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自譽為“中國最後一位穿裙子的士大夫。”。下面本站小編和大家分享感動中國人物事蹟葉嘉瑩，僅供參考，歡迎大家喜歡閲讀。
在很多人的眼裏，葉嘉瑩的印象還停留在《朗讀者》上，哪位學術淵博、風姿卓越、儀態優雅，被董卿稱一聲“葉先生”的她。
然而，事實上，葉先生是當之無愧，也是名副其實的。她自譽為“中國最後一位穿裙子的士大夫。”
在苦水裏泡着她，卻沒有被悽風苦雨溺死，而是走了出來。
在第五屆全球南開校友會會長論壇上，94歲高齡的她宣佈要把畢生所有積蓄捐給南開大學，用於支持中華傳統文化研究。
首次，她捐了1857萬，成立了“南開大學迦陵基金”。
先生之風，猶如從古詩詞中自然而然生髮出來，令人見而忘俗。
在她90歲生日的時候，前總理温家寶發來賀詞：
心靈純淨，志向高尚，
詩作給人力量，
多難、真實和審美的
一生將教育後人。
這樣的讚譽，道出了葉先生的儒雅之風、“士”之品格。
如今，她生活在南開大學的“迦陵學舍”，在哪裏讀詩誦詞、教授學生，潛心研學，盡情自由地在詩詞的海洋裏暢遊。
哪裏也成了很多喜歡古詩詞、研究古詩詞的學者、學生以及各界人士聚集的場所。
在哪裏，只有詩詞，哪裏洋溢着濃濃的詩意，哪裏也成了汲取傳統文化營養的聖地。
葉先生一生顛簸流離，無論是在淪陷區的北京，還是在流離失所的台灣，再到後來漂洋過海的加拿大，她都一直在三尺講台上耕耘，講授着詩詞、傳播着中華傳統文化。
曾經是她學生的台灣作家陳映真，回憶起葉先生當年在講台上的風采，如是説：
“她能在一整堂課中以珠璣般優美的語言，條理清晰地講解，使學生在高度審美的語言境界中，忘我地隨着葉教授在中國舊詩詞巍峨光輝的殿闕中，到處發現藝術和文學之美。”
《人物》雜誌曾在文章中這樣寫道葉先生回國授課時的場景：
“1979年葉嘉瑩回國授課時，徐曉莉是一名旁聽生。當時她是天津師範大學的學生，特意跑到南開大學旁聽。她回憶説‘那個時候大家穿着清一色的(衣服)，男生和女生都分不出來，可是葉先生在講台上那兒一站，從聲音到她的這個手勢、這個體態，讓我們耳目一新。沒有見過，真是美啊。”
自1945年從輔仁大學畢業至今，她已整整的在講台上站了70多年了，桃李滿天下。時至今日，她仍然樂此不疲，願意給年輕人講課。只要有人邀請，她都欣然前往。
即便是九十多歲如此高齡，在講座中她依然堅持站着，學生遞給她一把椅子，她卻拒絕了，全程沒有任何停頓，站着完成了兩個小時的講座，她説要“抓住老年的尾巴。”
在場的學生無一不感動的。
她在講座中曾説：
“我之所以90多歲還在講，因為我覺得我既然認識了中國傳統的文化，這麼多美好、有意義、有價值的東西，我應該讓下一代的人能夠領會、也能夠接受。如果我不能夠傳輸給下一代，是我對不起年輕人，對不起古人，也對不起師長和老師。”
葉先生平生經過戰亂，遭遇波瀾，她卻把個人的悲苦看得微不足道。
但是，她把中國寶貴的傳統，這些詩文人格、品性視作珍寶，視作污穢當中的一點光明。
她畢生的願望，就是要把這點光明傳下去。
葉先生在接受記者採訪時，仍然説：
“如果人有來生，我就還做一個教師，仍然要教古典詩詞。‘蓮實有心應不死，人生易老夢偏痴。’人生轉眼之間就衰老了，我九十歲了，但只要還能站在講台上講課，我仍然願意繼續做這樣的工作。”
葉先生教齡超過半個世紀，遍歷海峽兩岸，大洋東西，就古典詩詞方面的人才培育，她的貢獻恐怕就稱得上無出其右了。
葉先生經歷過不少挫折和苦難，但一生能與詩詞為伍，則始終是她最大的幸運和樂趣。
“這個蓮花是凋零了，花也零落了，但是有一粒蓮子留下來。”
葉先生寫的《踏莎行》裏的開篇之句便是：“一世多艱，寸心如水”。
“天以百兇成就一詞人。”可以説，葉先生一生苦難相隨。
花季遭受喪母之痛、父親杳無音信，中年遭遇丈夫家暴，垂暮之年又受盡失去女兒的失親之痛。
真是磨難接憧而來，生活從來沒有寬慰過她。
葉先生能如此坦然地從磨難中走出來，是詩詞化解了心中的悲痛，給了她無限的力量。
在一次訪談中，主持人跟她聊起對人生苦難的看法，回顧自己波瀾一生，葉先生説了這麼一段話：
