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十五年》讀後感範文精選

黃仁宇創作《萬曆十五年》，用一種散文式的筆法向人們描繪了波瀾壯闊的歷史畫面。那麼關於《萬曆十五年》的讀後感怎麼寫呢？下面是本站小編整理的《萬曆十五年》讀後感範文精選，以供參考。

《萬曆十五年》讀後感範文

在過去的一段很長很長的歷史中，我們中國人的歷史書很多情況下都是帶有強烈的意思形態，史學家治史都是帶有各種限制，都要規避統治者，亦即官方的避諱。例如有着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之稱的史記，也是要避過漢武帝。黃仁宇先生能夠寫下如此鉅著，以我之見，其實是有時代的推動之功。

何解?黃仁宇先生生於晚清民國時期，但是中晚年卻在美國居住，一直從事歷史方面的研究，涉獵古今中外的研究方法，並且常年在西方工作與生活，思想方式也受西方思維的影響，所以，其寫下如此一步鉅著是有一定的客觀要求，我們可以將其理解為時代的推動性，既是順應潮流與時代的發展而生。

但是，我們卻要認同黃仁宇先生的非凡之間，和創新精神。《萬曆十五年》一書運用了全新的分析手段，一種結合數據，理性的方法，通過厚重的，塵封的歷史畫卷富有想象力又不失嚴密的描述了明朝萬曆年間的各種人與物，還有那種歷史軌跡，這確實開了華人治史之先河，為後人展現了一種新的視角。

在本書中，作者非常智慧與獨特地選擇起一個時間點——萬曆十五年，這個節點展開描述。正如作者所説：“當年，在我國的朝廷上發生了若干位歷史學家所易於忽視的時間。這些事件，表面上看起來雖似末段小節，但實質上確實從前發生大事的癥結，也將在以後掀起波瀾的機緣。

其間關係因果，恰為歷史的重點。”作者以詼諧的語言，故事般的語氣，極為生動的描述了事件的線索發展，但是每個細節都根據數據與文獻的論證，有強烈的説服力。於本人之間，這書完全沒有其他歷史書的枯燥無味。但是其思想確散發着智慧的光芒。不失為適合大學生的讀物之選。

書中的第一個章節：萬曆皇帝。一個富有爭議的皇帝。一個飽受歷史學家爭論的皇帝。作者在描述這一關鍵人物之時，以一種獨特的視角去解讀。萬曆，是個無奈的皇帝，雖然貴為一國之君，但是有很多東西去不由他抉擇。

旁人可能覺得皇帝是一個十全十美的職務，但是在立儲這件事上它卻無法平自己的意願行事，這體現出了皇帝的苦惱。作者在描述這個有君主之名，而少君主之實的皇帝時，對中國歷史上的文官集團作了深刻的嘲諷。文官官僚體制，是一個穩定的體制，作者揭示了這種體制的極大弊端。這時，作者拋出了了首輔——張居正，一個智慧的相國，深諳文官羣體的行為。

其中作者提到了陰陽之説，深刻揭示中國道德治國的嚴重缺陷和政治的醜陋。作者對張居正的描述是較正面的。張居正是一個託孤大臣，作為皇帝老師，其一邊要管好年幼的萬曆，一邊要協調文官集團的利益，使文官集團的運轉正常，但是作為一個飽讀詩書的書生，不可避免又要胸懷百姓，總之，張居正是一個無奈的人物，他最後的下場卻道盡了文官集團的畸形。

其次，最有爭議的人物，海瑞出場了。這是一個獨具個性的文官，作者對其進行了一個深刻的描寫，分析其處境，還原歷史的情形。海瑞是一個激烈性格的官員，其這種飽含正義的性格為其他官員所憎惡。但是他思想迂腐，做的很多工作沒有根據實際情形開展，僅憑胸中的正義，作者再次深刻揭示這是行不通的。但是作為文官集團合性的要求與基礎，海瑞儘管與世道各個不入，但是他卻很長一段時間受到重用。者再一次批判了該道德制度的奇怪之處。

