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野稻一樣自在
上週有一個重要的記者見面會,袁隆平的祕書給他精心準備了一個講話稿,一個很美好的比喻,“人就像一顆種子一樣”。
沒想到,等到講話時,他把講稿攤開,又反面壓了,放到了一邊,然後,摳了摳腦袋,説,“這樣鄭重其事地誇獎我,我覺得一點都不自在。”
其實,祕書一點都沒有説錯,只不過,這顆種子實在不一樣。
“掉”在了湖南農村
在19歲以前,袁隆平一直跟隨父母輾轉漂流。從北平到天津、江西贛州、德安、湖北漢口,1937年戰亂爆發,一家人又逃難到了重慶,然後漢口,然後南京。
1949年8月,19歲的袁隆平高中畢業,他決定離開南京,回重慶去讀農學院。
學農的原因很簡單。還在讀一年級時,老師曾帶他們參觀了漢口郊外一個私人園藝場。都好多年了,他始終惦記着,“裏面的桃子紅紅的,葡萄一串串的,花也開得特別好。”
而重慶8年,有他最優哉遊哉的少年。每每有空襲警報拉響,學校一散,他就跑到嘉陵江去游泳。“家裏5個兄弟姐妹,父親喜歡老大,母親喜歡老幺,成績最好是老四,我這個老二就落在了空檔裏。”
到了西南農學院,他更是過得自在,期間只有一次輝煌:救過一個人。他編的考分歌謠在班上流傳:“三分好,三分好;不貪黑,不起早;不留級,不補考。”
1953年8月畢業,全班同學都被分到了全國各地,最遠的是到新疆去研究哈密瓜。袁隆平到湖南省農業廳報到後,就坐着燒木炭的汽車一路顛簸,到了離黔陽縣城安江鎮4公里外的安江農校。
這一呆,就是16年。
這個從大城市來的年輕老師上的課讓學生喜歡。“他上課上得好,下課還跟學生玩,”當年的學生回憶説,“他不講究那麼多,黑板寫滿了,他把手一縮,抓起袖子就擦。”
哪個理論有道理
1958年,按照大學所學的蘇聯專家的無性雜交和環境影響理論,他用月光花嫁接紅薯,結果,最大一兜“紅薯王”有27斤重。
袁隆平因此出席了1960年在湖南武岡縣召開的全國農民育種家現場會。
就在這一年,在各地爭相放出“馬鈴薯畝產8000公斤”、“水稻單季畝產1500公斤”等等“衞星”後,人們開始過“糧食關”。學校老師供應的定量減少很多,周邊農民開始吃草根、樹葉和“觀音土”。在小小的安江鎮上,袁隆平親眼看到倒伏在街邊的兩具枯瘦的屍體。
家庭成分本來不好的袁隆平很少參加學校的政治學習,能躲就躲,被視為“走白專道路”的典型。
有次去農村上夜校,他講紅薯高產,聽的人少,別的老師講水稻高產,屋子裏面擠滿了人。農民跟他説,“紅薯是雜糧,是稻米的搭頭,吃了不經餓,‘以糧為綱’,是要大米。”
他後來私下跟一個要好的老師説,“沒有吃的太痛苦了,我是學農的,要多搞點科研,等紅薯嫁接成功了,就搞水稻高產。”
不幸的是,他的“月光花紅薯”試驗很短命。第二年,種子長出來,紅薯又變小了。
1962年,他在學校圖書館的《參考消息》上看到一則消息:英美的兩個遺傳學家克里克和沃克,根據孟德爾、摩爾根的學説,研究出了遺傳物質的分子結構模型,獲得了諾貝爾獎。
“人家英美都分子水平了,我們還在這裏學蘇聯,打轉轉,”袁隆平後來跟他的學生們提起這事,就愛説,“幸虧我猛醒得早,沒拴死在一棵樹上。”
這年暑假,他自費趕到北京,去中國農科院,找大學時候的老師、遺傳學專家楊國榮。楊老師悄悄告訴他一些國外研究的情況。
他的英文功底一直就好——母親曾是教會學校的高中生,他也在教會學校漢口博學中學直接上過外籍老師一年半的課。呆在農科院的圖書館裏,他看了一大堆外文資料和學報。才知道,美國、墨西哥等國家的雜交高粱、雜交玉米已經開始生產,只有水稻的雜交技術還沒有突破。
他決定放下“月光花紅薯”,專攻水稻雜交。
試驗逃過劫難
1960年7月,袁隆平曾經在學校試驗田裏發現了一株“天然雜交稻”,鶴立雞羣,穗大粒大。但是,第二年,“大水稻”的種子播下去,結果,高的高,矮的矮,產量都很低。
但是,這株天然雜交稻啟發了他:用人工雜交的辦法,可以培植高產的雜交稻。
勾腰駝背埋在稻田裏的袁隆平,在1964年和1965年找到了6株雄性不育稻株。
