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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溪10位最具代表性的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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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李繼學

本溪10位最具代表性的名人

李繼學,明末遼東清河堡(今本溪縣清河城)人,生於1573年(明萬曆元年)。

李繼學青年時代,正當明末遼東邊貿活躍時期,明朝在清河設馬市。李繼學以經商為業,常走家串户販賣日用雜貨,人稱“李貨郎。”後又經營皮貨、人蔘等生意。

李繼學經商,經常往來於遼陽、清河、鹼廠、撫順和興京(今新賓縣)之間,對遼東地理形勢及風俗民情很熟悉。不論是明朝遼東邊關將士,還是後金官民,都混得很熟,出於商業目的,他還為遼東總兵府承辦物資供應之類的差事,時常出入遼東邊牆各關隘城堡。

1618年(萬曆四十六年)7月,後金汗王努爾哈赤率八旗勁旅進攻清河城。明軍參將鄒儲賢依城固守,用火炮滾木雷石打退後金軍多次進攻。努爾哈赤苦於無計破城,聞報捉住本地商人李繼學,知他與清河城守城將士很熟,便以授爵封地為條件,利誘其設計打開清河城門。李繼學應允。努爾哈赤下令退兵數十里外,同時設下攻城妙計。次日,李繼學和化裝成百姓的後金將士到城下叫門。守城將士見後金兵馬退走,來的是商人李繼學等,便大開城門。這時城外的後金兵馬突然出現,裏應外合,城堡遂被攻破。明參將鄒儲賢戰死,城中軍民近萬人皆被殺死。同年底,明朝決定發兵遼東,以楊鎬為遼東經略,率杜鬆、馬林、劉挺、李如柏等將領,調集10萬大軍,欲徹底消滅後金勢力。楊鎬在調兵遣將的同時,為探聽後金虛實,特派己在遼東經略府帳下任職的李繼學為使,於次年正月來到後金的赫圖阿拉(今遼寧省新賓縣老城),目的是探聽努爾哈赤和解的誠意,並趁機觀察後金的虛實,準備以武力壓服後金就範。

努爾哈赤將李繼學一行留下,待為上賓,另一方面卻在抓緊備戰。李繼學雖為明朝使者,暗中卻在幫助努爾哈赤,反將明軍實力密報給後金,使努爾哈赤對明軍的動向瞭如指掌。李繼學等人在後金逗留月餘,直至2月下旬,得知楊鎬己在遼陽誓師,雙方大戰在即,和談已無必要,便離開赫圖阿拉,返回遼陽向楊鎬覆命。

努爾哈赤根據李繼學提供的情報,針對明軍“分進合擊”戰術,定下了“憑爾幾路來,我只一路去”的應對策略,集中優勢兵力,將明軍各個擊破,取得了薩爾滸大戰的勝利。

1621年(明熹宗天啟元年),後金兵馬攻下遼陽、瀋陽之後,李繼學正式投歸後金。努爾哈赤為表彰他攻城密報之功,授予都司之職。李繼學任職後,克盡職守,敢於直言。當他發現副將劉興祥貪婪成性,多次收受賄賂,深感憤慨。在掌握了劉興祥的-證據後,便向努爾哈赤告發,劉興祥因而被罷職。此後,李繼學又因組織蒐集明軍情報、追捕建州逃人有功,授三等副將世職,封為茂利伯爵,並將清河城望城崗子和西溝一帶土地山場賜封與他。李繼學後因年邁辭官歸養故里,死後葬於清河城望城崗子,所葬之處人稱“李伯爺墳。”

9、白廣恩

白廣恩,字雲普,本溪縣歪頭山村(今屬溪湖區歪頭山鎮)人,滿族,生年不詳。曾考入瀋陽八旗學堂學習。他的青少年時代,正值軍閥連年混戰,民不聊生,滿目瘡痍,這些激發了他的愛國之情。畢業後,白廣恩投身教育界,以期實現教育救國的構想,先後在鐵嶺縣古城子國小任教師和校長。