相對比於史記，史記更多的是生動的還原事件的本來性質，在語言中透露作者的觀點，本書更多從事件與史料出發進行分析，從而理清線索，從小事着手，在讀者前面一步一步展示歷史背後的發展規律，正如文中最後所説雖然貴為一國之君，但是有很多東西去不由他抉擇。旁人可能覺得皇帝是一個十全十美的職務，但是在立儲這件事上它卻無法平自己的意願行事，這體現出了皇帝的苦惱。“帝國的傾倒是尤其歷史的必然規律的。

後記：多讀書是有好處的，讓你可以看到大師的視角，從更客户的角度看待問題，而不是膚淺的哭爹罵娘，還是一句話：歷經千年的洗禮，經典，會帶給你千百年眼。

《萬曆十五年》讀後感範文

很早就聽説《萬曆十五年》非常精彩，立意深遠，給人感觸頗多。學校圖書館裏這書也十分熱門，幾乎看不到這本書，都被借走了。近來在網上看了這本書，的確是名不虛傳。只是我水平有限，無法説出什麼很有思想見地的話，就在這大致講一下這書內容吧。

本書篇幅精悍，每章專撰一人，圍繞主角命運沉浮，興衰際遇，融匯於歷史時光中去演繹，作者以旁觀者姿態，逐一分析事件原委、人物苦衷。書中所敍，不妨稱為一個大失敗的總記錄。因為敍及的主要人物，有萬曆皇帝，大學士張居正、申時行，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薊州總兵官戚繼光，以知府身份掛冠而去的名士李贄，他們或身敗，或名裂，沒有一個人功德圓滿。即使是側面提及的人物，如馮保、高拱、張鯨、鄭貴妃、福王常洵，也統統沒有好結果。這種情形，斷非個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釋，而是當日的制度已至山窮水盡，上自天子，下至庶民，無不成為犧牲品而遭殃受禍。作者在中文版《自序》中提及：此書“説明16世紀中國社會的傳統的歷史背景，也就是尚未與世界潮流衝突的側面形態。有了這樣一個歷史的大失敗，就可以保證衝突既開，恢復故態決無可能，因之而給中國留了一個翻天覆地、徹底創造歷史的機緣”。

第一章萬曆皇帝，深刻而集中的向我們介紹了禮儀在中國封建時期所發揮的重要作用及所佔的舉足輕重的地位。本章以一個戲劇化的午朝事件拉開序幕，數以千計的官員被一個謠傳矇騙，萬曆皇帝為此事不損傷朝廷體統便應付差事似的下了一道聖旨平復此事件。他的這一舉動正是出於禮儀所限，因為從皇帝到臣僚都彼此心照，朝廷上的政事千頭萬緒，而其要點則不出於禮儀和人事兩項。僅以禮儀而言，它體現了尊卑等級並維護了國家體制。萬曆皇帝便是熟悉各種禮儀的君主，從1587年3月他的父親隆慶皇帝為他舉行的象徵成為成人的冠禮；到幾個月後，9歲的他穿着喪服接見臣僚；再到每年在先農壇附近舉行的“親耕”等等，在這之中皇帝的參加時間，穿着，談吐無不遵循着各項禮儀的程序和規則。古人為禮所限，依禮而行是因為在他們眼中禮治所維護和倡導的道德是做人之根本，是第一位的。另外本章還重點介紹了兩個重要的人物一是張居正，另一個是“大伴”馮保。這兩個人結合在一起，對今後的政治形勢產生了相當深遠的影響。

第二章首輔申時行，申時行在當時無疑是一個很好的潤滑劑，他不能改變政治結構中的任何一個齒輪，難免最後他所不安的是他所盡的心力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

第三章世間已無張居正，對於皇帝最重要的人物張居正死後，這個旁大的帝國失去重心步伐不穩，最終失足而墜入深淵。它正在慢慢地陷入一個“憲法危機”之中。立儲一事使萬曆皇帝與為他服務的文官集團進行了消極對抗，致使綱紀敗壞黨爭紛起，國家基礎漸漸鬆動，知識分子“內聖外王”的理想的火焰被一點點熄滅。皇帝放任自流，臣下自甘下流。朝廷中那些有遠見、有理想、有道德、有才幹的人，在皇帝在這種為自己“放長假”的情況下也束手無策。明帝國就這樣一天天地枯萎下去。在本章中作者提出“多少年來，文官以形成了一種強人的力量，強迫坐在寶座上的皇帝在處理政務時擯棄他個人的意志。皇帝沒有辦法抵禦這種力量，因為他的權威產生於百官的跪拜之中，他實際上所能控制的則至為微薄。名義上他是天子，實際上他受制於廷臣”事實上，當一個人成為一個國家的象徵，而他又卻是掌握了至高無上的權力，那麼，他只需什麼也不做，就足以毀滅或成全這個國家。

