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貢院位於江蘇省南京市，是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文化機構之一。建於明朝，是全國乃至東亞地區最大的貢院。2005年，江南貢院作為南京明清建築羣的組成部分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現在，它已成為旅遊勝地，吸引着越來越多的遊客前來觀光參觀。
第1篇
江南貢院歷史陳列館，是中國唯一的一座以反映中國科舉考試制度為內容的專業性博物館，它坐落在聞名遐邇的南京夫子廟地區原“江南貢院”遺址上。
貢院是中國古代科舉制度的產物，為當時科舉考試的重要場所。江南貢院始建於南宋乾道四年(1168年)，起初只供縣、府學考試，佔地面積也不大，後經明、清兩代不斷擴建，鼎盛時期僅考試的號舍就擁有20644間，加上官房、膳房、庫房、雜役兵房等數百間，佔地近30萬平方米，其規模之大、佔地之廣居全國各省貢院之冠。明清兩代在江南貢院應試的部分著名人物就有唐寅、鄭板橋、吳敬梓、施耐庵、翁同龢、張謇、陳獨秀等。
復建後的“江南貢院歷史陳列館”仍保留有“明遠樓”、“貢院碑刻”等重要文物古蹟。陳列館大門“明遠樓”，原為江南貢院的中心，也是貢院最高的一座建築。登臨四望，秦淮風月，歷歷在目。“明遠”二字取自《大學》中“慎終追遠，明德歸厚”之意。樓內有清康熙年間著名詞人李笠翁所題對聯一副：“矩令若霜嚴，看多士俯伏低徊，羣囂盡息;襟期同月朗，喜此地江山人物，一覽無餘”。科考期間，監臨、駱試、巡查等官員晝夜登樓查望，“白天搖旗示警，夜間舉燈求援”，以防考生騷亂、作弊。
明遠樓兩側是碑廊，陳列着省級文物明清貢院碑刻20餘塊。其中有康熙御題碑、兩江總督鐵寶碑、重修擴建貢院碑等，是研究明清貢院建制沿革和科舉情況的實物資料。為再現昔日考試景觀，館內復建有考試時考生所用號舍40間。西面20問號舍，內部除陳列有古時考生所用文房四寶、油燈、食品外，還專門製作有電動模擬考生塑像。他們有的得心應手，有的抓耳撓腮，還有的正在伺機作弊。觀者不由被這些生動的人物形態景觀帶入到那逝去的歲月中。東邊20間號舍是舉行、模擬“江南鄉試”的場所，中外遊客可以着古裝，入號舍，答考題，親身感受科考之艱辛和中舉之喜悦。
東西號舍之間有花圃，這裏鳥語花香，修竹婆娑。由花鳥市場遁入貢院的小松鼠在遊人腳下戲耍、覓食。奇特的考場建築，將院外夫子廟那吵雜之聲完全消溶。難怪當年應試士子，身在號舍而能不為十里秦淮的喧囂所侵擾。
穿過花圃，便是“至公堂”。此堂原為監臨與外簾官聚會辦公之地，現為陳列館的主要展廳。這裏，以文字為主配以圖片和實物資料，向觀眾系統地介紹了中國科舉制度的形成發展與歷史沿革。
自隋朝以來，直至清末，中國的科舉制度存在了1300餘年，其社會影響十分深遠，因此，瞭解和研究古代科舉制度是有必要的。江南貢院歷史陳列館的宗旨即是廣泛徵集和展出有關科舉制度的實物和資料，研究這一制度在歷史上的得失和現實意義。同時該館又充分注意知識性、觀賞性、娛樂性的結合，真正做到寓教於樂，使科舉遺存在當代文化教育和旅遊事業中發揮作用。
第2篇
歷史上南京秦淮河的兩岸，一邊是勾欄瓦舍，一邊是江南貢院，河上有橋相通。如此安排甚是有趣，才子佳人，各得其所。如今，勾欄瓦舍早無蹤影，貢院還留下些許痕跡。歷史上南京秦淮河的兩岸，一邊是勾欄瓦舍，一邊是江南貢院，河上有橋相通。如此安排甚是有趣，才子佳人，各得其所。如今，勾欄瓦舍早無蹤影，貢院還留下些許痕跡。
歷史上南京秦淮河的兩岸，一邊是勾欄瓦舍，一邊是江南貢院，河上有橋相通。如此安排甚是有趣，才子佳人，各得其所。如今，勾欄瓦舍早無蹤影，貢院還留下些許痕跡。
鄉試的考棚才有資格叫貢院，鄉試是省級考試，明清時南京是省會，而江南貢院是當時中國規模最大的貢院，有兩萬多間房，比北京貢院大上一倍。如今南京有一所科舉博物館，建在原址的地下，秦淮河的邊上。
展覽中規中矩，該説的都説了。在結尾部分是中外名人對科舉制度的評價，觀點非常對立。有的説是史之創舉，中國第五大發明，是治國安邦的基石;有的説是毒藥毒瘤，不僅拖了社會進步的後腿，而且腐蝕了知識分子的心靈。
科舉制度也就是官員選拔制度。從秦朝開始，中國就進入了中央集權官僚時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所有的官員都是給皇帝一個人打工的，官員選拔制度就是給皇帝選拔打工仔，科舉是選拔程序，設立門檻和模板。科舉制度歷經1300年，僅是在元朝中斷過幾十年，按理説一個制度能持續了上千年，應該是一個好制度。換句話説，人們在上千年裏，還找不到一個更好的制度來替代它。由此説來，科舉制度沒有什麼大問題。