1931年(民國20年),日本帝國主義悍然發動了“九一八”事變,很快佔領東北。白廣恩目睹日本侵略者的種種罪行,義憤填膺,毅然投筆從戎,走上了武裝抗日的道路。同年底,他回到家鄉歪頭山一帶,聯絡知識分子,祕密從事抗日活動。次年春,北平抗日救國會派趙殿良到瀋陽、本溪組織抗日武裝,白廣恩很快與趙殿良取得聯繫。因白廣恩是本地人,對這一帶的情況比較熟悉,而且與一些自發的抗日組織有過接觸,便主動為趙殿良介紹情況,出面聯絡。他以國小校長的身份作掩護,不辭辛勞,奔走於各個抗日武裝山林隊之間裏,先後聯絡了沈寶琳(燕子)、吳殿祥(大祥子)、徐黑虎(黑虎)、許樹春(小白龍)以及四季好、平日好、大榮字、崔狗子等自發的抗日武裝和山林隊,又到-聯絡龍武軍首領劉海泉和修子賓等人。這些武裝組織的首領雖然成分複雜,但他們都有一顆愛國心,一致贊同聯合抗日。1932年(民國21年)5月,正式組建了抗日義勇軍第二十一路軍,趙殿良任司令,白廣恩任參謀長,下轄5個支隊,沈寶琳、吳殿祥、林子升等人分任支隊長;各支隊下設中隊和分隊。負責瀋陽、撫順、本溪、鐵嶺、新民等5市縣的抗日之責,實際上主要活動於本溪、瀋陽、遼陽三角地帶,活動中心在瀋陽南郊奉集堡子。義勇軍多次主動出擊,破壞敵人交通,搗毀軍事設施。

白廣恩身為參謀長,積極出謀劃策,趙殿良對他亦十分氣重,有什麼事情都願意找他商量,傾聽他的意見。白廣恩富有正義感,又有學識,因此頗受義勇軍上下的尊敬。他參加抗日後,又動員其弟白廣澤、妹夫劉永豐等親屬投身到抗日隊伍當義勇軍的交通員,因為他們人小,不易被敵人察覺。

義勇軍剛剛建立,武器裝備較差,有些還使用土槍、大刀和棍棒。為解決武器問題,白廣恩多方進行籌劃。當時歪頭山村一些大户為保護各自利益,出錢組織了一支有四五十人的洋槍隊。白廣恩得到這個情報後,通過內線聯繫,採取裏應外合的辦法,將這個洋槍隊全部檄械,補充了義勇軍武器裝備。通過他的教育,洋槍隊人員有的自願回家務農,有的參加了義勇軍。

不久,北平抗日救國會又派李兆麟、張國威等人來到二十一路軍中擔任指導和教育工作。使義勇軍戰鬥力明顯增強。由於義勇軍紀律嚴明,因而受到人民羣眾的歡迎,羣眾自動組織起來為義勇軍籌備給養。岱金峪的馮紹義和馮紹禮姐妹開設的縫紉鋪也成為義勇軍指定的服裝加工廠和祕密聯絡站,白廣恩經常派白廣澤與她們取得聯繫。

同年8月,正值各地抗日形勢高漲、抗日力量發展的全盛時期,抗日烽火燃遍東北大地。第二十一路軍領導人經過研究,決定抓住有利時機,出兵攻打瀋陽,時間定在9月1日。趙殿良與白廣恩做了分工,趙殿良負責聯絡瀋陽城內的接應工作,即通過城內偽靖安軍內線作策應。白廣恩負責聯繫遼東、遼南各抗日隊伍配合行動。白廣恩首先到活躍於安鳳三角地帶的東北民眾自衞軍鄧鐵梅部,與鄧鐵梅約定在安奉線上截擊增援的日軍。繼而聯絡活動在興京、桓仁一帶的遼寧民眾自衞軍唐聚五所屬的李春潤和樑錫福部,相互約定攻打撫順以牽制敵人,同時派出部分兵力進襲瀋陽。之後,他又奔赴遼南,與遼南義勇軍耿繼周、項青山等部聯絡。

