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在從拉薩回北京的飛機上，我的身邊坐了一個50多歲的女人，她是30年前去援藏的，這是她第一次因為治病而離開拉薩。下了飛機，北京正下很大的雨，我把她送到了一個旅店裏。過了一個星期我去看她，她説她的病已經確診了，是胃癌晚期，然後她指了一下牀頭的一個箱子，她説，“如果我回不去的話，你幫我保存這個。”
這是她30年當中走遍西藏各地，和各種人——官.員、漢人、喇嘛、三.陪.女——交談的記錄。她沒有任何職業身份，也知道這些東西不能發表，她只是説，一百年之後，如果有人能夠看到的話，會知道今天的西藏發生了什麼。這個人姓熊，拉薩一中的女教師。5年前，我採訪了一個人，這個人在火車上買了一瓶1.5元的水，然後他問列車員要發票，列車員樂了，説我們火車上自古就沒有發票。這個人就把鐵道部告上了法庭。他説人們在強大的力量面前總是選擇服從，但是今天，如果我們放棄了1.5元的發票，明天我們就可能被迫放棄我們的土地權、財產權和生命的安全。權利如果不爭取的話，就只是一張紙。
他後來贏了一場官司，我以為他會和鐵道部結下“樑子”，結果他上了火車之後，在餐車要了一份飯，列車長親自把這個飯菜端到他面前説：“您是現在要發票還是吃完以後我再給您送過來?”我問他，你靠什麼贏得尊重?他説我靠為我的權利所做的鬥爭。這個人叫郝勁鬆，34歲的律師。去年我認識了一個人，我們在一起吃飯，這個60多歲的男人説起北京豐台區一所民工國小被拆遷的事，他説所有的孩子靠在牆上哭。説到這兒的時候，他從褲兜裏面掏出一塊皺巴巴的手絹，擦擦眼鼻。這個人18歲的時候當大隊的出納，後來當教授，當.官.員，他説他做這些事的目的只是為了想給農民做點事。他在我的採訪中説，徵地問題給農民的不是價格，只是補償，這個分配機制極不合理，這個問題的根源不僅出在土地管理法，還出在1982年的憲法修正案。
審核這個節目時，我的領導説了一句話，這個人説得再尖鋭，我們也能播。我説為什麼?他説因為他特別真誠。這個人叫陳錫文，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7年前，我問過一個老人，我説你的一生已經有過很多挫折，你靠什麼保持你年輕時候的情懷?他跟我講有一年他去河北視察，沒有走當地接待人安排的路線，在路邊發現了一個老農民，旁邊放着一副棺材，他下車去看，那個老農民説因為太窮了，沒錢治病，就把自己的棺材板拿出來賣。這個老人就給了他500元錢。他説我講這個故事給你聽，是要告訴你，中國大地上的事情是無窮無盡的，不要在乎一時的得失，要執著。這個人叫温家寶。
一個國家是由一個個具體的人構成的，它由這些人創造並且決定。只有一個國家能夠擁有那些尋求真理的人，能夠獨立思考的人，能夠記錄真實的人，能夠不計利害為這片土地付出的人，能夠捍衞自己憲法權利的人，能夠知道世界並不完美，但仍然不言乏力、不言放棄的人，只有一個國家擁有這樣的頭腦和靈魂，我們才能説我們為祖國驕傲，只有一個國家能夠尊重這樣的頭腦和靈魂，我們才能説，我們有信心讓明天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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