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件一進門，請託找上門。‛一個時期以來，極少數領導幹部插手具體個案、干預司法辦案的問題，成為影響司法機關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司法權的頑疾。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要‚建立領導幹部干預司法活動、插手具體案件處理的記錄、通報和責任追究制度。‛‚建立司法機關內部人員過問案件的記錄制度和責任追究制度。‛ 2015 年，關於防止干預司法的‚三個規定‛相繼出台，成為規範司法行為、維護司法公正的有力保障。
近日，最高人民檢察院首次通報落實‚三個規定‛情況，發佈 6起檢察人員違反‚三個規定‛典型案例，其中既有領導幹部干預插手檢察案件，也有檢察人員過問司法辦案，與律師不當接觸交往的案例；既有因為違反‚三個規定‛受到黨紀政務處分甚至被追究刑事責任的負面案例，也有按照要求記錄報告免除責任追究的正面案例。
2017 年 1 月，某市檢察院副檢察長劉某接受請託，找到該市某區檢察院副檢察長田某，讓其幫忙使犯罪嫌疑人張某某受到較輕追訴，爭取緩刑。田某隨後找到案件公訴人高某某，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二人在起訴書中認定‚張某某等因合法生產而非法儲存爆炸物‛，使得本應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張某某被判處緩刑。2018 年 12 月，田某、高某某均受到開除黨籍、開除公職處分。2019 年 5 月，劉某被開除黨籍，取消退休待遇，後因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等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二十五年。
2015 年 10 月，某縣檢察院偵查監督科科長吳某明知道吳某發等人的行為涉嫌尋釁滋事罪，按照法律規定不能作撤案處理，但他卻礙於同學和朋友情面，接受吃請並收受賄賂，私自向縣公安局治安大隊出具《檢察建議》，稱‚嫌疑人吳某發犯罪情節輕微，可作不起訴或者免予刑事處罰的處理‛，導致吳某發一案被撤案處理。2018 年 9月，吳某受到開除黨籍、開除公職處分，後因徇私枉法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一年。
從最高檢公佈的這 6 起案例來看，違反‚三個規定‛的行為，無論是過問案情，還是請託辦事，大都來自‚熟人‛。有的過問、請託來自上級或同級領導，有的來自同事、下屬，有的來自同學、朋友、當事人及其代理人等。
值得注意的是，案例中的涉案者大多是‚關鍵少數‛，有的是檢察長、副檢察長等領導幹部，有的是業務部門負責人和案件承辦負責人。這些人身處關鍵崗位，手握司法權力，更容易成為熟人拉攏甚至圍獵的對象。面對他人的請託，一旦喪失了原則和立場，往往容易滑向司法腐敗的深淵。
據最高檢公佈的消息，截至 2020 年 3 月，全國檢察機關共主動記錄報告 2018 年以來過問或干預、插手檢察辦案等重大事項 18751件，其中反映情況、過問了解的佔 96.5%，干預插手的佔 3.5%。這表明過問的佔了絕大多數，其中更多的是當事人陳述情況、瞭解進展、擔心對方有人過問而不能公正辦理，或者認為處理不公進行反映、舉報，等等。‚我們認為這也很正常，體現了社會各方面對檢察機關辦案的監督。‛最高檢黨組成員、政治部主任潘毅琴表示。
但不可忽視的是，司法實踐中確實存在着人情案、關係案、金錢案，比如將過問、瞭解、反映情況等作為人情順水推舟，甚至徇私枉法，試圖‚撈人‛‚抹案‛。那麼，領導幹部及司法內部人員過問、插手和干預案件會有什麼樣的後果?
