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知道文學創作只能是以人的活動為中心的社會生活。文學是人學，離不開人的喜怒哀樂與生活情景。只有反映了人們熟悉的，至少是能夠理解的情感與生活現象的文學作品才能為人們所接受。對此，我的老師們曾多次教誨我説在整個文學創作的追求中，要不斷地挖掘自己的東西，努力經受創造的陣痛，在掌握整個文學發展總體框架的基礎上，要追求“地域取勝”，要從心靈深處認識到我們真正的根在什麼地方，根之所在即是我們賴以生存，從而向外輻射的後盾，即是我們創作的源泉。故而這幾年我本着這個原則，積極投身鐵路沿線工作，將自己在工作生活中的感受、經歷等悉於心間，寫下了《會飛的沙粒》《梅樹下，一份遺落的文稿》等幾篇小説。其中在2003年月12月寫的一篇題為《落腳處，靜靜流淌的歲月》小説中，通過樑子這個主人公為主線，將我們鐵路沿線職工的一日生活、工作環境、家庭與工作、朋友與愛情、婚姻等一系列畫面展現了出來。例如對所處環境描寫有一段是這樣寫的：“幾場夾着響雷的大雨，將騰格里南緣的沙粒浸潤得鮮活了起來，那些浮蕩的輕塵，早被雨水射進了大地。先前枯灰的芨芨草、果刺、白蒺藜之下，綠色早悄悄地爬了出來，他們象是貪睡的少婦，一邊打着哈欠，一邊羞澀地希望別人不要理她。樑子遠遠地向沙丘望去，裸露着的褐黃色沙丘較下了雪更富於美感，那幾乎就是少女充滿魅力、激情四射的胴體。但那些草隔遠瞭望綠意極濃，使人心中彷彿有陽光透射過來，走近了卻並不見想當然的嫩綠……”。
還有幾處這樣的場景描寫，這些描寫使樑子置身於那種典型的工作環境下，從而為他後來的種種想法、舉止打下了很好的基礎。另外我還在別一處描寫了一段職工幹完活上集體大灶的場景，場景是這樣寫的：“……樑子吃了一份米飯，又見田瘸子們正下扯麪，口裏便又垂涎三尺了。北方人愛吃麪，這扯麪也挺有意思，有人喜歡吃陝西皮帶面，顯示一種粗狂和豪爽;有人則偏愛‘毛毛細雨’的毛細面，説這樣才帶勁有口感;而有人更喜歡不寬不細的‘韭葉子’，體現一種隨和、大度和寬容……”等等，通過這些場景細節的刻畫和工友們互相歉讓的描寫，體現了我們鐵路沿線職工的甘於平淡、團結友愛、苦中取樂的無私奉獻精神。這篇小説給了作協的老師們評點後，對其中的場景細節描寫和生活脈絡把握上給予了肯定，武威市作協還將這篇小説推薦給了《西涼文學》編輯部進行了刊登。由此，我總結了一下，之所以我的小説能有一點點進步，正是得益於老師們給指的光明大道——即我一方面植根於我們鐵路職工的真實生活，找準了恰當的表達題材和形式;另一方面又將自己定位於涼州這片熱土之上，站在一定的高度俯瞰她，感悟到了一點點生活的實質。
在近幾年的寫作探索中，我認識到文學創作的客體雖然是社會生活，但這並不意味着隨便什麼生活現象都可以進入文學殿堂，即存在一個主客體雙向構建的過程。主體成為主體，這意味着他已經在客體中現身，客體成為主體，這表明它已經向主體顯現了自己的某種意義或價值，成了“人化的自然”。古代評論家鍾嶸在《詩品序》中説：“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盪性情，形諸舞詠”，就是講自然景物對人的情感的觸發以及創作中的情與景的交融，這其實就是把創作過程中創作個體的內在情感與那些能夠顯示這種情感的外在景物相契合的過程，或者説是主體情感尋找“客體對應物”的過程。這就意味着只有那些富於特徵性的生活現象才能成為文學的對象。
基於以上的認識，近幾年我特別注重對理論的積累和日常工作、生活中的人、事、物的觀察思考，並選準“客體對應物”，較好地寫出了一些散文作品，例如在我整理的文稿中，有一篇名叫《一顆種子是怎樣長成大樹的》，這篇文章在《武威日報》讀者週刊發表後，我接到好幾個文友的電話，説挺好!我心裏知道這是因為我選準了“客觀對應物”，大家都知道不是所有的奮鬥都有成效，不是所有的追求都能成功。一個人、一個單位的成長、成功，往往浸透着大量的勞動和汗水。成果的取得，不是憑空想象出來的，是通過紮紮實實地工作，一步一個腳印地踏出來的。對於這樣一個過程我們採取怎樣一種題材和對應物來抒發自己的感觸呢!我選擇了“種子”，一顆種子是怎樣長成大樹的，他們頑強地衝破阻礙桎梏，樂觀地鑽出充滿青春的軀體，之後，又經風雨的吹打，霜雪的礪煉，挺直腰桿，向着夢想的高度躍進;他們任憑頑童的刀刻腳踹，任憑世人怎樣無視他們的存在，他們只是靜靜地生長，終於在一片喧譁聲中長成了一顆大樹，年輪的光環像是佛祖超然的智慧，就這樣根深蒂固地在宇宙間激盪，久久奔湧不肯停息。
一顆種子就是這樣長成大樹的!
