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09年12月5-6日，中國世界經濟學會第九屆理論研討會在武漢大學舉行。文章對會議情況進行了總結介紹，並結合專家的主題發言，就“後危機”時代的世界經濟
形勢 、人民幣國際化、中美貿易不平衡以及中國應對金融危機政策對會議內容進行了梳理和總結，並對有關觀點提出了分析與見解。
關鍵詞：全球金融危機；
貿易不平衡；
貿易保護主義；
經濟反彈；
人民幣升值
2009年12月5日，由世界經濟學會、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世界經濟系與中國社會科學院China & World Economy編輯部共同主辦的中國世界經濟學會第九屆三次常務理事會擴大會議暨理論研討會在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舉行。來自全國各大重點高校及研究所的代表共聚一堂，就“後危機”時代的世界經濟走勢及中國如何應對當前複雜的國際政治、經濟形勢進行了廣泛而深刻的討論。在全球經濟逐漸進入反彈的時期，此次的會議對於預測世界和中國未來幾年的經濟走勢及探討相應的發展策略有着重大的現實意義。
一、“後危機”時代的國際經濟形勢
（一）全球經濟發展不平衡、不可持續
2008年來的全球經濟衰退使得全球經濟不平衡，尤其是中美之間經濟的不平衡問題極大地暴露出來，並引發大範圍的討論：究竟這種“中國儲蓄，美國消費”的經濟模式是否有待調整？對此，世界經濟學會會長餘永定認為，世界經濟發展不平衡是造成此次全球經濟危機的深層次原因，是不可持續的，亟待糾正。他提出，美元在長期內趨於走弱。美國淨外債與GDP的比值走向反映出這種趨勢。近年來，美國經常項目逆差的不斷累積使得其淨外債佔GDP比重逐漸增大，而GDP則是一個
國家 經濟實力和償債能力的表現。自1982年開始，美國就成為淨債務國，且外債越來越多，截至2007年底，美國積累外債達到2.4萬億；
從1985年至2009年10月，美元戰略貶值61％，美元的不斷貶值將最終導致外國資本流入的減少，將對美國造成深重危機，因此危機前美國的發展模式是不可持續的。
餘永定運用宏觀經濟學基本公式“I-S+G-T=M-X”來分析了未來一段時間內美國貿易逆差的變化趨勢：經濟危機爆發以來，美國私人投資大幅縮水，儲蓄率有所提高，數據顯示“I-S”縮水1萬億左右，而美國2009年財政支出達1.6萬億，因此，在危機爆發之後、政府出台財政政策之前，美國經常項目逆差略有減少；
但在財政政策生效之後，美國經常項目逆差又逐漸增長。2010年，美國為了實現其“保增長，維持美元穩定”的雙目標，將大幅運用貿易保護政策，來促進出口減少進口，拉動就業並減少其經常項目逆差，這對於中國而言無疑是巨大的挑戰。面對挑戰，中國應該重點促進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升級，降低投資率，減少對外依存度，減少貧富差距並大力發展非貿易業，只有這樣才能保證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二）世界經濟形勢與未來展望
自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世界經濟起伏不定，劇烈動盪。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張宇燕認為，目前的世界經濟具有以下三特點：
1、經濟危機基本穩定。
2、世界經濟在經歷了第一、二季度的最低點之後開始逐漸反彈。