梳理髮現，在 6 起案例 12 名違紀違法人員中，被給予開除黨籍等重處分的就有8人，其中有5人還因為涉嫌犯罪被判處刑罰。比如，2015 年至 2018 年期間，某直轄市檢察院政治部主任王某先後多次接受請託，收受他人賄賂，利用其職務上的影響力，幫助他人減輕或逃避處罰。2018 年，王某因插手、干預司法辦案等嚴重違紀違法行為受到開除黨籍、開除公職處分；因貪污、受賄、徇私枉法等犯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十一年六個月，並處罰金 55 萬元。從檢察機關領導幹部到身陷囹圄，其教訓十分慘痛。
公正廉潔司法是全面依法治國的必然要求和重要保證，司法腐敗不僅嚴重損害羣眾切身利益，也會影響司法公信力。司法人員如果把黨和人民賦予的權力當作自己謀取私利的工具，以權壓法、徇私枉法，必將受到黨紀國法的嚴懲。
2015 年，中辦國辦、中央政法委、‚兩高三部‛（最高法、最高檢、公安部、國安部和司法部）分別印發了《領導幹部干預司法活動、插手具體案件處理的記錄、通報和責任追究規定》《司法機關內部人員過問案件的記錄和責任追究規定》《關於進一步規範司法人員與當事人、律師、特殊關係人、中介組織接觸交往行為的若干規定》。
這‚三個規定‛要求對於領導幹部插手干預司法、內部人員過問案件，以及與當事人、律師等不當接觸交往行為，司法人員都要主動記錄報告，並進行通報和責任追究。
通報案例中，某市人民檢察院法警支隊政委陳某違反‚三個規定‛案顯得頗為特別。在其涉及的五名檢察人員中，一人受到處分，而另外四人不僅沒被追究責任，還受到了表揚。
2018 年 6 月，某市檢察院法警支隊政委陳某給轄區內某基層檢察院檢察官王某打電話，詢問其在辦的佟某掩飾、隱瞞犯罪所得案能否判緩刑，王某表示該案會依法辦理。2019 年 5 月，陳某又給轄區內某基層檢察院檢察官郝某等 2 人打電話，詢問其在辦的柳某剛虛假訴訟、詐騙、尋釁滋事案能否關照一下，郝某等 2 人予以拒絕，並告訴陳某不要來説情。2019 年 7 月，陳某再次給轄區內某基層檢察院檢察官劉某打電話，詢問其在辦的陳某華非法持有槍支案能否在陳某華送監前安排其會見親人，劉某予以拒絕。王某、郝某、劉某均對市檢察院法警支隊政委陳某的違規過問、干預案件行為作了記錄報告。
最終的處理結果也形成了鮮明對比：陳某因違反‚三個規定‛及其他違紀問題，被免去法警支隊政委職務，並被開除黨籍。而王某等4 名檢察官，對來自上級機關部門負責人的違規過問或干預案件行為自覺抵制，被該市檢察院給予充分肯定。
‚‘三個規定’既是防止領導幹部干預司法活動、插手具體處理的有力舉措，也是防止檢察人員走上違紀違法道路，促進公正廉潔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的治本之策。‛最高檢檢務督察局負責人表示，嚴格執行‚三個規定‛，是防止檢察人員被‚圍獵‛，有力保障司法公正的重要舉措。潘毅琴認為，深入持久做好‚三個規定‛執行工作，同時進一步嚴格辦案紀律、規範司法行為、提高案件質量、強化司法公正，才能形成社會信任和共識：找不找人、轉不轉材料，都不影響公正辦案。
近日，我所組織民警職工認真學習了《領導幹部干預司法活動、插手具體案件處理的記錄、通報和責任追究規定》、《司法機關內部人員過問案件的記錄和責任追究》、《關於進一步規範司法人員與當事人、律師、特殊關係人、中介組織接觸交往行為的若干規定》等三個文件，現按照要求將心得體會彙報如下：
一、學習“三個規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監獄警察要以守初心、葆本色的政治站位深刻認識“三個規定”的重要性和嚴肅性，帶頭執行落實“三個規定”，將其作為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的基本要求。
二、貫徹“三個規定”要堅守底線 對於非正常途徑探案情、打招呼，甚至干預司法、插手案件等行為，要堅持司法責任底線思維，堅決拒絕並如實記錄填報。還要向社會宣示，無論什麼人，無論職務高低、親疏遠近，都不應通過非正當途徑打探案情，這樣做不僅自己會被填報登記，還會對正常開展工作造成影響。
三、本人鄭重承諾做到以下幾點：
一是通過認真對照檢查，本人不存在違反“三個規定”的情況；
二是本人今後將認真貫徹落實“三個規定”的精神，勇於同違反規定的人和事作鬥爭，堅決按照規定的要求登記和上報。
三是積極向親朋好友宣傳“三個規定”的要求，取得理解和支持！
2020年“五一”假期剛過，最高人民檢察院便舉行新聞發佈會，向社會公佈檢察機關深化落實“三個規定”，開展過問或干預、插手檢察辦案等重大事項記錄報告工作情況，並通報相關典型案例，真誠歡迎人民羣眾對檢察機關執行“三個規定”進行監督。
