、美、英、中四國，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廣播“終戰詔書”的形式，宣告無條件投降。16日，日軍大本營在下達“停止戰鬥行為”的命令同時，又命令日軍“在不得已的情況下，為了自衞可以採取戰鬥行為”。由於日軍宣佈投降又不放下武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反攻作戰仍繼續進行。9月2日，日本天皇、日本政府及大本營的代表在投降書上簽字。至此，中國抗日戰爭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同時勝利結束。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勝利，徹底打敗了日本侵略者，捍衞了中國的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使中華民族避免了遭受殖民奴役的厄運，促進了中華民族的覺醒，為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實現徹底的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奠定了重要基礎。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勝利，促進了中華民族的大團結，弘揚了中華民族的偉大精神，對世界各國人民奪取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維護世界和平的偉大事業產生了巨大影響。
（二）新中國成立華夏同慶。1949年4月21日，也就是國民黨南京政府拒絕在《國內和平協定(最後修正案)》上簽字的第二天，毛澤東主席和朱德總司令發佈向全國進軍的命令。中國人民解放軍向尚未解放的廣大地區，舉行了規模空前的全面大進軍。在第四野戰軍嚴密監視帝國主義動向的情況下，第二、第三野戰軍於21日凌晨，在西起湖口，東至江陰，長達500餘公里的戰線上，強渡長江，徹底摧毀了敵人苦心經營了3個半月的長江防線。23日解放南京，宣告了國民黨反動政權——中華民國的徹底覆滅。5月3日解放杭州。27日攻佔上海。第四野戰軍於5月14日，在武漢以東的團風、武穴間200餘公里的地段上強渡長江，16、17兩日，解放華中重鎮武漢三鎮。與此同時，華北各兵團於4月20日攻克太原。第一野戰軍於5月20日解放西安。接着，各路野戰軍分別向西北、西南、東南、中南等地進軍，用戰鬥和和平兩種方式迅速解決殘餘敵人。8月4日和平解放長沙。17日解放福州。26日解放蘭州。9月19日和平解放綏遠。25日和平解放新疆。到9月底，全國大陸絕大部分地區獲得解放。
10月1日，首都30萬軍民齊集天安門廣場，隆重舉行開國大典，毛澤東宣讀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公告，親自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紅旗，宣告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經過28年艱苦卓絕的英勇奮鬥，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舊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表明，中國其他各階級的政黨都不能充當革命的領導者，也不能建立新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歷史證明，沒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就沒有獨立、民主、富強的新中國；可以預料，建國以後的漫長曆史還將進一步證明，沒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就沒有繁榮昌盛的社會主義的新中國。
（三）改革開放春潮滾滾。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全會恢復和發揚了黨的實事求是、羣眾路線、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優良作風，開成了全局性的撥亂反正和開創新局面的重要會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圍繞工作重點轉移這個主題，討論決定了一系列關係到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重大問題。重新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重新確立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政治路線，實施改革開放的偉大策略。
