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錦詩先進事蹟學習心得感想5篇

“文物保護傑出貢獻者”國家榮譽稱號獲得者、“文物有效保護的探索者”改革先鋒稱號獲得者、“最美奮鬥者”稱號獲得者……作為中國文物保護領域國際合作的領軍人物之一，樊錦詩獲得過很多榮譽。那你知道學習樊錦詩事蹟心得體會都有那些嗎？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收集的關於樊錦詩先進事蹟學習心得感想5篇。希望可以幫助大家。

學習樊錦詩事蹟心得體會1

竇蘭英是甘肅省張掖市肅南裕固族自治縣紅灣寺鎮隆暢社區居民。6年前，竇蘭英的大女兒患病離世後，留下12萬元看病欠款。年過花甲的她毅然決定替女還債。她用田字格本做了個小賬本，把12萬元賬目全都羅列出來，記在本上、裝在心裏。為了還債，60多歲的老人當保姆、鐘點工，撿廢品賣破爛，省吃儉用把每一分錢都攢下來。6年時間裏，在老人的努力和社會各界幫助下積極還債。截至目前，12萬元債務已全部還完。竇蘭英老人視誠信如生命，被街坊四鄰親切地稱作“信義奶奶”。今年9月，她榮獲第七屆全國道德模範榮譽稱號

敦煌研究院名譽院長樊錦詩，她從小在上海長大，1963年北大畢業後，把大半輩子的光陰都奉獻給了大漠上的敦煌石窟。人們親切地喊她“敦煌的女兒”。為了敦煌，樊錦詩和丈夫兩地分居長達19年，兩個兒子出生後都沒有得到很好的照料，但她卻視敦煌石窟的安危如生命，紮根大漠，潛心石窟考古研究和創新管理，完成了敦煌莫高窟的分期斷代、構建“數字敦煌”等重要文物研究和保護工程。2019年國慶前夕，樊錦詩獲頒國家榮譽稱號勛章。

學習樊錦詩事蹟心得體會2

莫高窟位於甘肅省最西端，氣候乾燥，黃沙漫天，冬冷夏熱。樊錦詩一天只吃兩頓，喝的是鹽鹼水，住土房、睡土炕、用土桌。“每天這裏拍拍，那裏拍拍，都是土”，她拍拍左右胳膊，比劃着當時的情景。

白天去洞窟，必須要爬蜈蚣梯。

什麼是蜈蚣梯?就是一根棍子上分出不同的短叉，通過攀爬這些短叉上下的“梯子”。“我從沒見過這樣的‘梯子’，還那麼高”，81歲的樊錦詩一邊比劃一邊往腳下看，宛如當年站在梯子上那個心驚膽戰的小姑娘。

因為害怕，樊錦詩每天都會在身上揣幾個幹饅頭，儘量不喝水，少去廁所，以免攀上爬下。

現實生活如此艱苦，而洞窟裏卻宛若仙界。“完全是兩個世界，陶醉、震驚、震撼，反正怎麼形容都可以，簡單説就是太美了!太好看了!內容太豐富了!”

當時，一些老畫師在洞裏臨摹壁畫，洞裏沒電，他們想出個土辦法。早晨太陽從東邊出來，洞窟坐西朝東，他們就拿一面鏡子對着太陽，再拿一張白紙，靠反光來照明，就這麼在洞裏臨摹，居然臨出了許多藝術精品。

還有敦煌研究所帶頭人常書鴻、段文傑，都是當時大名鼎鼎的文物專家，卻腳蹬布鞋，穿着打扮與當地農民無異。經過他們將近20年的整理，在幾乎沒什麼經費的情況下，莫高窟初步有了個樣子，看起來不那麼破敗了，樊錦詩心裏很佩服他們。

從此，這位江南姑娘盡心盡力做起敦煌文化的供養者。

學習樊錦詩事蹟心得體會3

賈正：
您守護敦煌56年，在外人看來可能會覺得有些枯燥。是什麼樣的童年或者成長環境，讓您與歷史和考古結緣?