在內外聯絡取得成功之後,趙殿良與白廣恩研究了攻打瀋陽的具體方案。恰在此時,北平抗日救國會撥給鄧鐵梅部一筆鉅款,委託趙殿良護送。白廣恩感到護送鉅款任務艱鉅,趙司令身負指揮攻打瀋陽的重任,不能分身,讓別人護送又不放心,自己與鄧鐵梅有過聯繫,便主動提出,要親自護送,得到趙殿良的贊同。當他順利完成護送鉅款任務時,正是趙殿良指揮二十一路軍攻打瀋陽之時。由於計劃不周,攻瀋陽時間被日軍偵知,因此進攻時間提前到8月28日晨。義勇軍千餘人攻打瀋陽,還有千餘名羣眾參加,義勇軍攻入瀋陽城內,燒燬敵機1架,繳獲機槍12挺,後因日偽軍瘋狂反撲,義勇軍各部缺乏聯絡和協調,下午主動撤出。白廣恩雖未親自參加攻打瀋陽的戰鬥,但攻打瀋陽的具體部署是與趙殿良共同研究的,並且他聯絡的各地義勇軍也依約同時採取行動。白廣恩又協助鄧鐵梅指揮攻打了安奉鐵路(今沈丹鐵路)南線的秋木莊和四台子等火車站,有力地配合了二十一路軍的行動。

二十一路義勇軍攻打瀋陽,打擊了日本侵略軍的氣焰,振奮了人心。但義勇軍也遭受很大損失,吳殿祥率部撤退途中,在渡渾河時,正逢大雨,因水勢猛漲,吳殿祥及所屬數十人落水犧牲。

1932年(民國21年)9月19日,白廣恩又協助趙殿良指揮義勇軍攻打歪頭山、石橋子、姚千户屯等火車站。參戰的義勇軍有200餘人。義勇軍事先偵知,敵人在歪頭山火車站周圍設置了3道鐵絲網防護。因此在攻打之前,從當地羣眾家裏借來了3口鍘刀和幾十把菜刀。當晚11時開始攻擊,從三面包圍車站,號角聲、喊殺聲、槍聲響成一片。當義勇軍砍斷鐵絲網,衝向火車站時,受到火車站日偽軍和警察的抵抗,-、瀋陽日偽軍趕來增援,戰鬥持續到凌晨3時,義勇軍主動撤出。此次義勇軍割斷電線3處,拿走了一些破壞鐵路的工具。義勇軍攻打車站和炸橋行動,使安奉鐵路交通中斷達十幾小時,奉天日偽當局極為驚恐。

義勇軍活動中心處於平原地帶,上秋以後,由於莊稼被割倒,失去了青紗帳的掩護,活動極為不便,加之日偽軍的-,義勇軍內部問題很快暴露出來,一些中層領導人產生動搖,有的自找出路,還有的自相殘殺。崔狗子陰謀投敵,為向日軍報功領賞,火拼了董佔一部。白廣恩聞後十分氣憤,經與趙殿良研究,決定採取果斷措施。他親率隊伍迅速趕到崔狗子所在地陳相屯,經過戰鬥,將崔狗子所部全部繳械,崔狗子隻身逃走。

同年冬,在義勇軍中工作的李兆麟、孫已泰等共產黨員奉組織之命,轉入本溪從事祕密建黨工作。鑑於不利公開活動的形勢,東北抗日救 國會決定解散第二十一路義勇軍,趙殿良、白廣恩等義勇軍領導人也祕密轉入瀋陽,從事地下抗日活動。為方便工作,白廣恩將家從歪頭山搬到瀋陽小西關,成為抗日誌士的重要聯絡站。因白廣恩的父親會佔卦,所以來往的抗日誌士都是以找他占卦為由,在他家祕密開會。

1933年(民國22年)1月,白廣恩為重新組織抗日武裝,派人去撫順購買,準備再次舉事。不料此人在撫順被日偽特務逮捕,供出了白廣恩的身份和住處。其間白廣恩雖然搬了一次家,但住處離原住址不遠,終被日本憲兵逮捕。在監獄中,面對敵人的嚴刑拷打和誘降,白廣恩始終保持沉默,拒絕回答,並高聲痛斥日本侵略中國的罪行,大義凜然,寧死不屈,最後英勇就義。