接着，作者又用了三章分別介紹了海瑞，戚繼光和李贄。海瑞是個清官毋庸置疑，但他為清廉所做出的種種不合人倫的舉止，讓人無法用正常來評價，他一味提倡節儉，不懂經濟，連甜食都不準民間生產，只知道用道德和政治壓力管理社會。他的幾起幾落也是複雜奧妙得很，甚至不能引起現在已經知道真相的後人同情；而作為民族英雄的戚繼光，其戰爭天賦終於在個人人格污點的強大壓力之下，消失在了文官集團的政治角逐中；幻想哲學家李贄在1602年用剃刀自殺，這個現在看來具有深刻意義的事件，由於李贄平民代言人身份在封建統治下並不十分張顯，而沒有震撼到太多的人。

作者黃仁宇以這樣一段悲愴的文字結束了全書：“當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各人行動全憑儒家簡單粗淺而又無法固定的原則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創造性，則其社會發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補助技術之不及。1587年，是為萬曆十五年，丁亥次歲，表面上似乎是四海昇平，無事可記，實

際上我們的大明帝國卻已經走到了它發展的盡頭。在這個時候，皇帝的勵精圖治或者宴安耽樂，首輔的獨裁或者調和，高級將領的富於創造或者習於苟安，文官的廉潔奉公或者貪污舞弊，思想家的極端進步或者絕對保守，最後的結果，都是無分善惡，統統不能在事業上取得有意義的發展，有的身敗，有的名裂，還有的人則身敗而兼名裂。

“因此我們的故事只好在這裏作悲劇性的結束。萬曆丁亥年的年鑑，是為歷史上一部失敗的總記錄。”

《萬曆十五年》是一本值得研讀的書。作者的分析方法尤其值得學習，於細微處看大變化，通過有血有肉的重要歷史人物來還原歷史，解讀歷史。

其實不算認真看完，只是快速瀏覽。裏面很多故事已經有所瞭解，因此對我來説更重要的其實是書末的“《萬曆十五年》和我的‘大’歷史觀”。説白了就是，把明朝這段歷史置於世界大背景下，然後再把時間長度拉長到數百年，如此可以看出很多在微觀上無法看到的東西。

對於當時中國的日漸衰落，以及中國目前遇到的困境，其實都可以歸結到一個問題，那就是上學時候學了無數遍的“生產關係不符合生產力的發展”。

具體點説，什麼民主 自 由 文明什麼的，都是建立在一種東西之上，那就是“契約精神”，也就是“法治”的基礎。這一點，有賴於商業的發展，翻過來又能促進商業的發展。這就是為什麼目前國內都説“經濟改革倒逼政治改革”。某種先進的生產關係在一開始會促進生產力的發展，但到了瓶頸期，生產力的繼續發展就會受到限制，而這時，就會產生促進生產關係改革的呼聲。

黃仁宇還談到了市民階層的重要性。不知中央大力推進城鎮化的時候，有沒有這方面的考量，如果有，那真的是有壯士斷腕的勇氣。聯想到前段時間廣東發生的事件，可以看出，“契約精神”的要求在南方是高於北方的，這既是南方商業發達的結果，也反過來促進了商業的發展。