平靜是好的，但如果一個人完全沒有經歷過挫折，都是過順利的生活，不一定是好事。各種苦難，誰都不願意發生，可是極大的悲哀和痛苦，讓你對人生有了另外一種體會。如果不把詩人的小我感情打破，就不會有更高更遠的想法。
從葉先生撰寫《迦陵雜文集》中，我們知道，
葉先生家世顯赫，曾是蒙古裔的滿洲人，隸屬鑲黃旗。
本姓納蘭，祖居葉赫地。
後因清政府滅亡，很多滿人都改為漢姓，所以先生家也就摘取祖籍之地名“葉赫”的首字，改姓為“葉”了。
葉先生是1924年6月24日在北京城的這個葉姓大户人家出生的。
父母都是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詩禮傳家。
在她三歲時便識字讀詩，六歲時跟着家庭教師研習《論語》，四書是她的開門讀物。
葉先生在自述中記下了在她啟蒙教育中記憶深刻的這麼一個故事：
她所臨摹的一冊小楷的字帖，那是薄薄數頁不知何人所書寫的一首白居易的《長恨歌》。
詩中所敍寫的故事既極為感人，詩歌的聲調又極為諧婉，因此她臨摹了不久就已經熟讀成誦，而由此也就引起了她讀詩的興趣。
這些古典，滋潤着她幼小的心靈，也滋養了她淡泊名利的品性和對古詩詞的熱愛。
抗戰開始後，葉先生便失去了父愛。
在航空署工作的父親一路隨着國民政府從上海步步南遷，與家人離多聚少，直至後來失去聯繫，杳無音信。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這是動盪不安的一年。
這一年，已經17歲的葉嘉瑩如願考入輔仁大學國文系，師從古典詩詞名家顧隨教授。
可也是在這一年，她第一次感受到了生命無常和生死相隔的悲傷之痛。
宅心仁厚的母親憂思成疾、患上腫瘤，自個兒去天津租借動手術，執意不讓人陪，竟然因細菌感染，在回北京的火車上溘然長逝。
當時，她以詩寄情，便寫下了八首《哭母詩》。
葉嘉瑩1945年大學畢業後，因才華出色，同時被三所中學聘為國文教師，深受學生愛戴。
在教書生涯開始時，愛情悄然而至。
大學時，雖然有不少傾慕者，可葉嘉瑩從未談過戀愛。
在一次同學聚會上，她與在秦皇島煤礦公司工作的趙東蓀相識。
自此，趙東蓀便窮追不捨，常常從秦皇島來北京看望葉嘉瑩。
後來，趙東蓀失業了、貧病交加，在姐夫幫助下，找了一份在士官學校教書的工作。
臨行之前，他想與葉嘉瑩把婚事定下來。
他説，如果葉嘉瑩不答應，那他也就不去南京了。
葉先生心地淳樸、善良，見這個人為她丟了秦皇島工作，也就應了下來。
1948年3月，葉嘉瑩放棄了北京教書的工作，到南京嫁給了在國民黨海軍供職的趙東蓀。
然而，幸福的婚姻生活卻成了葉葉嘉瑩一生不可磨滅的痛。
當時，國民黨節節敗退，由於工作，丈夫離開南京，到了台灣，她也跟隨丈夫輾轉到了台灣。
葉先生的學識到哪裏都會閃閃發光。
到台灣不久，便有人推薦她在彰化女中教書。
在台灣，她又登上了講台，開始講授她所熟悉的古典詩詞。
然而，天有不測之風雲。
1949年12月5日，丈夫蒙冤入獄，説他有“思想問題”。
次年6月，她和不滿週歲正在吃奶的女兒也被帶走，關在了彰化警察局。
警察查看她的簡歷，也沒什麼問題，再加上孤兒寡母的，也就把她們母女釋放了。
可是，原來的生活基礎全沒有了。
葉嘉瑩在接受採訪，回憶起那段日子，動情地説，
“我們從故鄉遠到台灣，無家無業，有工作就有宿舍，就有薪水，就可以維持生活。一旦被抓，就什麼都沒有了。”
當時，正值暑期，一時也難以找到工作。她白天帶着孩子四處奔波營救丈夫，晚上則是投靠丈夫一個親戚家。
然而，這位親戚也是剛剛到台灣，生活窘迫，自顧不暇，子孫三代五口人，只有兩間房。
沒辦法，葉嘉瑩母女白天只能在外面的樹蔭下徘徊。
晚上等親戚全家人睡覺後，才在走廊上鋪一條毯子打個地鋪睡覺。
那個走廊便成了娘兩暫時避風擋雨的安身立命之所了。
那段日子是灰暗的，也是心酸的。
在白色恐怖下，孤兒寡母相依為命，戰戰兢兢地活着。
在親戚家中看人臉色、過着寄人籬下的無奈日子，苟且地活着。
唯有詩歌才可以療傷，才可以減輕生活帶來的灼傷。
1950年，她寫了一首《轉蓬》，記錄下了當時的心境。
轉蓬辭故土，離亂斷鄉根。
已歎身無託，翻驚禍有門。