誠然一顆健康的種子，註定他會在春天發芽，但能真正長成一棵大樹，沒有陽光、雨露、土壤等外界良好的氛圍，能否長成大樹這只是個假設。
説到語言文字，我們不得不提及詩歌。因為詩歌是語言藝術的精髓所在，她從來就代表着文字的最高成就，對於我們這個民族來説，尤其如此。詩歌缺席的文學會是怎樣的一種文字?那差不多像是一座沒有花朵的花園，即使不能説是荒蕪，至少也稱不上“美麗”。甚至一些理論家認為，對待詩歌的態度和詩歌在國民精神生活中的地位，是一個民族的精神文化繁榮程度的標誌。一個遠離詩歌的民族，算不上是文明的民族。
這幾年，我在詩歌上下了一定功夫，也在不斷地完善理論和突破思維，收穫頗豐。我愈日認識到詩歌這一題材是相當誘人的一個題材，這幾年每當我沉浸在詩的意境裏，便沉醉之極。平常我喜歡這樣的時候，關上屋子，在日光燈下翻開喜歡的《詩刊》雜誌，思緒便隨着意象或精言禪語跌宕起伏，整個心靈卻彷彿是磐石一樣沉穩。忘記了榮辱、酸甜、苦辣，只有綠色、雋永、恬靜慢慢地升騰開來。對於寫詩，我總結為心靈受上天指派，不斷騷擾一個命裏註定要寫詩的人，讓他拿起筆就像農夫拿起鋤頭一樣，否則就讓他寢食難安。
有時候那種內心深處的原始衝動，總是無大小、無形狀、無秩序之分，一股腦撲來，混沌一片，讓我心神不寧，直到把那稍縱即逝的東西寫準確到位才罷。反之，就似抓住了一條毒蛇沒抓緊被它一口咬來，疼痛難熬。就是在這樣的心境下我完成了《風，呼嘯而來》《懷念梵高》《冬季，是個漢子》《記憶，是世紀的種子》《我，是一隻牛虻》《翹首春天》《悄悄地拾起，兒時殘缺的紙片》《祖國啊!母親》等等詩歌，被分別發表在我們的《駝鈴》《戈壁潮》《蘭州鐵道報》《蘭鐵青年》《甘肅工人報》，乃至《星星》《北方作家》《西北軍事文學》《中國鐵路文藝》《中國文藝》和香港《橄欖葉》等報刊雜誌上。
對於詩歌我還是新手，我愈日深刻地知道，文學創作是一個綜合的過程，既不是寫作者的任意而為，又不是客觀事物的簡單再現，而是主客體之間的相互影響、相互改造的過程。文學創作個體要在充分掌握認識文學創作是個體性精神需求、社會需求的產物，與無意識心理因素有着緊密聯繫的基礎上，重點在文化修養、獨特素質、藝術直覺、藝術靈感、藝術情感、藝術想象、藝術理解等方面下功夫，才能達到預期的目的。要廣泛涉獵，各種題材都有勇氣嘗試，這一點我也有一些感觸。至今，我還記得公元2002年我們的蘭州鐵路局原武威分局主辦的《戈壁潮》刊物，要徵集幾篇黨支部先進材料，我寫的《堡壘是這樣築起的》有幸入選並獲獎勵;2003年11月下旬，我將自己拍攝的反映“武威鐵路分局黨委開展黨員身邊無事故的創崗建區、安全立功競賽活動”的照片，郵遞到了《人民鐵道報》，沒想到12月6日被刊登了，文友們開玩笑説：“看來《人鐵報》上不了的神話，被你打破了!”這在圈內引起了一定的關注。通過寫發這些報告文學、照片，我更深一層地理解了黨組織是怎樣在條件艱苦的環境下，引導職工改善環境，積極向上;更深一層地認識到只要我們有勇氣去實踐，許多看起來很難的事情就有可能在我們的努力下變得不難起來。從而又一次教育我一定要立足本職崗位，勤于思考，勇於創新，與時俱進，幹好工作。
由此看來，文學創作和文學創作個體是一個相互影響、相互改造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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