“三個規定”作為保障司法機關依法行使職權、促進公正廉潔司法的制度安排，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中一項十分重要的內容，可稱得上是純潔司法環境的“淨化器”、保障公平正義的“安全閥”、保護檢察人員的“護身符”。持續抓好“三個規定”執行，是貫徹落實中央關於司法工作要求的政治自覺，是嚴格執行法律和黨內法規的法治自覺，是深入推進司法責任制改革的檢察自覺，是涵養風清氣正司法生態的文化自覺。作為國家法律監督機關，檢察機關帶頭做好這項工作，是職責所在、使命所繫。
檢察人員，特別是檢察機關黨員領導幹部要以守初心、葆本色的政治站位深刻認識“三個規定”的重要性和嚴肅性，帶頭執行落實“三個規定”，將其作為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的基本要求。對於非正常途徑的探案情、打招呼，甚至干預司法、插手案件等行為，要堅持司法責任底線思維，堅決拒絕並如實記錄填報。同時還要向社會宣示，無論什麼人，無論職務高低、親疏遠近，都不應通過非正當途徑向檢察人員打探案情。這樣做，不僅自己可能會被填報登記，還會對檢察人員正常開展工作造成影響。檢察機關是人民羣眾合法權益的堅定維護者，客觀公正是檢察官司法辦案始終秉持的立場，“找不找人”“託不託關係”結果都是一樣的，過問或者不過問，檢察機關都會依法辦案。
當然，檢察機關嚴格執行“三個規定”，並不是對人民羣眾反映的問題不管不問。在落實“三個規定”的同時，要引導人民羣眾通過12309、檢務公開程序、依法申訴等正當渠道反映問題，瞭解案件辦理情況。對於人民羣眾向檢察機關司法辦案提出的合理合法的建議，檢察機關要以高度負責的態度積極迴應、認真落實。
持續深入抓好“三個規定”落實，需要檢察人員的擔當作為，更離不開社會的支持監督。相信只要檢察機關堅持嚴格執行“三個規定”，在人民羣眾監督下始終嚴格辦案紀律，規範司法行為，提高案件質量，堅持司法公正，人民羣眾就會發自內心地信仰法治，整個社會就會逐漸營造出不打探案情、不過問插手案件的良好氛圍。
當前，執行“三個規定”已在檢察系統形成了一定的自覺和共識，但距離人民羣眾對檢察工作的要求、對司法公正的期待、對美好法治生活的嚮往仍存在一定差距。檢察機關要始終以高度的政治自覺、法治自覺、檢察自覺，持續抓好抓實“三個規定”的執行，堅守公平正義、司法為民的初心，努力實現法治昌明、“海晏河清”。
全國兩會召開前夕，最高人民檢察院召開新聞發佈會，向社會公佈檢察機關落實“三個規定”及組織開展過問或干預、插手檢察辦案等重大事項記錄報告工作的情況。
“三個規定”是指中辦國辦、中央政法委、“兩高三部”先後印發的《領導幹部干預司法活動、插手具體案件處理的記錄、通報和責任追究規定》《司法機關內部人員過問案件的記錄和責任追究規定》《關於進一步規範司法人員與當事人、律師、特殊關係人、中介組織接觸交往行為的若干規定》。這“三個規定”的核心內容就是嚴禁領導幹部插手干預司法、司法機關內部人員過問案件以及司法人員與當事人、律師等不當接觸交往，如有違反規定的，司法人員都要主動記錄報告，並進行通報和責任追究。
截至今年3月，全國檢察機關共主動記錄報告2018年以來過問或干預、插手檢察辦案等重大事項18751件，其中反映情況、過問了解的佔96.5%，干預插手的佔3.5%。
全國人大代表、廣東德愛教育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繆國樂説：“檢察機關嚴格執行‘三個規定’，是檢察機關依法貫徹落實‘人民檢察院依法獨立行使檢察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要求的主動自我加壓行動，是對自身司法責任負責，更是對人民羣眾負責。人民羣眾對於司法公正有着非常高的期待，但不可否認也發生了一些有損司法公正的事情。檢察機關通過‘三個規定’很好地為司法公正裝上了‘安全閥’。”
最高檢新聞發佈會上發佈的6個典型案例既有領導幹部干預插手檢察案件，也有檢察人員過問司法辦案，與當事人、律師不當接觸交往的；
既有因為違反“三個規定”受到黨紀、政紀處理甚至被追究刑事責任的反面案例，也有按照要求記錄報告免除責任追究的正面案例。
全國人大代表、重慶市石柱土家族自治縣三紅辣椒專業合作社理事長譚建蘭認為，最高檢向社會發布檢察人員違反“三個規定”典型案例，體現了高度的政治自覺、法治自覺、檢察自覺。“這相當於檢察機關‘自曝家醜’，把違反‘三個規定’的內部情況向社會公眾公開，向社會表達了一種擔當和決心，所以一定要把這項制度執行好。”