要實現富強民主自由文明，首先得把北方的遊牧氣質和小農氣質去掉，除了大力提倡發展經濟外，如何改革上層管理模式也是今後面臨的一大問題。

《萬曆十五年》讀後感範文

公元一五八七年沒有彌賽亞的誕辰，沒有先知的教誨，沒有預兆變遷的星斗閃爍滿天。有的，不過是一張張臉罷了，一張張疲憊地奔波於歷史的定格之中的臉。

萬曆註定不是屬於帝王的時代，這張臉譜中註定沒有多少王權的神氣。大明王朝註定只是封建史上的一個瞬息，而萬曆朝大約是閤眼的前奏，畢竟紫禁城中休憩的已不再是一個雄心壯志的統治集團，這點，萬曆之前的嘉靖就感覺到了——萬曆同他一樣早年登極，充滿變革和振興的希望，但這一些希望都隨着自身年齡與矛盾的增長、深化漸漸瓦解。明孝宗（弘治）應當感到悲哀，因為他的子孫沒能像他那樣扭轉祖宗留下的可怕局面。也正是因為如此，多事之朝才如同一出又一出的摺子戲，留下那麼多紅紅綠綠的角色。

惟獨有個人不繪臉譜，單看他一眼就覺得有凜然之氣撲面而來。他不是貢生，鄉試出身，也不應是有權對別人吹鬍子瞪眼的那一類，卻絕對有憋着氣唱大紅臉的天賦。他叫海瑞，就是鼎鼎大名的海剛峯。如果出生在當今社會，他一定算是個勤奮的好少年，與此同時，又是無知的憤青。想要為萎靡的朝政打一劑強心針的他，若不是有打不死的勇氣，怎麼敢傲立於羣臣之中?説他簡樸，卻又囂張，普天之下，凡為仕者無不懼其威風；説他忠誠，卻又不能扛頂風的旗，固執於毛皮小事之間。一個儒道的修行者，一個齋戒靈魂的素食者，他因為與塵世相觸而不再是聖賢。這不僅是海瑞的不幸，更是明王朝的不幸。他以一種極端的方式舒展自己的政治才華——以博得帝王的信任。但嘉靖尚道，萬曆重情，他只能做一面沒有人去照的鏡子，被擱置三朝的老臣。

明朝沒有李世民，沒有長孫氏，宮廷中人人戴着面具。讀《明史》我幾乎沒有抓到一個背影，但慶幸《萬曆十五年》讓我勉強看見了一個海剛峯。幾乎孤芳自賞的他，行走於濃粧豔抹的人羣中，很乾淨。他死的時候所有人都鬆了一口氣，鏡碎了，卻沒有人去補。

萬曆十五年，一五八七，明代的又一面鏡子不在了。在一片景仰的聲音中，海瑞那張不戴面具的臉成了永遠的幻影。他的矛盾並不來自內心，而是與外界摩擦的結果。我不想假設他為那個時代的良心，或許他沒有資格，李贄有，因為他懺悔過。

海瑞不會回頭，他不知為何要懺悔，他要做信念，而不是心的殉道者。大明王朝合上眼的前一刻，他或許，是最後的那個憤怒的拳頭。

臉?對，他的臉，不過是一張皮。皮下的，才是硬骨頭。歷史的臉譜是多端的，但油彩背後的，方是本原。一面能透過它的鏡子，是不是很好?

《萬曆十五年》讀後感範文

萬曆十五年，亦即公元1587年，在歐洲歷史上，正是文藝復興和地理大發現的時代;而在中國，在這平平淡淡的一年中，“發生了若干為歷史學家所易於忽視的事件。這些事件，表面看來雖似末端小節，但實際上卻是以前發生大事的癥結，也是將在以後掀起波瀾的機緣。”在歷史學家黃仁宇的筆下，我們開始了一場難忘的大歷史之旅……

固步自封的年代，一切試圖革新的傾向，都是不合時宜的，一切企圖在虛偽而又被認為是萬能的道德之外發展法治的觀點，都是異端邪説。於是改革家空有抱負而鮮有實踐之機，變革在重重困難中或夭折，或走樣;道德純正的人儘管其行為獲得了統治者的讚賞和平民的欽佩，卻難以獲得效仿——無人想去發揚和繼承其高尚品質。對他們來説，陽奉陰違，道貌岸然所帶的，比這虛名要現實和功利的多;真正的時代思想者只能在被打壓中度過一生。他發現自己的學説沒有付諸實踐的可能，“他就只好把它美術化或神祕化”。

