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讀美國《飢餓遊戲》有感：科幻作家影響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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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到有關未來的故事，人們總會去想它究竟會不會變成現實。進入新世紀後，常聽有人失望地抱怨“怎麼會飛的車還沒出現？”，可見以目前的科技水平，仍然還不足以做出二十世紀初那些科幻作品中的最酷炫的事物。
 
   但是科幻作品的任務並不是預言未來，它只是提出一些可能的設想。作家們或許會覺得未來故事比較好寫，因為誰也不知道將來究竟會怎麼樣。未來就像一個黑匣子，“不用害怕矛盾，想怎麼寫都可以。”著名詩人兼小説家厄休拉.勒奎恩在採訪時如是説。“未來就彷彿一個安全、無菌的實驗室，可以隨便試驗各種想法，”她比喻道，“是一個思考現實的途徑，一種方法。”
 
   有些作者確實用這個實驗室做出了一些可行的未來，設想以目前的社會趨勢與已有的科技突破將把我們引向何方。譬如首創“賽博空間”概念的威廉.吉布森，他在80年代出版了一系列驚座四方的作品，描繪了一個高度聯通的全球化社會，日常生活中到處是危險的黑客、賽博戰爭以及激烈的真人秀。而其他作家則將未來寫成一個隱喻。像勒奎恩就在她1969年的獲獎作品《黑暗的左手》中遙想了一個世界——那裏生活着一羣經過基因改造後的冬星人。藉此，她探索了一個沒有性別差異的社會會是什麼樣子。
 
   科幻作品的廣度跨越了幻想與現實，它與科學之間既有互惠的關係也有矛盾的地方。有些寫手會在動筆之前嚴謹地查閲物理、計算機方面的最新進展，而也有些人為了服務情節，會自行發明出一些“不可能”的科技（例如勒奎恩的超光速通訊器"安賽波"）。還有的則像H. G.威爾士那樣，用時間機器將讀者帶到未來親眼見證人類的毀滅，然後引發出一場社會輿論。
 
   很多時候，往往是那些看似奇怪的點子反而得以付諸現實。這可能與科幻作品的影響力有關。對於具有一定科學素養的讀者，藝術能夠點亮他們幻想的火花，然後反過來幫助實現作者的設想。儒勒.凡爾納在他1865年的小説《從地球到月球》中提出了光能飛船；而今天，全世界的科技工作者們都在忙着研究太陽帆。
 
   Jordin Kare是為一位天體物理學家，供職於位於西雅圖的LaserMotive科技公司，他在激光的理論與實踐、太空電梯以及光能推進器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果。他在採訪時説自己很感激科幻作品帶給他的人生與事業方面的影響。“我從事天體物理學的研究是因為我對宏觀尺度的宇宙很感興趣，但我報考MIT，卻是因為羅伯特.海因萊因的小説。他那本《穿上航天服去旅行》的主角正是MIT的學生。”Kare承認自己是一個活躍的科幻小説迷，他説：“在科學領域，最富探索精神的人總是會跟科幻界保持聯繫。”
 
   微軟、谷歌、蘋果以及其他公司常常會邀請一些科幻作家為旗下的員工舉辦講座，然後安排他們跟研究部門的開發人員私下會見。“設想（design fiction）”——即技術公司為蒐羅新點子而向外界發起徵文的過程——正是當今社會科幻與科技之間密切關係的完美體現。有些機構還會僱用作家專門創作“What-if”類型的故事，用以探索具有潛在市場的產品。
 
   “我真的很喜歡‘設想’，或者説‘雛形創作’。”小説家科利.多克託羅向雜誌透露道——迪士尼和樂購都是他的客户。“公司為一項科技產品的可行性舉辦徵文大賽，這事不足為奇。就像建築師為一棟樓房製作的效果圖。”多克託羅在一家軟件企業工作，對兩邊的工作流程都很清楚。“我參加過一些工程研討會，會議上我們經常會爭論產品投用後會怎樣。而這時候，寫部小説就是個挺好的辦法。”
 