落實“三個規定”對今後司法辦案將會起到哪些積極作用?繆國樂代表認為，一方面，檢察機關帶頭落實好“三個規定”首先保證了案件在進入檢察環節後能夠確保公平公正地辦理。另一方面，這種氛圍和理念將形成良好的司法環境，極大地推動整個社會風氣好轉。“如果每一個人都不去託關係打招呼問案子，我們就一定能建成習近平總書記説的海晏河清的司法環境。”繆國樂代表説。
全國人大代表、青海省同仁縣自來水公司員工夏吾卓瑪表示，“三個規定”是黨中央對公正司法的一項重要制度安排，檢察機關帶頭貫徹落實“三個規定”，體現了一種政治自覺和法治擔當。“如今法治環境越來越好，人民羣眾對於司法的信任和期待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這個關鍵時期，任何一個因司法腐敗、徇私枉法而導致的冤假錯案，都可能使人民羣眾對法治的信賴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失。從這個意義講，貫徹落實好‘三個規定’是給我們的司法人員披上了拒腐防變的外衣，能夠有力幫助司法人員免受外部環境的干擾，對於檢察人員秉持客觀公正立場履職辦案，意義重大，影響深遠。”夏吾卓瑪代表説。
“此前大部分人對‘三個規定’並不瞭解，但最高檢召開發佈會向社會公佈檢察機關落實‘三個規定’情況後，越來越多的人開始瞭解並認可這項規定。司法辦案最好的防腐劑就是公開、陽光、透明。有了‘三個規定’，司法工作人員在拒絕過問插手案件時更有底氣，那些企圖插手干預案件的人也會考慮自己可能會被記錄，進而打消過問插手干預案件的念頭。久而久之，人人都不去過問案件，案件自然就能依法公開公正辦理。”全國人大代表、北京首發公路養護工程有限公司第三養護管理中心工段長李俊豐表示，他對“三個規定”充滿期待，希望檢察機關繼續帶頭貫徹落實好。
近日，最高人民檢察院召開新聞發佈會，通報了6起檢察人員違反“三個規定”典型案例。山東、山西、上海等地紀委監委也發佈通報，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原黨組副書記、副院長李勇，山西省高級人民法院原巡視員王志剛，上海楊浦區人民法院原黨組書記、院長任湧飛，均因嚴重違紀違法被開除黨籍和公職，或取消退休待遇，其涉嫌犯罪問題均被移送檢察機關依法審查起訴。在以上通報中，均有“違規干預司法活動”“違規干預插手有關案件、徇私干預司法活動”或“違規過問案件”的表述。這些受到處分的幹部本應守護司法公平，卻用手中權力謀取私利，其行為性質嚴重，造成了十分惡劣的影響。
法律是治國之重器，法治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託，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線。堅持全面依法治國，讓人民羣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實、更有保障、更可持續，必須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保護人民羣眾人身和財產安全。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國納入“四個全面”戰略佈局一體推進，多次強調維護司法公正。紀檢監察機關深入貫徹落實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黨中央決策部署，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堅守職責使命，切實加強政治監督，嚴格日常監督，堅持反腐敗無禁區，以零容忍態度堅決懲治司法腐敗，進一步完善監督體系，規範權力運行機制。
但是，在緊盯重點領域、重點環節高壓懲腐的大環境下，仍然有少數領導幹部背棄黨性原則，背離初心使命，不收斂、不收手、不知止，不僅沒有恪盡職守，反而違規干預和插手司法活動。這其中有司法機關的黨員幹部利用職權所為，也有非司法機關的黨員幹部利用職務影響違紀違規。如，青海省海北州委原常委、門源縣委原書記白順興“違規干預司法活動”，安徽省阜陽市政協原副主席肖軍“違反工作紀律，違規干預、插手司法和執紀執法活動”，等等。在掃黑除惡專項鬥爭曝光的案例中也可看到，更有甚者充當黑惡勢力“保護傘”，違規干預司法活動。對於這些嚴重違紀違法的領導幹部，必須堅決予以嚴肅查辦、嚴厲懲處，公開通報曝光，形成震懾。