8、周朝霖

周朝霖,字雨青,安徽人,1906年出任本溪縣第一任知縣。

1905年(清光緒三十一年)10月,時任盛京將軍的趙爾巽向朝廷奏請:“遼陽州屬,本溪湖附近一帶,毗連興京(今遼寧新賓縣)、鳳凰(今鳳城),萬山重疊,路徑分岐,為盜淵藪,應另設知縣。”趙爾巽奏請設治的建議被清政府採納。翌年9月,趙爾巽委派周朝霖任本溪縣設治委員,負責籌備本溪縣設治事宜。

周朝霖到本溪湖後,發現日本大倉財閥非法開採煤礦,掠奪本溪湖一帶礦藏資源,感到事關重大,本想制止,但因牽涉外交事宜,於是便將大倉財閥強行採煤情況報告給盛京將軍趙爾巽,請趙向奉天交涉總局礦政司查詢有無大倉煤礦的存案,同時向趙請示對付大倉的策略。趙爾巽根據周朝霖的報告,令交涉總局照會日本駐奉天總領事,禁止大倉開採本溪湖煤礦,責令將煤礦交還中國。趙爾巽令周朝霖會同遼陽交涉委員照會日本副領事,就地禁止開採。但是,大倉以本溪湖煤礦業經日本關東總督批准為藉口,對中國當局的照會不予理睬。

同年10月,清政府正式批准設置本溪縣,“劃遼陽、興京、鳳凰三州廳地並歸管轄。”建縣初始治所設在牛心台,周朝霖通過實地勘察,-奉天當局,提出本溪縣治所應設在本溪湖。他認為“本溪湖為省地通東邊之要道,山勢環聳,實省城東北之屏障。”他還分析了本溪湖為安奉鐵路(沈丹線)必經之地,日本人以護鐵路為名,在此地駐有軍隊,而且又在本溪湖強行非法採礦,中日雙方屢起衝突之狀,提出“縣治設於他處,則對於外人之抵抗力全歸消失,日後恐不堪設想,”“故就委員管見,其設治處所應以本溪湖為斷。”不久,周朝霖的建議被當局批准,治所由牛心台遷到本溪湖。

建縣設治後,百業待興。周朝霖身為本溪縣設治局總辦,同時兼任鳳凰廳本溪縣交涉委員,他一面籌建縣行政公署,一面繼續對大倉非法開礦採煤進行交涉。在交涉過程中,他堅持原則,毫不讓步,而日方一直未停止採煤。周朝霖對此極為憂慮。正在此時,本溪湖煤礦發生水災,淹死數十名中國礦工,煤礦-中止開採。周朝霖認為這是迫使大倉停採和將煤礦交還中國的良機,便將這一情況上報趙爾巽。趙接到周朝霖的報告後,令奉天交涉總局照會日方:“今後不準再行開採。”日本總領事又尋找藉口,言稱:“本溪湖是日俄戰爭後未撤兵地區,日本人採煤是供軍用,不能禁止,”使交涉再次陷入僵局。

1907年(清光緒三十三年)3月,清政府將盛京改為奉天省,下分三道,本溪縣隸屬東邊道,縣設治局改為本溪縣公署,周朝霖由設治局總辦改任知縣。

周朝霖到任後,注重吏治,在縣署內只設“三班”(捕班、快班、馬班)、“三房”(禮房、兵房、户房),並在實地勘察的基礎上,將全縣劃為8個區、185個鄉、346個村。周朝霖任職期間,辦事認真,克盡職守,受到清政府的賞識。不久,由本溪縣知縣改任奉天礦政局本溪礦政分局總辦,專門負責本溪湖煤礦交涉事宜。奉天當局因對大倉非法開礦屢禁不止,便由礦政局派員到本溪調查大倉採煤情況後,建議當局對日讓步,採取中日合辦,得到當局首肯。1908年(清光緒三十四年)8月,東三省總督令奉天礦政局總辦郭祖舜與大倉煤礦議訂合辦合同,周朝霖奉命參與此事,並在其中做了大量工作,至1910年(清宣統二年)5月,中日雙方才正式簽訂《中日合辦本溪湖煤礦合同》。中方几經努力,只爭得一半的礦權。周朝霖身經此事,不畏艱難,竭盡全力進行周旋,為維護中國主權不懈努力,功不可沒。