   二十世紀初的美國科幻界對於未來的態度可以説是相當積極的。大家都認為科學發展能讓世界變得更加美好。但在接二連三的戰爭以及原子彈現世之後，科幻界的情緒有了巨大轉變。故事走向越來越暗黑，科學不再是救世主。
 
  而近些年來，反烏托邦主題也變得越來越突出了。部分原因可能是因為社會中大部分人並沒有感受到科技發展的好處。雜誌採訪了知名評論家、《科幻百科全書》編輯者之一的John Clute, 他引用了勃蘭特.羅素在1924年發表的讖言：“羅素曾説‘我擔心科學終會被統治者們利用，而非造福人類’。而我們今天要的擔心是，這個世界是不是已經被利益既得者佔據了統領地位。”
 
  暢銷書作者金.斯坦利.羅賓森（代表作《火星三部曲》, 《2312》，《薩滿》）亦表達了同樣的擔憂。他説蘇珊.柯林斯的《飢餓遊戲》展現的正是這種狀況——富有的統治階層利用無情的角鬥遊戲，在人羣中散佈恐懼和無助情緒，壓制窮人們的反抗念頭。“科幻作品反映了當下的人們對未來的予感，”羅賓森説道，“這就是為何30年代、40年代以及50年代的作品都很有‘抱負’。人們曾以為未來不論如何都會比當下更美好，但現在他們不這樣想了。富人佔據了十分之九的資源，剩下十分之一給我們爭食。如果我們反抗，他們就以階級鬥爭搗亂者的名義鎮壓我們。他們過着無比奢華的生活，玩弄我們，而我們只能忍受飢餓，自己打自己人——這就是《飢餓遊戲》的畫外音。這部作品能夠在市面上造成轟動反響是理所當然的。”
 
   威廉.吉布森認為將科幻作品直接分成烏托邦與反烏托邦兩個陣營是沒有意義的。儘管他在1984年創作的首部賽博朋克小説《神經漫遊者》中構建了一個資源短缺、適者生存的未來，他卻並不覺得自己的作品是悲觀的。“我走的是自然主義路線，”他説道，“我以為自己在80年代還沒達到反烏托邦的地步，我寫的不過是一個走出冷戰後的世界罷了——雖説那時候即便很多聰明人都覺得難以想象。”
 
   烏托邦還是反烏托邦，這個選擇常常取決於作者是否對未來抱有希望。比如羅賓森，總是關注反烏托邦方面宏大、嚴肅的潛在議題，諸如核戰爭、生態危機以及氣候變化等等。不過他並沒有向絕望妥協，而是在經過細心的科學調研之後，提出了一些精妙、現實的解決方法。正如他在自己作品中的話：“好吧，至少我們可以選擇善待世界。”
 
   尼爾.斯蒂芬森是一位涉獵廣泛的小説家，曾寫過《飛越修道院》、《瑞密德》等很多反烏托邦主題的作品。而現在，他開始號召作家們為更多樂觀的、可以實現的未來進行創作。斯蒂芬森同時也是一位未來主義者、一名技術顧問，他的意圖非常明確——激勵年輕的科學家和工程師為一些懸而未決的問題拿出可行的解決方案。“像金.斯坦利.羅賓森、Greg Benford和Jim Benford兄弟都已經開始往好的方面看了。”斯蒂芬森説道。他同意吉布森開創的賽博朋克題材“打開了新世界大門，對科幻藝術貢獻巨大”，但他也坦露，賽博朋克在無意中限制了大眾媒體的思維。“當你今天跟一些電影導演聊起的時候，你會發現很多人都彷彿還像三十幾歲的青年那樣沉浸於《銀翼殺手》，認為那才是真正的酷炫。但我們真的需要從那種心智階段中走出來。”
 