維護司法公正，關鍵在於加強制度建設，不斷紮緊廉潔司法的制度籠子。早在2014年，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就提出要“建立領導幹部干預司法活動、插手具體案件處理的記錄、通報和責任追究制度。”“建立司法機關內部人員過問案件的記錄制度和責任追究制度。”“依法規範司法人員與當事人、律師、特殊關係人、中介組織的接觸、交往行為。”2015年，包括《領導幹部干預司法活動、插手具體案件處理的記錄、通報和責任追究規定》在內的三個規範性文件印發實施。黨內監督條例、政法工作條例對領導幹部干預、插手司法活動的，也明確要求記錄、報告。這些制度規定，就是要為領導幹部干預司法劃出“紅線”，建立防止司法干預的“防火牆”，為司法機關依法獨立公正行使職權提供製度保障。
制度的生命在於執行，工作不能止步於文件。落實好“三個規定”，對受到過問或干預、插手辦案等重大事項情況集中填報，月報告、月通報等做法都要繼續堅持下去、落實到位。對不記錄或者不如實記錄的，一經發現嚴肅處理。對落實不力的，依紀依規嚴肅問責。要繼續嚴格監督執紀、強力震懾，讓黨員幹部因敬畏而“不敢”；不斷紮緊制度的籠子，讓黨員幹部因制度而“不能”；加強思想教育、弘揚新風，讓黨員幹部因覺悟而“不想”，推動共同形成風清氣正廉潔司法的良好生態。
“案件一進門，請託找上門。”一個時期以來，極少數領導幹部插手具體個案、干預司法辦案的問題，成為影響司法機關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司法權的頑疾。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要“建立領導幹部干預司法活動、插手具體案件處理的記錄、通報和責任追究制度。”“建立司法機關內部人員過問案件的記錄制度和責任追究制度。” 2015年，關於防止干預司法的“三個規定”相繼出台，成為規範司法行為、維護司法公正的有力保障。
近日，最高人民檢察院首次通報落實“三個規定”情況，發佈6起檢察人員違反“三個規定”典型案例，其中既有領導幹部干預插手檢察案件，也有檢察人員過問司法辦案，與律師不當接觸交往的案例；
既有因為違反“三個規定”受到黨紀政務處分甚至被追究刑事責任的負面案例，也有按照要求記錄報告免除責任追究的正面案例。
打招呼求辦事多來自熟人
2017年1月，某市檢察院副檢察長劉某接受請託，找到該市某區檢察院副檢察長田某，讓其幫忙使犯罪嫌疑人張某某受到較輕追訴，爭取緩刑。田某隨後找到案件公訴人高某某，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二人在起訴書中認定“張某某等因合法生產而非法儲存爆炸物”，使得本應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張某某被判處緩刑。2018年12月，田某、高某某均受到開除黨籍、開除公職處分。2019年5月，劉某被開除黨籍，取消退休待遇，後因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等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二十五年。
2015年10月，某縣檢察院偵查監督科科長吳某明知道吳某發等人的行為涉嫌尋釁滋事罪，按照法律規定不能作撤案處理，但他卻礙於同學和朋友情面，接受吃請並收受賄賂，私自向縣公安局治安大隊出具《檢察建議》，稱“嫌疑人吳某發犯罪情節輕微，可作不起訴或者免予刑事處罰的處理”，導致吳某發一案被撤案處理。2018年9月，吳某受到開除黨籍、開除公職處分，後因徇私枉法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一年。
從最高檢公佈的這6起案例來看，違反“三個規定”的行為，無論是過問案情，還是請託辦事，大都來自“熟人”。有的過問、請託來自上級或同級領導，有的來自同事、下屬，有的來自同學、朋友、當事人及其代理人等。
值得注意的是，案例中的涉案者大多是“關鍵少數”，有的是檢察長、副檢察長等領導幹部，有的是業務部門負責人和案件承辦負責人。這些人身處關鍵崗位，手握司法權力，更容易成為熟人拉攏甚至圍獵的對象。面對他人的請託，一旦喪失了原則和立場，往往容易滑向司法腐敗的深淵。
“撈人”“抹案”嚴重者可追究刑責
據最高檢公佈的消息，截至2020年3月，全國檢察機關共主動記錄報告2018年以來過問或干預、插手檢察辦案等重大事項18751件，其中反映情況、過問了解的佔96.5%，干預插手的佔3.5%。這表明過問的佔了絕大多數，其中更多的是當事人陳述情況、瞭解進展、擔心對方有人過問而不能公正辦理，或者認為處理不公進行反映、舉報，等等。“我們認為這也很正常，體現了社會各方面對檢察機關辦案的監督。”最高檢黨組成員、政治部主任潘毅琴表示。
但不可忽視的是，司法實踐中確實存在着人情案、關係案、金錢案，比如將過問、瞭解、反映情況等作為人情順水推舟，甚至徇私枉法，試圖“撈人”“抹案”。那麼，領導幹部及司法內部人員過問、插手和干預案件會有什麼樣的後果?