3、當前世界經濟是否進入一個全面穩定的復甦階段仍面臨很多不確定性。這些不確定性主要表現在：（1）失業率，尤其是發達經濟體的失業率仍維持在高位水平。最新數據顯示，美國當前失業率為10.2％，歐洲為9.9％，日本為5.2％，且目前看不到高失業率將得到解決的跡象。（2）個人消費水平低。金融危機帶來的“負財富效應”使得財富普遍縮水，家庭儲蓄率提高，消費疲軟。（3）發達經濟體的產能利用率處於歷史最低水平。10月份美國產能利用率為71％，歐洲為70.7％，低產能利用率意味着大規模投資受到抑制。（4）脆弱的金融體系。以美國為例，其金融體系的壞賬或被政府購買，或被凍結，只有藉助經濟復甦來加以消除。而且，美國銀行體系中有大量資產與金融衍生品緊密相連，一旦利率波動，整個很行資產將大幅縮水，從而對經濟復甦產生抑制，因此，脆弱的銀行體系阻礙貨幣當局利用利率來對經濟進行調節。（5）美元作為國際貨幣體系中的主導貨幣，其未來走勢非常不明朗。（6）金融監管對全球金融體系影響不確定。嚴格的金融監管增加了全球的投資成本，但同時也提高了人們對於銀行體系穩定性的信心，因此，其對未來經濟復甦的影響難以確定。（7）貿易保護主義抬頭，但其對經濟的影響程度也難以確定。（8）初級產品、能源產品、大宗產品價格波動幅度大，不能確定其未來明確的變動區間。而這些產品的價格又與經濟形勢緊密相連。（9）“低碳經濟”對未來世界經濟的影響難以把握。張宇燕指出，基於以上九個特徵，雖然全球經濟目前進入反彈，但斷言全球經濟已進入復甦階段還為時過早。
二、“後危機”時代中國面臨的貿易形勢
自經濟危機爆發以來，中美作為世界上最為重要的兩個經濟體，不斷髮生貿易摩擦。對於這一問題，國家發改委中國對外經濟研究所所長張燕生認為，中美貿易不平衡的深層問題在於中美髮展模式都需要調節。而在中美貿易不平衡問題中，有三個問題尤其值得關注：一是中美貿易的不平衡實際上是美國與世界貿易的不平衡。二是美國用來平衡中美貿易逆差的主要產品為農產品而非其先進服務業產品。三是中美真正競爭性的貿易摩擦實質上還未開始，今天中美之間的貿易摩擦有更多非經濟因素作用。張燕生直言，只要全球經濟減速，貿易保護主義就會抬頭。但是，無論危機前後，中國都是貿易保護主義的最大針對國，發達經濟體利用反傾銷、反補貼、技術性貿易壁壘和特保等手段對中國發起貿易戰，對中國的對外貿易產生巨大壓力。當前，為應對這些貿易保護政策，中國應“亮劍”，改變中國與發達經濟體雙方在貿易博弈中的不對稱性，變被動為
主動 ；
在國際上建立廣泛的應對貿易保護的統一戰線；
大力調整出口導向的發展戰略。
張燕生指出，從長遠來看，“後危機”時代，中國要破解貿易保護主義困局，一是利用區域化加速發展的背景，加強東亞內部貿易、投資及貨幣方面的合作。以德國為例，德國的外貿依存度高於中國，但其所遭遇的貿易衝突卻遠遠小於中國，其主要原因就在於德國高於50％的貿易為區域內貿易。因此，中國可以通過區域合作來減少貿易保護的阻力。二是東亞應加快建立區域化全球金融中心，提高整個區域的風險對衝能力，從而為產品貿易走向新興市場提供更好的貿易融資手段與體系。三是中國應大力開拓新興市場，減少對歐美市場的依賴。張燕生着重強調了“渠道為王”，中國全球營銷渠道的缺失是這次經濟衰退中中國出口貿易損失慘重的重要原因。雖然中國擁有龐大的對外出口貿易額，但大多數都是通過跨國公司的全球採購進行，中國應大力加大渠道建設。四是在“後危機”時代，中國應着力培育和發展零部件的貿易體系。德國之所以面臨的貿易衝突小，另一個主要原因在於其產品大多是關鍵零部件等中間產品，在國際商場的定價能力強。
社科院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張幼文認為，今天中美之間貿易的不平衡實際上是由全球化條件下，各個不同類型的國家發展結構差異、改變世界格局的基礎差異決定的。中國目前實現的發展僅僅為經濟規模的擴大而非經濟結構的優化，出口順差主要以來於低端勞動力產品，因此這種發展模式是不可持續的。此次經濟衰退的根源在於20世紀90年代的IT泡沫破裂之後，世界沒有找到新的主導型產業來帶動經濟，轉而依賴房地產和金融產業。長期的增長復甦必須找到一個新的經濟增長點。當前世界經濟面臨兩大根本性困難：通脹風險與通縮憂慮同時存在；