   2012年，斯蒂芬森加入亞利桑那大學的科學與想象力中心（CSI），參與了一個名叫“象形文字（Hieroglyph）”的項目。該項目基於網絡，旨在提供“一個作家、科學家、藝術家和工程師們可以協作的空間，集結雄心壯志，攜手共建未來”。項目的第一個成果是一本文集，標題為《象形文字：展望未來的故事與藍圖》，將於今年九月由哈珀.柯林斯出版。CSI的部門總管Ed Finn介紹説，這本文集囊括了多位知名作家以及新晉寫手的作品，鼓勵他們“突破自我”，嘗試不同風格。而對於讀者也是一樣。Finn預測，那些從未試想過這部作品中提出的問題的人，將會成為《象形文字》的核心讀者羣。他説：“我希望他們能夠將自己置身於這些未來。”
 
   小説集涉及了許多宏大的疑難問題。例如斯蒂芬森在故事裏搭建了一座15英里、高度直達平流層的鐵塔，可用於節省太空飛船發射的燃料。Madeline Ashby擬將博弈機制應用到美國的移民問題中。而科利.多克託羅則提出可以利用3D打印技術在月球上進行建築活動。
 
   當然這當中也潛存着一個挑戰，那就是——並非所有的問題都有可行的解決方案。何況作家們所做的也不過是紙上談兵。“樂觀人士認為廉價核能、超級計算機可以解決一切問題。”特德.蔣（姜峯楠）説道，他在《軟件體的生命週期》等作品中曾探索過智能的特性。“但是強大到難以置信的電腦，並不及得上大型工程那樣激動人心，因為計算機領域的成果總是平凡而抽象的。”
 
   在MIT的媒體實驗室，Sophia Brueckner、Dan Novy這兩位講師注意到，很多新來的學生居然從未接觸過科幻小説。“我以為這可能跟他們都是好學校出來的尖子生有關。那裏的老師總説科幻是兒童讀物，不值得花時間讀，”Novy説道，“他們需要努力爭取好成績。因此除了學校要求的讀書筆記作業以外，估計不會有剩餘的閲讀時間。”
 
  去年秋天，Brueckner和Novy開設了一門名叫“從科學幻想到科學工藝”的課程，教學大綱上羅列了一堆科幻小説、科幻電影甚至科幻遊戲。老師要求學生們在讀完書單之後設想出一些切實可行的科技產品，並且要與相應的社會背景結合起來。其中有一件學生作品，受到吉布森《神經漫遊者》某場景的啟發，搭建了一個裝置。這個裝置可以通過電極以及無線技術，讓一個人刺激旁邊另一個人的肌肉，使他做出與自己相同的手勢。年輕的設計者們認為他們的模型可以應用到現實世界中，比如讓理療師協助中風病人恢復四肢能動性。不過Novy也提到了一些課堂上的關於倫理方面的深入討論。例如這項技術在吉布森的小説中是被用於剝削人們的性需求，讓他們變成了遠程遙控的行屍走肉。
 
   很多新興科技的研發人員並不瞭解科幻。對此，Brueckner表示感慨萬分。“生物技術、基因工程都在不斷更新發展，你可以看見像瑪格麗特.阿特伍德的一些反烏托邦作品就是聚焦於那些科技的。”她説道。“幾十年來，科幻作家們都在深入探討這些話題，我覺得那些作品的地位和研究報告一樣重要。”
 
  最好的科幻作品可以活絡思維。它不僅能夠啟發我們，更能迫使我們去思考當下所作所為一切可能的後果。Samuel R. Delany是一名出色的、涉獵廣博的作者。他建議人們可以將科幻藝術作為一個應對未來的有效對策：“世界各國的科幻作品讓我們通過想象，適應了現實世界中的變化。這其實是一種思維演練。因為有時候，世界的變化異常劇烈，令人措手不及。但讀完小説之後，我們就不會總是那麼大驚小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