覆盆天莫問，落井世誰援。
剩撫懷中女，深宵忍淚吞。
戰火紛飛的年代，人飄落到哪裏都是身不由己。
戰亂斬斷了鄉根，那個時候，葉先生不敢跟大陸通信，沒有一丁點家鄉的音信。
平生幾度有顏開，
風雨一世逼人來。
命運多舛的葉先生本想着丈夫出獄後，一家人能過上平靜的日子。
想法是美好的，現實卻是殘酷的。
1952年出獄的丈夫性情大變，暴躁不堪，動不動亂髮脾氣，甚至大打出手，葉嘉瑩默默地承受這一切。
沒有抱怨，更沒有放棄對生活的熱愛，她依然滿懷希望，依然在詩詞中汲取力量。
1954年的秋天，葉嘉瑩迎來了人生的新的轉機。
在老師的推薦下，她到台灣大學教詩詞曲，做專職教授。
她把對古詩詞的那種摯愛，沁透在每一堂課中，一傳十，十傳百，很快有了名氣。淡江大學、輔仁大學又聘請她為兼職教授。
從1966年開始，她奔波在講授詩詞的旅途中，走出了人生的灰暗時代。
葉先生成為第一個在台灣電視上講古詩詞的人。
“三個大學的詩詞曲，杜甫詩、蘇辛詞，電視、電台的古文講座，都是我在教。他們就跑來聽我的課。”
西方漢學家，看她講課精彩，便邀請她到美國去講課。
這一年，她被台灣大學派到美國講學，先後在美國密歇根大學、哈佛大學擔任客座教授。
時光如梭，轉眼即逝。兩年時間很快就過去了。交換期滿後，她先是回到了台灣。
在第二年，葉嘉瑩決定帶着父親遠赴美國。可因為簽證等原因未能成行，她又去了加拿大温哥華。
那時，葉嘉瑩上有80歲的老父親，下有一個念大學、一個念中學的女兒，丈夫又找不到合適的工作。
無奈一家人的生活負擔，全部壓在了葉嘉瑩瘦弱的肩旁上。
加拿大的大學要求，要用英文講詩詞。
那難度可想而知。往往是深夜還在查詞典備講稿，一大清早起來，走上講台，便娓娓道來。
顛簸流離的生活，剛剛安靜下來。厄運卻又一次降臨到了她的頭上。
1976年，52歲的葉先生做夢也沒想到，當年與她相依為命的大女兒，竟然新婚不久在一場不期而遇的車禍中與丈夫意外去世。
她把自個人關在家裏，拒絕一切親人朋友的問候。
無論誰的問候，都會引發悲哀。
她提筆寫下了《哭女詩》：
平生幾度有顏開，
風雨一世逼人來。
遲暮天公仍罰我，
不令歡笑但餘哀。
此後，葉先生先後寫了十首《哭女詩》。
葉先生又是從詩詞中汲取力量，從失去愛女的悲傷中走了出來。
“我們學習古典詩詞，最大的好處就是讓我們的心靈不死!”
大女兒的意外離世，使得葉先生意識到，“把一切建立在小家、小我之上不是我終極的追求、理想。”
她要讓自己從“小我”的家中走出來，要回國教書，要把“餘熱都交給國家，交付給詩詞”，要把“古代詩人的心魂、理想傳達給下一代”。
1978年，葉先生申請回國教書。
她曾在信中寫道，自己一生“很多事情沒有選擇的餘地”，而這次是她唯一一次主動地爭取。
1979年，葉嘉瑩接到了國家教委的一封信，批准她到北京大學教書。
但恩師顧隨的好友李霽野先生給她寫信，由衷地希望她能到南開，“南開更需要你”。
於是，葉嘉瑩與南開結緣了。
每年3月，温哥華的大學停課放假後，她就飛回國內講學。
如此奔波30多年，直到2014年，她決定不再越洋奔波，選擇在南開定居，度過侵染詩詞的餘生。
1980年，葉嘉瑩寫下《踏莎行》：
—世多艱，寸心如水。
也曾局囿深杯裏。
炎天流火劫燒餘，
藐姑初識真仙子。
谷內青松，蒼然若此。
歷盡冰霜偏未死。
一朝鯤化欲鵬飛，
天風吹動狂波起。
此後的二十多年裏，葉嘉瑩應邀到國內的幾十所大學講學，以及輾轉國際多所大學講學。她將傳承古典文化作為自己的責任。
曾經有一個人，從姓名中解構出她的性格和命運，説她柔韌如水，受到外界束縛時，可以暫囿於杯中，解脱無拘時，亦可如大江大河般波濤滾滾一往向前。
她仍然在路上，要把即將失傳的吟誦傳給下一代。
有人曾勸她，年紀越來越大了，該多寫點書，少教些課。
這話倒也是有點道理，可是教育的傳達才更富有感發的生命力。
葉先生説，“如果到了那麼一天，我願意我的生命結束在講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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