7、馬忠駿

馬忠駿,1924年10月20日生於本溪縣姚家灣子村一個農民家庭。他少時天資聰穎,在校學習勤奮,每次考試都名列榜首。

忠駿還是個孝順的孩子,祖父早年過世,祖母雙目失明,走路吃飯都有困難。祖母想到誰家走走,多半由忠駿領路。每遇改善生活時,馬忠駿總是先告訴祖母都有什麼菜,問她想吃什麼菜,並往她的碗裏夾菜。因此,不僅祖母經常誇獎他,鄰居也都説他是個懂事的孩子。馬忠駿的父親馬熙元為人老實,常年多病,家裏的一切事務全靠母親操持。母親持家節儉,使家裏逐漸有了點積蓄,有困難的鄰里不免前來挪借串換。遇到這種情況,只要馬忠駿在場,便勸母親要關照別人。當母親索要欠債時,忠駿又勸説不必催要過緊,沒有就先欠着,有實在還不起的,馬忠駿就勸母親別要了。

馬忠駿幼年時,日本軍國主義勢力已侵入本溪地區,並在“中日合辦”的幌子下,霸佔了本溪礦產資源的開採權、冶煉權和鐵路運輸權。日本人到處橫行、尋釁鬧事,甚至包庇壞人,培植漢奸。“九一八”事變後,日寇加緊了對東北的殖民化統治。由於馬忠駿有兩個哥哥在“九一八”事變前赴關內求學,因而馬家屢遭日本特務警察的監視、刁難甚至00。馬忠駿13歲時,全家被逼無奈,只得遷居瀋陽一年,並改家姓為熙。日偽對馬家的-,並未使馬忠駿屈服,相反,卻在他幼小的心靈裏,埋下了的種子。

1940年,馬忠駿考入本溪湖國民高等學校採礦冶金科。1942年,馬忠駿和鄧周立等同學好友,祕密發起了讀書活動,得到進步作家花喜露(後為中共地下黨員)的幫助與指導,先後有40多人蔘與了讀書活動。這些青年學生如飢似渴地祕密傳閲魯迅的《二心集》、《三閒集》、《華蓋集》、《吶喊》,巴金的《海底夢》、《家》、《春》、《秋》;高爾基的《母親》、《我的童年》以及《鐵流》、《毀滅》、《社會科學大鋼》、《大眾哲學》、《海上述林》等進步的革命書籍。

這些書在當時幾乎都是“-”,由馬忠駿保管着。他的家成了參加讀書活動的青年們經常聚集的地方。他們在這裏學習知識討論問題,盡情地發表意見。隨着學習的深入,視野的開闊,認識的提高,他們又創辦了《鐵之流》、《鐵笛》、《黑焰》、《春之花》、《合流》等手抄和油印刊物,在青年中祕密傳閲。馬忠駿是這些刊物的主要撰稿人和發行人。

1943年春,日本侵略者利用從關內抓來的“特殊工人”(指有進步思想和-精神的工人),在姚家灣子村附近修沈丹線鐵路。工頭們對“特殊工人”異常殘暴,監視得特別嚴格,根本不許村民和他們接觸。一天,有個外鄉人迷了路,向工人們問路,惹惱了日本工頭。他們把那個問路人綁到“事務所,”用拳頭和棒子把他打得奄奄一息。此事驚動了馬忠駿,他急忙找來一些青年,跳進牆去,和工頭們講理。那些工頭害怕羣眾起來把事情鬧大,不得不把問路人放走,並給他敷了藥。

1943年8月,馬忠駿毅然告別病重的父親和年老體弱的母親,奔向抗日前線。臨行時,他對父母説:“沒有國,那有家,為國只能忘家,等打敗敵人再團聚吧。”他給同學們留下一幅照片,在照片的背面上寫着:“我雖然悄悄無聲地走了,但我仍然希望我愛的人們能努力掙扎、奮鬥。”表達了他對家鄉人民的殷切希望和投筆從戎奔向抗日前線的堅定信心。

馬忠駿從本溪出發到瀋陽,住在花喜露家裏。同行4人中還有鄧周立、王抗和王勇。花喜露的愛人-羣,把作路費用的金戒指縫到一件大衣的領子裏,並親自把他們送上火車。他們懷着衝出牢籠的心情到了北平。