在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把集體所有的土地長期承包給各家農户使用，農業生產基本上變為分户經營，自負盈虧。在城市，擴大企業自主權的試點，把一部分中央和省、自治區直屬企業下放給城市管理，試行“劃分收支，分級包乾”的新財政體制，疏理流通渠道、搞活流通體制，進行城市經濟體制綜合改革試點。1979年4月中央工作會議期間，鄧小平向廣東省委領導人提出了建立經濟特區的設想。7月，黨中央和國務院決定在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四個市劃出部分地區試辦出口特區。
三、從苦難輝煌的歷史中感受黨的偉大
習主席在“七一”講話中指出，事實充分證明，在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發展進步的壯闊進程中，歷史和人民選擇了中國共產黨，選擇了馬克思主義，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選擇了改革開放。事實充分證明，中國共產黨不愧為偉大、光榮、正確的馬克思主義政黨，不愧為領導中國人民不斷開創事業發展新局面的核心力量。
（一）我們黨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注重在思想上建黨。黨的發展歷程告訴我們，理論上的成熟是政治上堅定的基礎，理論上的與時俱進是行動上鋭意進取的前提，思想上的統一是全黨步調一致的重要保證。中國共產黨人堅信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是顛撲不破的科學真理，堅信馬克思主義必須隨着實踐發展而不斷豐富和發展，從來不把馬克思主義看成是空洞、僵硬、刻板的教條。在歷史上的一些時期，我們黨犯過錯誤甚至遇到嚴重挫折，比如“第五次反圍剿失敗”、“文化大革命”十年動亂等等，根本原因就在於當時的指導思想脱離了中國實際。我們黨能夠依靠自己和人民的力量糾正錯誤，在挫折中奮起，繼續勝利前進，根本原因就在於重新恢復和堅持貫徹了實事求是。
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們黨注重及時回答實踐提出的新課題，為實踐提供科學指導。習主席在“七一”講話中，要求全體黨員、幹部都要把學習作為一種精神追求，深入學習和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深入學習和掌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牢固樹立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真正做到學以立德、學以增智、學以創業。全黨同志特別是黨的各級領導幹部都要不斷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堅定理想信念，增強為黨和人民事業不懈奮鬥的自覺性和堅定性，咬定青山不放鬆，真正做到堅定不移、矢志不渝。
（二）我們黨堅持德才兼備、以德為先的用人標準，注重培養和使用人才。黨的發展歷程告訴我們，政治路線確定之後幹部就是決定因素。堅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賢，是我們黨性質和宗旨的必然要求。我們黨除了人民利益，沒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我們黨堅持這個崇高原則，為一切忠於人民、紮根人民、奉獻人民的人們提供了施展才華的寬廣舞台。我們黨堅持以寬闊的視野、高尚的境界、宏大的氣魄，廣開進賢之路，在革命鬥爭時期廣泛吸納各方面的優秀人才，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一文中指出，“中國共產黨是在一個幾萬萬人的大民族中領導偉大革命鬥爭的黨，沒有多數才德兼備的領導幹部，是不能完成其歷史任務的。十七年來，我們黨已經培養了不少的領導人材，軍事、政治、文化、黨務、民運各方面，都有了我們的骨幹，這是黨的光榮，也是全民族的光榮。但是，現有的骨幹還不足以支撐鬥爭的大廈，還須廣大地培養人材。在中國人民的偉大的鬥爭中，已經湧出並正在繼續湧出很多的積極分子，我們的責任，就在於組織他們，培養他們，愛護他們，並善於使用他們。”
習主席在“七一”講話中指出，要把各方面優秀幹部及時發現出來、合理使用起來。要堅持把幹部的德放在首要位置，選拔任用那些政治堅定、有真才實學、實績突出、羣眾公認的幹部，形成以德修身、以德服眾、以德領才、以德潤才、德才兼備的用人導向。要堅持憑實績使用幹部，讓能幹事者有機會、幹成事者有舞台，不讓老實人吃虧，不讓投機鑽營者得利，讓所有優秀幹部都能為黨和人民貢獻力量。