樊錦詩：我1938年出生在北平，北平淪陷後父母帶着全家南下到上海謀生。家裏有一個大姐，我和二姐是雙生子，後來又有了兩個弟弟。母親在家操持家務，只有父親在工作，還有爺爺奶奶，家庭負擔比較重。父親畢業於清華大學，是個工程師，他覺得女孩子們也應該去上學，我這才有機會進學校讀書。我自小比較懂事，學習成績還不錯，喜愛看書，尤其是小説，《水滸傳》《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悲慘世界》什麼都看。小時候最崇拜的人是居里夫人，以至於想學化學，也曾想當名醫生，因為救死扶傷非常神聖。由於和姐姐是雙生子，還是早產，我從小體質就弱，多病多災。有人就説，我體質太弱，要學醫恐怕不行，到底誰給誰看病?我一想也有道理，於是就選擇了學歷史，覺得歷史就是看書，不需要體力，何況自己也很喜歡歷史。報考歷史學系沒想要選擇考古，後來聽説考古很好玩，可以去野外遊山玩水，當時也沒有什麼遠大志向，感覺能夠飽讀詩書，還能遊遍名川大山，就是天底下最有意思的事了。我在上海讀書的時候，受父親影響，特別喜歡到博物館看文物展覽，知道許多精美文物都是考古挖掘出土的，所以覺得考古工作一定很有意思。入學不久分專業，就不假思索的選擇了考古。後來才知道沒有多少人願意去學考古，因為太辛苦了。就這樣，我稀裏糊塗地選擇了考古專業。

賈正：敦煌地處偏遠，和您想像中的遊山玩水式的考古一定差距很大。當初你是怎麼留下來的，並且一待就是一輩子?

樊錦詩：上中學時期有一篇介紹敦煌莫高窟的歷史課文，雖然不長，卻深深打動了我，總是覺得這個地方太好了，是一座輝煌燦爛的藝術殿堂，就一直留意與敦煌有關的信息。特別是上大學以後，凡是和敦煌有關的展覽，出版的明信片、畫片等等，我都格外關注。包括常書鴻先生、段文傑先生我很早就知道他們。敦煌是我少年時的一個夢，很嚮往那個地方，我把它想得特別美。

1962年，是我大學生活的最後一年。按照北大歷史學系考古專業慣例，畢業班學生可以選擇洛陽、山西和敦煌等文化遺產地參加畢業實習。對我而言敦煌是內心向往的地方，如果能趁着實習機會去看一看，正好可以了卻一樁心願。於是，我和另外3名同學一起來到敦煌實習。當中學課文裏的敦煌藝術呈現在眼前時，我和同學們都被震撼了。鳴沙山和三危山的懷抱中是密密層層的洞窟，大大小小的佛像雕塑成千上萬，壁畫更是精美絕倫，讓人幾乎可以忘記外面的世界。可是離開洞窟以後就不一樣了，敦煌地區食物緊張，條件很艱苦，住土房、睡土炕、吃雜糧，喝鹹水。敦煌研究所只有一部手搖電話，晚上只能用蠟燭或手電照明，上趟廁所都要跑好遠的路，隨時還會有老鼠從房頂掉下來。我本來體質就差，根本無法適應敦煌早晚温差大且十分乾燥的氣候。加上營養跟不上，水土不服，我幾乎每天晚上失眠，上洞實習也走不動。實習指導老師宿白先生怕我出事，沒到三個月就讓我提前離開了。説實話，當時我沒有想着再回敦煌，後來自己幾次想離開敦煌也都沒有走了。一想到是國家培養了我，敦煌又是可以發揮自己本領的地方，還有對常書鴻等前輩的敬仰，就不知不覺地喜歡上了敦煌。在敦煌待了56年，感覺自己是長在敦煌這棵大樹上的枝條，我離不開敦煌，敦煌也需要我。只有在敦煌，我的心才能安下來，敦煌就是我的宿命，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為敦煌盡力了!不覺得寂寞，不覺得遺憾，因為它值得。

