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天空風雲變幻，歲月的江河奔流浩蕩。唯一不變的是，總有丹心赤子甘為國家鞠躬盡瘁，總有殷殷志士願為民族負重前行。
那個愛皺眉頭、喜歡思考的著名核物理學家走了。今年1月，“兩彈一星”功勛獎章、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改革先鋒獎章獲得者于敏去世，享年93歲。
于敏最後一次出現在公眾視野中還是在2015年1月9日。那天，他從習近平總書記手中，接過了當年唯一的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獎證書。
這樣的“拋頭露面”，于敏只經歷過兩次。上一次是1999年，在表彰為研製“兩彈一星”作出突出貢獻的科技專家大會上，他被授予了“兩彈一星”功勛獎章，並代表23位獲獎科學家發言。
對於這樣的大場合，于敏並不習慣。因為此前幾十年裏，作為我國核武器事業重要奠基人之一的他，一直都隱姓埋名。
“一個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沒有的。能把自己微薄的力量融進祖國的強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這是于敏生前的一次自白。今天，當我們再次提起這個名字時，他已經成為一座永遠矗立的豐碑。
生命無法永恆，精神卻能不朽。
沉默是金
人物小傳：于敏，著名的核物理學家。生於1926年8月16日，1949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物理系。他填補了我國原子核理論的空白，對我國科技自主創新能力的提升和國防實力的增強作出了開創性貢獻。
“我不能有另一種選擇”
于敏生前的卧室裏，一本《三國演義》擺放在案頭。和煦的陽光從窗口透進來，照着泛黃起皺的封皮。可想而知，那位温文爾雅的主人，曾經多少次倚在窗前的靠椅上，翻閲着心愛的書籍。
其實，于敏自己也沒想到這輩子會與氫彈結緣，更沒想過個人與國家的命運會緊緊聯繫在一起。當時，正在中國科學院原子能研究所工作的他，原本以為會在鍾愛的原子核理論研究道路上一直走下去。
然而，一次與時任二機部副部長、原子能研究所所長錢三強的談話，讓他的人生髮生了重大轉變。1961年1月的一天，雪花飄舞，于敏應邀來到錢三強的辦公室。一見到于敏，錢三強就直言不諱地説：“經所裏研究，報請上級批准，決定讓你參加熱核武器原理的預先研究，你看怎樣?”
從錢三強堅毅的眼神中，于敏立刻明白，國家正在全力研製第一顆原子彈，氫彈理論的預先研究也要儘快進行。
于敏感到很突然，甚至還有幾分不解。一向沉默的他，喜歡做基礎理論研究。不過，于敏沒有猶豫，因為他忘不了童年“亡國奴的屈辱生活”帶給他的慘痛記憶。
“中華民族不欺負旁人，也不能受旁人欺負，核武器是一種保障手段，這種民族情感是我的精神動力。”于敏後來這樣説。
“我們國家沒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真正地獨立。面對這樣龐大又嚴肅的題目，我不能有另一種選擇。”這是于敏當時的想法。
這個決定，改變了于敏的一生。自此開始了隱姓埋名的生活，把自己的一切奉獻給了我國的核武器科技事業。
“土專家”的“真把式”
未曾出國留學的于敏，自謙是“地道的國產”。但他對自己的學生説，“土專家”不足為法，科學需要開放交流和開闊視野。因此，他鼓勵學生出國留學，但有一個條件——“開過眼界後就回國作貢獻”。
氫彈理論的探究是一個全新的領域，當時被核大國列為涉及國家安全的最高機密。因此，要在短期內實現氫彈研製理論上的突破，絕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
幹驚天動地的事，做隱姓埋名的人。為了儘快研製出我國自己的氫彈，于敏和同事們知難而進、晝夜奮戰。然而，有好長一段時間，他們始終找不到氫彈原理的突破口。
重大轉折點發生在那一年秋天，于敏帶領一批年輕人前往外地用計算機進行優化計算。在“百日會戰”裏，他和同事們找到了突破氫彈的技術途徑，形成了從原理、材料到構型完整的氫彈物理設計方案。
氫彈原理一經突破，所有人鬥志昂揚，恨不得立馬造出氫彈。但是原理還需經過核試驗的檢驗。
試驗場遠在西北大漠，生活條件相當艱苦，吃的是夾雜沙子的饅頭，喝的是苦鹼水;茫茫戈壁上飛沙走石，大風如刀削一般，冬天氣温達-30℃，道路凍得像搓衣板……而於敏都甘之若飴。
1966年12月28日，氫彈原理試驗取得圓滿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國又成功進行全威力氫彈的空投爆炸試驗。
試驗成功的那一刻，于敏很平靜，“回去就睡覺了，睡得很踏實”。
直到于敏的工作逐步解密後，他的妻子孫玉芹才恍然大悟：“沒想到老於是搞這麼高級的祕密工作。”
踏踏實實地做一個“無名英雄”
在我國第一顆氫彈成功空投爆炸指揮現場，于敏凝望着半空中騰起的蘑菇雲，一言不發，直至聽到測試隊報來的測試結果時，才脱口而出：“與理論預估的結果完全一樣!”
儘管在氫彈研製中居功至偉，但對別人送來的“中國氫彈之父”的稱呼，于敏並不接受。“核武器的研製是集科學、技術、工程於一體的大科學系統，需要多種學科、多方面的力量才能取得現在的成績，我只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氫彈又不能有好幾個‘父親’。”他説。
完成了時代賦予的使命，于敏沒有停止追尋的腳步。為了研發第二代核武器，于敏隱身大山，繼續加班加點搞科研，他的身體變得越來越虛弱，幾次與死神擦肩而過。
此身長報國，拿命換科研，這是何等的奉獻!在那些日子，于敏常常會想起諸葛亮，矢志不渝，六出祁山。
1984年冬天，格外的冷。于敏在西北核試驗場進行核武器試驗，他早已記不清自己是第幾次站在這嚴寒的戈壁上。
“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在試驗前的討論會上，于敏和陳能寬感慨地朗誦起了諸葛亮的《後出師表》。
不同於蜀漢丞相的“出師未捷身先死”以及“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于敏的事業是“可為”“有為”的。就像他沉默的事業一樣，于敏是個喜歡安靜的人。他曾對身邊人説，別計較有名無名，要踏踏實實地做一個“無名英雄”。
這種“安靜”，在於敏子女的記憶中卻有點模糊。兒子於辛小時候對父親的記憶就是一個字：忙。“整天待在房間裏想東西，很多人來找他。”女兒於元亦很難覓尋兒時對父親的記憶，因為父女倆不曾有太多交流。
于敏對“安靜”有着自己的解釋，“所謂安靜，對於一個科學家，就是不為物慾所惑，不為權勢所屈，不為利害所移，始終保持嚴謹的科學精神。”他傾慕文天祥的威武不屈，以及“丹心照汗青”，這丹心於他就是堅持科學，就是獻身宏謀。
正如他73歲那年在一首題為《抒懷》的七言律詩中表達的那樣，即使“身為一葉無輕重”，也要“願將一生獻宏謀”。
“于敏先生那一代人，身上有一種共性，他們有一種強烈的家國情懷。這種精神影響了一代又一代人，希望這種精神能夠不斷傳承下去。”與他一起工作了50多年的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原副院長杜祥琬説。
一棵大樹俯身而卧的地方，正在長出一片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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