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自己這一陣子看了幾本書，比如法國象徵主義唯美派作家皮埃爾·路易（1870-1925）的《比利提斯之歌》（莫渝譯胥弋編，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年4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便是一本很有意思的書。
這本書是在等兒子放學時在書店裏發現，雖然現今書價甚高，也毫不猶豫將之買下。當然，後來因為搜尋張愛玲的散文集《重走邊城》，在卓越網上同樣發現了這書，卻比書店便宜許多。即使如此，也不多後悔。不悔不僅是因為皮埃爾著作書的內容語言，更是此版配上的原插圖（插圖作者為美國威利·波加尼），很見神采。所以一直準備着寫寫讀後感，卻事實上荒疏至今。
然後，自己又纏上原為兒子六一兒童節買的英國傑拉爾德·達雷爾（Gerald Durrell）著的《希臘三部曲》，分別是：《追逐陽光之島》（My Family and Other Animals）、《桃金娘森林寶藏》(Birds,Beasts and Relatives)、《眾神的花園》(The Garden of the Gods )，為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20**年3月第一版，20**年5月第二次印刷），都由唐嘉慧一人翻譯。就文本翻譯來説，很不錯，至少超過英國的巫師小説作家羅琳的《哈利·波特》系列。那似乎是兩位姓馬的翻譯。馬的翻譯，關於波特六本？還是七本？都看過，語言過於直白通俗，除了情節曲折，險象環生，吸引眾多大小讀者，就靠豐富的想象力了。那是個寓言式的故事，充滿了象徵意味。唐翻譯的“希臘三部曲”則不同，語言豐富優美，內涵機智幽默。在極盡呈現希臘科孚島的自然之美時，展現家庭中每位成員張揚的個性，矛盾、爭執，卻又不傷大雅。那是作者幸福的童年。就作者的記錄，這三部書素材的來源全部來自他們全家蟄居科孚島的5年，而那時正是二戰前的幾年。幸福與災難同在，曲曲折折於人世間。我想作者的傾心記錄即使三本出版日子相距十年（1956、1969、1978年），也是對現世，或者説他寫作時生活無限厭倦、疲憊的反映。
我當然願意造成這種觀感的原因只是緣於作者，並非翻譯本身。這是基礎。就像玉與石頭。是石頭，無論怎麼雕琢，它還是石頭；而玉呢，無論怎麼破壞，甚至遺棄，它最終還是玉，總有一天會被識玉者發現，就像和氏璧，成為無價之寶。這好像有些類似上世紀六十年代所另類解讀的唯出身論，或者生理學意義的遺傳、基因什麼。雖然一個呈現於學術領域的遺傳學，一個將之擴大到社會學領域。但事實終歸是事實。雖然不是唯一，但還是有其決定性意義。
然而我們還是知道，一個好的本子，即使基礎再好，如果翻譯，或者編劇不好，也會面目全非。對於唐詩、宋詞的翻譯，如今就呈現如此僵局，還有老舍的京味小説，不知如何慘不忍睹。但也有例外。比如傅雷、朱生豪等人的譯作就很讓世人側目。這可以用原本和譯本對照，以及後來翻譯同本著作比較。還有他們本人的隨筆信件，文采斐然。同樣的譯者或創作者也不是沒有，比如辜鴻銘的《春秋大義》等，原來就是英文本，只是後來才被國人譯成中文，雖然也有人嘲諷他並非深解春秋時的大義。同樣被有些人嘲諷的還有林語堂。他的很多書，比如《蘇軾傳》，比如《吾國吾民》等原本也是用英文創作的。他們英文太好，所以如此，也間接促進了外國瞭解中國，而不是從漢學家的轉譯中瞭解中國。同樣的天才，還有張愛玲。我想，她之所以同時被胡適、傅雷、周瘦娟等人青睞，還是説明其有過人之處，否則便是文壇的過眼煙雲。那本方言小説《海上花》既被張愛玲譯成英文本，又被她譯成國語本，便是明證了。
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説，為兒子買的這套“希臘三部曲”還是值得的。碰到好的文學素養高的譯者手裏，她嚼過的饃還是有些香的。不然，怎會吸引我如此持續三個星期，在非常忙碌之時去閲讀，還要在此留下痕跡，甚至不管另一本《比利提斯之歌》？
這種童年的筆記與記錄，按理大多無法避免枯燥、刻板，或者囉嗦，控制不住自己的筆觸，法布爾的《昆蟲記》有些章節便是如此，但達雷爾的“三部曲”不是如此。它的節奏控制得很好，雖然這三本書的內容都是來自作者停留科孚島的這五年，但展現熠熠生輝的自然場景之時，貫穿了其家人豐富的生活，作者兒童身份、眼光、做派的理解，風趣幽默隨時可見。法布爾的《昆蟲記》則是成人視角，出於研究。而且三本角度各不相同，寫法也不同：《追》是固定時段，從去科孚島的原因開始寫起，直到不得不不離開，從前寫到後；而《桃》則是從中選擇幾個有趣事件，以珍珠帶串架構起全本；《眾》呢，雖然還是大致秉承《桃》的思路，卻夾雜了混亂不安的情緒，少了前兩部寧靜温馨和諧的意味。雖然這問題的產生並非來自家庭，但社會的背景，以及作者在最後一本書創作時的心態很容易影響到筆下的文本。我相信，作者寫第三本成這結果不是因為江郎才盡，而是心緒煩亂，無法選定一個確定心態去抒寫回到心中童年美好生活渴望。其實，這才是他的悲哀，也是他，乃至任何人人生的悲哀。
越是抒寫童年的美好，寧靜的美好，越是反射現實生活的失望、困惑與不安。那種類似鎂條的錘扁與延長，是人生張力的極度擴張。人往往沒有發現，人生的錘扁、延展是犧牲了厚度而成就的長度。終有一日，人生的盡頭會來到，因為那長度已夠長，且不能再薄。所以，從文學角度來看，達雷爾的“希臘三部曲”遠勝法布爾的《昆蟲記》，因為法只是在著作中關注生物學趣味，即使描寫擬人化，也只是緣於對生物研究的極度喜愛；而達不是僅關注於介紹生物學知識，而是將它放於自己和家人的日常生活中，去描寫自己的趣味，自己的情感，自己對家人的熱愛。而且達以兒童視角寫自然世界、人類世界，尤其是成年後的回憶，就很見其意味。魯迅的《朝花夕拾》為什麼就看不見那種優雅與寧靜？還有郁達夫的《悲劇的誕生》，薩特的《詞語》？
也許，這便是達雷爾的“希臘三部曲”獨特之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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