梳理髮現，在6起案例12名違紀違法人員中，被給予開除黨籍等重處分的就有8人，其中有5人還因為涉嫌犯罪被判處刑罰。比如，2015年至2018年期間，某直轄市檢察院政治部主任王某先後多次接受請託，收受他人賄賂，利用其職務上的影響力，幫助他人減輕或逃避處罰。2018年，王某因插手、干預司法辦案等嚴重違紀違法行為受到開除黨籍、開除公職處分；
因貪污、受賄、徇私枉法等犯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十一年六個月，並處罰金55萬元。從檢察機關領導幹部到身陷囹圄，其教訓十分慘痛。
公正廉潔司法是全面依法治國的必然要求和重要保證，司法腐敗不僅嚴重損害羣眾切身利益，也會影響司法公信力。司法人員如果把黨和人民賦予的權力當作自己謀取私利的工具，以權壓法、徇私枉法，必將受到黨紀國法的嚴懲。
築牢干預司法防火牆
2015年，中辦國辦、中央政法委、“兩高三部”（最高法、最高檢、公安部、國安部和司法部）分別印發了《領導幹部干預司法活動、插手具體案件處理的記錄、通報和責任追究規定》《司法機關內部人員過問案件的記錄和責任追究規定》《關於進一步規範司法人員與當事人、律師、特殊關係人、中介組織接觸交往行為的若干規定》。
這“三個規定”要求對於領導幹部插手干預司法、內部人員過問案件，以及與當事人、律師等不當接觸交往行為，司法人員都要主動記錄報告，並進行通報和責任追究。
通報案例中，某市人民檢察院法警支隊政委陳某違反“三個規定”案顯得頗為特別。在其涉及的五名檢察人員中，一人受到處分，而另外四人不僅沒被追究責任，還受到了表揚。
2018年6月，某市檢察院法警支隊政委陳某給轄區內某基層檢察院檢察官王某打電話，詢問其在辦的佟某掩飾、隱瞞犯罪所得案能否判緩刑，王某表示該案會依法辦理。2019年5月，陳某又給轄區內某基層檢察院檢察官郝某等2人打電話，詢問其在辦的柳某剛虛假訴訟、詐騙、尋釁滋事案能否關照一下，郝某等2人予以拒絕，並告訴陳某不要來説情。2019年7月，陳某再次給轄區內某基層檢察院檢察官劉某打電話，詢問其在辦的陳某華非法持有槍支案能否在陳某華送監前安排其會見親人，劉某予以拒絕。王某、郝某、劉某均對市檢察院法警支隊政委陳某的違規過問、干預案件行為作了記錄報告。
最終的處理結果也形成了鮮明對比：陳某因違反“三個規定”及其他違紀問題，被免去法警支隊政委職務，並被開除黨籍。而王某等4名檢察官，對來自上級機關部門負責人的違規過問或干預案件行為自覺抵制，被該市檢察院給予充分肯定。
“‘三個規定’既是防止領導幹部干預司法活動、插手具體處理的有力舉措，也是防止檢察人員走上違紀違法道路，促進公正廉潔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的治本之策。”最高檢檢務督察局負責人表示，嚴格執行“三個規定”，是防止檢察人員被“圍獵”，有力保障司法公正的重要舉措。
潘毅琴認為，深入持久做好“三個規定”執行工作，同時進一步嚴格辦案紀律、規範司法行為、提高案件質量、強化司法公正，才能形成社會信任和共識：找不找人、轉不轉材料，都不影響公正辦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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