1971年初,國家科委和農業部又組織了一個全國性協作組。3月下旬,全國18個科研單位的一百多名農業科技人員都來到了南紅農場。
此時“野敗”的雜交第一代正在抽穗,還沒有人知道其科研價值,但袁隆平卻毫無保留,把“野敗”材料分送給大家做實驗。
“他這個人做什麼都很坦蕩,最恨那種保守、自私的做法,”湖南農學院教師羅孝和也是1970年才進入這個科研小組的,他發現,袁隆平從來不搞“山頭”,“只要表現出對課題感興趣,他就歡迎,給外單位的講課也一點都不保留”。
人多力量大,很快,在用上千個品種與“野敗”進行上萬次回交轉育後,結果,湖南組和江西組、福建組都培育出了幾個優良的不育系和保持系。
1974年,袁隆平育成中國第一個強優勢組合“南優2號”。經試驗種植,兩季水稻產量都比常規水稻增產30%以上。
隨後,他又設計了父本與母本分壟間種的栽培模式,還創造出用竹竿“趕花粉”的土辦法,將種子產量從畝產5.5公斤提高到40公斤以上。
1976年是很特別的一年。稻田邊的廣播裏,不時播出周恩來逝世、唐山大地震、毛澤東逝世等大事件。稻田裏面,稀稀疏疏的雜交水稻卻長出了粗壯飽滿的顆粒。這年,全國大面積試種,208萬畝雜交水稻,增產幅度全部在20%以上。
雜交稻面積開始急速推廣,到1998年,全國有一半的稻田都在栽種雜交稻。
等到1981年6月,推了一個光溜溜的小平頭的袁隆平上了北京,領了我國第一個也是迄今為止唯一一個特等發明獎。
自在隨意的老頭
現在,他的辦公室裏面已經擺滿了各種獎牌和證書。但老頭子還是堅持在第一線做科研。每年一到冬天,他都要到三亞基地去。
有次他爬田埂,旁邊人想扶他一把,被他一下擋開了,“你以為我老了啊,我躥田埂比你年輕人還快當!”
2001年,《湘聲報》記者到海南荔枝溝基地去採訪,還聽見他把雷潔瓊的話拿出來念,“百歲笑嘻嘻,九十也不稀,八十多來兮,七十小弟弟,”然後又嘿嘿一笑説,“我71,是小弟弟。”
試驗田和住地隔一段公路,原來都是騎自行車下田,那天,剛好新買的咖啡色小摩托車送到,他立馬發動新摩托,然後笑嘻嘻地一溜煙走了。
晚上6點半回來,吃晚飯,愛吃花生米,7點半散步,8點和大家打麻將,輸了鑽桌子。後來,他腰桿扭傷了,就不打麻將了,改打氣排球。
成名成家的袁隆平好像仍然喜歡自在隨意的生活。
他偶爾出差逛街,看到便宜衣服,就先在自己身上比試一下,然後又在助手身上比試一下,買上一大堆,回來就人人都發一件。有次到香港中文大學去作報告,他就紮了條剛在街邊用10元錢買的領帶。
1998年,湖南一個事務所評定“袁隆平品牌”價值一千億元,楊瀾到海南去採訪他:“您回家跟自己的太太談論這件事的時候,她有什麼看法?”
結果,他的回答是,“從來沒有談。”他後來跟助手説,“我就是個過路財神。”還在1987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獎給他1.5萬美元獎金,他全部拿出來,設立了一個雜交水稻基金,專門獎勵有成就的中青年科技工作者。
“隆平高科”用他的名字上市的事情,他起初也不答應。“雜交水稻和股票完全是兩碼子事,我不懂,再説,袁隆平今天漲兩分,明天跌兩分,像啥子話哦?”後來是想到研究中心每年可以得到一筆固定的科研經費,才鬆了口。後來一忙,又把隆平高科的董事也辭了,只掛了名譽董事長。
即便現在,他這個中國雜交水稻研究中心的法定代表人仍舊只分管科研,行政事務一概不理。
“他就是一門心思要搞科研。”1995年,出去制種賣的羅孝和被袁隆平喊回來,培育出了一個穩定的兩系法雜交稻品種,比1973年的三系法雜交稻產量高出近10%。
緊接着,第二年,袁隆平又逢人就説,現在開始搞超級稻。
他經常跟人説起他曾經做過兩次的夢:田裏的水稻長得像高粱一樣高,稻穗像掃帚一樣長,顆粒像玉米一樣大,他和助手們走累了,就在稻子下面聊天乘涼。
剛開始,周圍人呵呵的笑,時間長了,才發現他滿腦殼就惦記這個事情。
他把身邊英語好的年輕助手都儘量送出國去深造,為的是他的第二個理想:要讓雜交水稻推廣出去,“造福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