實體經濟還未恢復但很多資產泡沫已經形成。目前，各國都出台了大規模刺激經濟的政策，但何時以及如何進行政策轉型成為各國政府的難題。如果退出過早，則經濟復甦很可能夭折，如果退出過晚，則很可能引發新一輪的通脹與經濟泡沫。
對於中國如何應對貿易保護主義這一課題，張幼文提出，中國應對貿易的上策為中國影響國際規則的制定。今天的國際規則主要是在發達國家主導下制定的，主要維護的是發達經濟體的利益，不能適應新興經濟體、發展中國家的增長要求。因此，中國應該通過增加國際事務中的發言權，積極參與國際規則的制定，消除國際範圍內不利於本國國力提升的因素。
三、中國應對國際經濟衰退的戰略評價
由美國爆發的金融危機波及全球實體經濟，中國也未能獨善其身。為刺激經濟恢復，中國政府實行了刺激經濟的誇張性財政政策寬鬆的貨幣政策。對於中國政府實行的經濟刺激計劃，曹遠征認為，在此輪經濟反彈過程中，農產品價格波動不明顯，CPI指數波動較小，同時，由於此輪經濟衰退中中國製造業出口下滑，積累了大量庫存，因此未來幾年中國發生物價上漲、通貨膨脹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在幣值基本穩定的前提下，由於積極的貨幣政策帶來的流動性不斷增加，將導致資產價格上漲，資本市場脱離經濟基本面，最終形成資產泡沫。最為重要的是，流動性的不斷增加還導致人們無法判斷此次金融危機是內生還是外生的，因此無法判斷其是遵循傳統經濟危機“高漲——繁榮——危機——復甦”的外生時間路徑，抑或是此次經濟衰退的週期已經變形。因此，中國政府在決定何時以及如何退出這一問題上就面臨嚴峻的困境與考驗。
而對於2005年中國開始啟動的匯率制度改革，張斌教授從穩定性和增長性兩個標準入手，詳細評價了盯住美元的匯率制度，並提出了折中性方案。從穩定性方面來看，傳統的觀點認為，資產泡沫的形成遵循以下路徑“人民幣升值預期——熱錢湧入——央行貨幣供給增加——資產泡沫形成”，但2007年數據顯示，央行2007年度M2總量（即貨幣供給量）並未大幅增加。張斌指出，即使M2穩定，只要人民幣升值預期夠強，資產預期收益就會大幅上升，因此必然形成資產泡沫，危害人民幣的穩定性。同時他指出，美元的“名義錨”的作用不強，他將美元價格、中國進口商品價格和中國生產者CPI指數聯繫起來，認為美元的漲跌直接影響中國進口商品的價格，進而影響中國生產者CPI指數的高低，最終導致國內物價的不確定性變化。
張斌提出，從增長性角度來看，盯住制下的低廉貨幣有助於形成中國製造品的出口優勢，但同時也造成國內製造業相對於非製造業的優勢，導致國內資源錯配，服務業受到歧視和擠壓，製造業和服務業市場出現供求失衡的狀況。因此，長遠來看，盯住制會損害經濟的長期增長。替代盯住美元的方案為人民幣應升值10％，並在此後維持對美元3％的浮動區間。他以日本為例，日元對美元升值給日本經濟結構帶來的巨大變化，認為相似的變動可以推動中國經濟結構的改革與優化。
此外，李卓教授將美國政府看作一個私人部門，通過構建數理模型具體分析了其救市政策的有效性以及進入、退出的最佳時點。
與會專家還就“後危機”時代奧巴馬政府經濟政策與美國經濟走向、當前歐盟經濟政策與經濟走向、國際貨幣體系改革與國際金融合作、中部崛起與中國對外開放政策研究等問題進行了廣泛討論。
（作者單位：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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