賈正：從水土不服，到猶豫不決，再到紮根大漠，成為敦煌的女兒，最後視敦煌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這半個多世紀您與敦煌一定發生了許多感人故事。

樊錦詩：第一次去敦煌實習，我就出現了水土不服，實習沒有結束就走了，也就沒有打算再去。但1963年畢業我被分配到了敦煌。父親知道後給我寫了一封信，囑咐我轉呈校領導和系領導。信裏講了很多事實和實際困難，希望學校改派其他體質好的學生。我把“求情信”扣下，沒有轉交。因為那一年，國家正提倡學雷鋒，我和同學們剛在學習活動上宣過誓，國家的需要就是我們個人的志願。我不願説一套做一套，當國家真正需要的時候就把父親搬出來。系裏也知道我體質很差，而且男朋友彭金章分配到武漢大學，但還是希望我能夠去敦煌，因為敦煌急需考古專業人才。系裏答應過個三四年，再有畢業生分敦煌就把我換出來，這讓我有了點兒希望。

開始了，學校承諾的三四年期限已無人問津，我也不再奢望，每天就是在洞窟裏反覆地觀察，並開始做洞窟斷代分期的研究。1967年我和彭金章結婚了，1968年我懷第一個孩子的時候，家裏擔心我體弱多病，怕分娩的時候出意外，力主我申請到武漢待產。況且我在敦煌一個親人都沒有，上海買的嬰兒衣服用品，婆婆從河北老家帶的紅棗、小米、雞蛋營養品等等所有生孩子的用品都在武漢，去武漢是最合乎常理的。可是就在臨分娩前一個多月，我向單位請假，沒有批准，還讓我去農村參加秋收勞動。孩子出生後連一件衣服都沒有，只能用我自己穿的“棉猴”裹着孩子。後來醫院的護士幫助我給老彭發了加急電報，收到電報後老彭立刻從武漢出發。他挑了一扁擔的東西換了5次車，行程3000多公里，到了敦煌孩子已經出生一週了。孩子還沒有滿月，老彭就因工作原因離開了敦煌。我每天上班就只能把孩子單獨放在家裏。每天下班回宿舍，我就要聽聽，如果聽見孩子哇哇大哭，就很放心，孩子肯定沒事兒，要是不哭我就提心吊膽。由於敦煌的特殊環境，第二年我就把老大送到親戚家寄養。1973年我們的第二個孩子在武漢出生，依然沒法帶回敦煌。莫高窟人的命運都非常相似，只要你選擇了莫高窟，就不得不接受骨肉分離之苦。從常書鴻先生、段文傑先生、我自己，到後來的王旭東院長，都有相似的境遇。家庭與工作，身心兩處不能會合，好像就是莫高窟人的宿命。

那時候我一直爭取調到武漢大學去工作，沒想着待在敦煌。我先生在外地，孩子也在外地，我又是南方人，肯定要走的。1986年組織同意我走了，但我卻猶豫了，感覺不能就這麼走，應該給石窟留點兒什麼，不甘心，不願意走。感覺到哪兒也是工作，只要能發揮自己作用，在哪兒工作都是一樣的。經我們夫妻二人商量，最後還是老彭放棄了武漢大學的事業，把家安置到敦煌，解決了我們一家19年的兩地分居問題。那時老彭已經快50歲了，是武漢大學歷史系副主任、考古教研室主任，當他知道我不願意離開敦煌，就主動做出讓步，放棄了他親手創辦的武漢大學考古專業，這對一個男人來講是非常大的事業犧牲。後來我們就一起專心在莫高窟工作，老彭從零開始建立事業，從事多項考古發掘。特別是主持了莫高窟北區的考古發掘，使莫高窟現存洞窟數量從487個增加到735個。老彭在敦煌北區考古發掘的收穫對我們來説都是一種安慰，命運對我們還是非常眷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