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後，他以極為嚴厲的手段整肅官員隊伍，對貪官斬立決，絕不姑息。據説被他殺掉的官員有十幾萬，以至於到了政府機關嚴重缺員，無人辦公的地步，後來有的“帶病官員”甚至在獄中戴罪辦公。即使如此，貪官還是層出不窮，前仆後繼。官員大面積貪腐，一定在哪裏出了問題，如果科舉制度沒有問題，那就是教育方針出了問題。
教育方針決定了教育的方向和目標，為社會培養什麼樣的人，以及掌握什麼樣的技能。千百年來，中國的教育方針只有一個目標，讀書做官。讀書為了做官，做官必須讀書，這是讀書人唯一的路線圖。歷史上許多讀書人屢試不第，後來放棄做官，退隱山林，有的成了詩人或畫家，不過他們的第一選擇仍是科舉入仕。李白的父親是商人，商人的後代不能參加科舉，李白連科考的資格都沒有，更別提入仕了，斷了當官的念想，只能踏踏實實做他的詩仙。讀書不是為了做官，只是單純為了增長學識，完善自我，當時這種人應該很少，或者乾脆沒有。
十年寒窗苦讀，做官的成本很高。“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一旦通過了科舉的門檻，如願做了官，接下來就該撈黃金，撈美女了，不枉十年寒窗苦讀。讀書-做官-撈錢，順理成章，規定動作而已，應該是社會的普遍現象。記得小時候聽説書，常有這麼一句，“學得文武藝，賣與帝王家。”讀書與做官，本來就是一筆交易，有投入就該有回報。
為什麼明朝的貪官格外多?元朝停了幾十年科舉，積壓下了一大批人才，而且漢人一直受到蒙古人的打壓，抬不起頭，讀書做官的路變得非常窄。到了明朝，恢復科舉制度，又開通了讀書做官的路，官員要抓緊時間彌補損失，自然大撈特撈。還有一種説法，明朝官員的俸祿微薄，逼得官員貪腐。其實各朝各代的貪官都不少，大多數皇帝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就像是乾隆對和珅那樣。只不過朱元璋是苦孩子出身，對貪官格外痛恨。
教育與權力捆綁在一起，使得教育成了權力的通道，台階，斷絕了教育多樣發展的可能，也使得教育偏離了正確的方向。人們讀書，並非是熱愛知識，傳承文化，而僅僅是打造一塊入仕做官的敲門磚。由於教育方針鎖定了讀書做官，人們把入仕做官當作實現人生價值的唯一途徑，視做官以外的途徑為旁門左道。
唐宋科考主要考詩賦，明清以《四書》《五經》的文句為題，格式為八股文，依據須出自朱熹的《四書集註》。科考注重選拔政治軍事人才，忽視了經濟、自然科學、工程技術等方面的人才。
千百年以來，中國搞出過一些偉大的發明，也出過一些自然科學方面的人才，像張衡、郭守敬、陶弘景、沈括等人，但這純屬民間行為，在政府的教育方針之外，是在野生狀態自然成長的。在近500年，近代科學產生於西方，而與中國這個文明古國無緣。曾有一個著名的“李約翰難題”，説的就是“中國有技術沒科學”。這與中國古代的教育方針不無關係。歷代科舉基本上沒有自然科學的內容，私學和官學也沒有自然科學的課程，不教也不考，中國的自然科學人才完全沒有成長的土壤。中國的技術來自“工匠文明”和“民間發明”，通過個人興趣和經驗積累，或是行業的知識傳播和培養，如道家對於醫學和藥學的挖掘和傳播，如陶瓷行業對燒瓷技術的提升。此外，還有一種“御用科技”，如皇帝對某一領域感興趣，會積聚人才，從事這一方面的研究。像中國的天文學卓有建樹，與歷代皇帝關注星象，設立欽天監不無關係。
19世紀末，科舉做出調整，增設了自然學科和經濟學科。科舉實施了1300年，在臨終前意識到了問題，可惜大勢已去，於事無補了。
在歷史上紹興盛產師爺。紹興的一些讀書人科考不中，轉而去給官員做師爺，放在現在就是專業顧問，有法律方面的、經濟方面的、工程方面的、事務方面的，總之地方上方方面面的工作靠他們在支撐，由他們在運轉，朝廷命官只是一個擺在前台的牌位。從另一個角度看，通過科考當上官的大老爺們，既沒有專業知識，也沒有處理事務的能力，不是他們低能，而是教育方針的標準產品。
夫子廟也在秦淮河畔，臨考的學子當然要先拜祖師爺。孔夫子説過：學而優則仕。孔夫子也曾奔波於列國，希望被哪一位國君看中，給他個一官半職。祖師爺況且如此，一脈相承，徒子徒孫還有什麼可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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