一個年輕的、曾經試圖勵精圖治的君主，在諸多程式阻礙下，只能循規蹈矩，延續枯燥。他並不甘心：也許出於負氣，或者是無奈的消極反抗，此後(1587年)很多年，眾臣再也很難輕易見到他出席各種儀式——漫長的怠政在明王朝的歷史軌跡上延續 。從他觀賞中官擲銀取樂表明，“一個喜歡活動的人具備着充沛的精力，但又無法用之於做出積極的創造” 。他的壯志，他的宏圖，已是歷史雲煙，難以再續。立，何其難也，而破，也是千難萬難。

“在按着固定節奏流逝的時光之中，既缺乏動人心魄的事件，也缺乏令人企羨的奇遇。”在安逸的光景中，守成名正言順的成為單調生活的旋律。於是，一切變得不那麼重要，一切似乎可以無所謂。安逸，足以造就肆無忌憚的不思進取。在平淡無奇的格式生活中，枯燥成為了年輕君王的必修課。他的苦悶，乃是歷史的悲劇。

世界上有一種人，他們的品德可謂令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但卻鮮有人會雖不能至，心嚮往之。“他們大多活在官方的宣傳和平民的稱讚之中。他們的信條和個性使他們既被人尊重，也被人遺棄。這就是説，他們雖然被人仰慕，但沒有人按照他們的榜樣辦事”。就如很多人希望別人皆雷鋒，卻很少考慮自己也應該那樣無私。他們只是“可以和舞台上的英雄人物一樣，在情緒上激動大多數的觀眾”，卻無法引起公眾行為上的追隨。海瑞就是這樣的一個人。他具有強烈的道德和社會責任意識，他的一生體現了一個有道德教養的讀書人服務於公眾而犧牲自我的精神”。他嚴格要求自己，也同意嚴格要求別人。於是他的所作所為，令各方面感到為難和糾結。萬曆十五年，歲暮天寒，“海瑞的死訊傳出，無疑使北京負責人事的官員大大的鬆了一口去，因為他們再也用不着為大眾心目中的英雄——到處惹是生非的人物去操心做作安排了”。

人們總是喜歡將自己打扮成道德標杆，高尚莫比，嚴以待人，卻無法嚴以律己，甚至寬以待己;相應的，同時他們也就把自己當作道德監督者，實踐總是別人的事，而他們只需對此指手劃腳，品頭論足。因而他們總是正確，別人多少——如果不是總是的話——有錯。明朝歷史上，就有一位這樣的人物——張居正。“張先生言行不一，他滿口節儉，但事實證明他的私生活極其奢侈”。據説張居正大人的官轎，32人抬着(按當時禮制皇帝也不過16人規模)，約有50平米，分為會客室和卧室，全套明式傢俱，還有個獨立衞生間。轎四周有圍廊以供觀景怡情。這位節儉的倡導者，以聖賢自居的張居正，竟如此口是心非!

在作者看來，“中國二千年來，以道德代替法治，至明代而極，這是一切問題的癥結”。在人類文明發展歷程中，道德起了不可忽視的作用，它促進人類共同行為準則的形成並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了它。但是將道德——一成不變的道德準則——作為萬能的手段來調控社會的一切問題，則是荒繆的異想天開。道德必須被遵守和實踐，乃至被信仰，否則便是虛偽的。然而缺少制度的規制和約束，在功利主義——毋庸質疑，我們大多數人是這樣的——作用下，道德就很難突破停留在口號和宣傳中的困境，成為難堪的所在。而法治，則彌補了道德的缺陷，從而“使人類的行為服從於規則之治”(富勒語)。法治應當成為一種公眾信仰。而正如蘇力教授所認為的那樣：“這裏所説的信仰並不是一種言詞上的表白，一種決心，而必須是一種身心的投入;而且由於法律是一種社會的全民的事業，因此對法律的信仰甚至也不是某個或某些個體的心靈活動，而是整個社會的實踐顯示出的對法律的尊重和倚重。”

當前，中國正處於法治建設和社會改革的關鍵時期，書中對歷史的反思，以古為鑑，今人未嘗不能得到若干啟示，“給中國留下一個天翻地覆、徹底創造歷史的機緣”，創造法治歷史時代的機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