在北平,他們來到輔仁大學學生李德儒家。李家是八路軍前方總部豫北辦事處建立的一個聯繫點。經李德儒介紹,他們又離開北平,到安陽北面10多公里遠的一個小村莊,找到陳吉清棉花行(八路軍豫北辦事處的一個轉運站),由兩個便衣護送夜行25多公里路,穿過-線,到達林北縣政府所在地任村。

在豫北辦事處,馬忠駿等人歡度了到達太行抗日根據地的第一個中秋節。以後,他們來到晉冀魯豫邊區政府,邊區政府主席楊秀峯接見了他們,併為他們召開了歡迎會,把他們留在太行山區。邊區政府介紹馬忠駿到太行“文聯”邊學習邊工作,文聯主席徐慧庸指導他系統地學習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使他的革命思想有了新的飛躍。

1943年底,日軍準備發動對太行抗日根據地的掃蕩,馬忠駿背起行裝,渡過清漳河,沿着太行山路來到接近前線的游擊區,同當地區委和民兵一起活動,並協助地方劇團搞宣傳演出。

1944年2月,馬忠駿調到太行軍區情報處工作,同年6月,又到抗大六分校學習。在這裏,他系統地學習了中共中央指定的整風學習文件,參加了大生產運動,從而受到了極為深刻的教育。不久,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45年8月,馬忠駿隨太行抗日根據地第一批奔赴東北的同志一起回到東北,被分配到本溪地區工作。當時中共本溪市委考慮將馬忠駿留在市委機關,而馬忠駿則要求到基層艱苦的地方去。市委滿足了他的要求,派他到本溪縣工作。

1946年1月,上級組織派馬忠駿到本溪縣大隊第九中隊擔任指導員。中隊長黃錫山當過土匪頭子,此時打着縣大隊旗號,乾的卻是土匪勾當。他不僅吃喝嫖賭,還變相搶奪財物,隨時都有譁變的可能。馬忠駿隻身來到這個中隊,擔着很大的風險。他首先做了大量的思想教育和爭取改造工作,使大部分戰士的思想有了轉變,成為名副其實的人民武裝戰士。

1946年2月,馬忠駿調到牛心台區任區長。牛心台區是個工農雜居的地方,早在“九一八”事變前,日本軍國主義勢力就滲透到這裏,政治背景比較複雜。 馬忠駿懷着滿腔熱情,旗幟鮮明地放手發動羣眾,在先後九十多天的反奸清算鬥爭中,開了26次鬥爭會,並於1946年2月底,召開了牛心台區有史以來第一次千人大會,把民憤極大的特務頭子李大馬捧處決,為民除了害。在反奸清算的同時,馬忠駿還在牛心台區加強了政權建設和黨的組織建設,開展了“二五”減租減息。在全區26個村中,改造了23個村政權,村村都建立了農會,會員達2000多人。發展新黨員69人,有25個村實行了減租減息。全區羣眾共分得糧食6.5萬公斤,現金21萬餘元。

正當馬忠駿按照黨的政策卓有成效地開展羣眾工作時,國民黨反動派背信棄義撕毀停戰協定,發動了全面內戰。一場保衞本溪的戰鬥打響了,馬忠駿把主要精力轉移到支前工作上來。牛心台區的擔架隊由於組織得好,並有專人帶領,自始至終地完成了任務。在勞軍活動中,牛心台區一次就慰問部隊肥豬10口、煙捲211條、現金7 800元、雞蛋3000多個。

本溪保衞戰打了近一個月,為貫徹中共中央關於“讓開大路,佔領兩廂”、“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的指示,縣機關幹部和縣保安團戰士於1946年5月8日退出本溪市。牛心台區立即成為對敵鬥爭的前沿陣地。為適應變化了的新形勢,牛心台區委決定把全區劃分為南北兩部。南部以歡喜嶺為中心。北部以法台堡子為中心。工作重點是依靠羣眾創建根據地。馬忠駿主動擔負起距敵佔區近、危險性大的南部領導重任。