人才是第一資源，是國家發展的戰略資源。習主席在講話中要求，全黨同志和全社會都要堅持尊重勞動、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尊重創造的重大方針，牢固樹立人人皆可成才的觀念，敢為事業用人才，讓各類人才都擁有廣闊的創業平台、發展空間，使每個人都成為對祖國、對人民、對民族的有用之才，特別是要抓緊培養造就青年英才，形成人才輩出、人盡其才、才盡其用的生動局面。
（三）我們黨堅持貫徹羣眾路線，注重保持黨同人民羣眾的血肉聯繫。黨的發展歷程告訴我們，來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務人民，是我們黨永遠立於不敗之地的根本。密切聯繫羣眾是我們黨的最大政治優勢，“羣眾路線”是中國共產黨長期革命和建設經驗的總結，是黨的科學的領導方法，是歷史唯物主義的生動體現。以人為本、執政為民是我們黨的性質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根本宗旨的集中體現，是指引、評價、檢驗我們黨一切執政活動的最高標準。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密切聯繫羣眾，是我們黨區別於其他任何政黨的一個顯著標志。我們黨是在與人民羣眾密切聯繫、共同戰鬥中誕生、發展、壯大、成熟起來的。黨離不開人民，人民也離不開黨。一切為了羣眾、一切依靠羣眾，從羣眾中來、到羣眾中去的羣眾路線，是我們的事業不斷取得勝利的重要法寶，也是我們黨始終保持生機與活力的重要源泉。實踐啟示我們，必須始終緊緊依靠人民羣眾，誠心誠意為人民謀利益，從人民羣眾中汲取前進的不竭力量。
習主席在“七一”講話中提醒全黨同志“脱離羣眾是我們黨執政後的最大危險”。要求全黨必須始終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做到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繫、利為民所謀。
（四）我們黨堅持對腐敗的“零容忍”，注重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黨的發展歷程告訴我們，堅決懲治和有效預防腐敗，關係人心向背和黨的生死存亡，是黨必須始終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務。
提起腐敗，很多人都會在腦海中迅速掠過幾個貪官的醜陋嘴臉，可能還會記起那令人瞠目的貪腐數字。對腐敗的種種形式，比如貪污賄賂、索賄受賄、挪用公款、買官賣官等等，也並不陌生。腐敗，在民眾眼裏已如“過街之鼠”。我黨在反腐敗工作上一直保持高壓態勢，每年都有不少官員因貪腐落馬，鋃鐺入獄。
1952年，剛剛在廢墟中崛起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了阻止腐敗的滋生和蔓延，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了聲勢浩大的“三反”、“五反”運動。2月10日在保定東關大教場，河北省人民法院臨時法庭面對2萬多與會羣眾宣佈：“奉中央人民政府法院令準，判處大貪污犯劉青山、張子善死刑，立即執行！”兩個昔日屢建戰功的“紅小鬼”，沒有犧牲在敵人的槍林彈雨中，卻因貪污倒在中國共產黨反腐敗的槍口下。“鋤一害而眾苗成，刑一惡而萬民悦”。新中國反腐第一案兩聲槍響，舉世震驚，舉國震撼，廣大人民羣眾無不為之拍手稱快！
（五）我們黨堅持始終代表廣大青年、贏得廣大青年、依靠廣大青年，注重保持蓬勃生機和活力。一個有遠見的民族，總是把關注的目光投向青年；一個有遠見的政黨，總是把青年看作是推動社會前進的最活躍力量。習主席同志在“七一”講話中強調，青年是我們黨的未來和希望，這既是歷史的生動寫照、現實的深切呼喚，也是對祖國富強和民族復興的殷切期待。
我們黨的偉大征程，就是一部始終代表廣大青年、贏得廣大青年、依靠廣大青年的“青春之歌”。13位平均年齡只有20多歲的馬克思主義信仰者，創造了中國歷史上開天闢地的大事變；劉胡蘭、雷鋒、張海迪、李向羣等一批批年輕優秀黨員前赴後繼，為鮮紅的黨旗添光增彩；一代又一代從青年時期就追隨馬克思主義併為之奮鬥終生的共產黨人，讓黨的事業薪火相傳。今天，8000多萬黨員中35歲以下年輕人有近1/4，呈現着黨的事業對青年一代強烈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贏得青年，就是贏得未來。毛澤東把青年生動地比作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中國共產黨始終注重發揮青年在革命、建設和改革中的作用，始終高度重視青年工作，黨的偉大事業才有了繼往開來的輝煌。只有黨的隊伍裏始終洋溢着懷抱崇高理想、充滿奮鬥精神的青春激情，黨的肌體裏始終流淌着解放思想、與時俱進、鋭意改革、大膽創新的青春血液，我們偉大的事業才能永葆生機活力，我們偉大的祖國才能更加繁榮富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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