1946年5月16日凌晨3時,已經投靠國民黨的土匪頭子黃錫山帶領匪徒偷襲了馬忠駿駐地南三家子村。當時馬忠駿正生病發高燒,在交戰中又身負重傷,因流血過多而犧牲。他犧牲時年僅21歲。馬忠駿的戰友鄧周立得知噩耗,悲痛地寫下一幅輓聯:

“登太行,逐日寇,馳騁清津水;還長白,求解放,捐軀太子河。”

6、楊堅白

楊堅白,曾用聲於典、楊娛天、楊異同、康莫逆、於天、非石等筆名。1911年(清宣統三年)4月21日生於遼寧省本溪縣。其父畢業於本溪縣師範學堂,後任教師。楊堅白小時讀了一些孔孟的書。由於家境困窘,他的求學時斷時續,高等師範未畢業,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東北,民族危亡使他和一些同學不能安心於課堂讀書,只得中途輟學,參加抗日救亡運動。開始,為了隱蔽自己的活動,他到本溪煤鐵公司當了幾個月的小職員(會計),雖然日薪只有6角錢,但卻是他最初瞭解企業,瞭解社會的窗口。

青年時代的楊堅白思想活躍,異常勤奮,涉獵了大量左翼文學,對社會科學興趣廣泛。本來他最喜愛理工科,可是特殊的環境和經歷,使他不得不放棄理工改學文科。由於東北是日本帝國主義殖民地,有學日語的條件,為了求知,他刻苦攻讀日語,還自修了俄語。

1932年冬,楊堅白通過進步學生張曉巖結識了李烈生(即李兆麟),由李介紹加入了共青團,1933年入黨,參與本溪黨、團組織的組建工作。成為本溪最早的黨員之一。不久,他被調到奉天(今瀋陽)黨的特委,在那裏專門從事黨的宣傳活動。1933年6月的一天,本溪湖開運動會,當時的中共本溪特支組織委員陳相毅在會場上散發傳單,被日本巡警當場逮捕。陳經不起敵人的拷打逼問,供出本溪黨組織,出賣了孫已泰、徐殿孕和楊堅白3人。敵人馬上逮捕了孫、徐2人。因楊堅白自己調往奉天特委工作,敵人從他與家人的通信中發現線索,通過奉天日本領事館警署抓捕了他。他被判12年徒刑,上訴後,1935年被改判5年徒刑。入獄時,他被關押在奉天地方法院看守所。不久,時任中共奉天特委書記的楊一辰,也因叛徒告密而被捕,關進看守所,同楊堅白住在一起。後來,楊一辰、楊堅白、孫已泰等人又被轉入奉天檢察廳看守所。楊一辰同志參加革命早,閲歷深,經驗豐富,同監難友們非常敬重他,尊稱他為老大哥。因此,監獄裏逐步形成了以他為首的黨的核心組織。他們互相勉勵,互相鼓舞革命鬥志。一次,楊堅白因被敵人用刑,身體極度虛弱,傷口嚴重感染化濃。放風時,楊一辰遞給他一個紙條,上面寫着一首詩:“統治階級,設置監牢。囚吾志士,肆彼橫暴。但吾志士,忠貞在抱。心為石兮不可轉,湯可赴兮火可蹈。善攝生兮保此身,持其志兮氣勿躁。奮鬥!奮鬥!紅日五洲普照。”楊堅白讀後,倍受感動和鼓舞,當即將這首詩在難友中傳閲,他還和楊一辰等人一起高聲唱《國際歌》,並把這些歌詞寫在監號的牆上。

5、丁鐵石

丁鐵石,原名丁武明,回族。1915年(民國4年)12月26日出生於本溪縣第三區大堡村(今屬本溪市溪湖區)。其父丁文發生有4子,丁鐵石排行第三。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日軍侵佔中國東北,丁鐵石兄弟隨父母逃難到了北平。1933年,丁鐵石與弟丁堅進入張學良創辦的東北中學讀書。

1936年,日軍圖謀以武力侵佔華北,平津地區抗日救亡運動高漲,丁鐵石與弟弟丁堅積極參加抗日救亡運動。同年7月丁鐵石擔任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區隊長,後與同鄉金進南到上海,衝破了國民黨的重重-,到達革命聖地延安,入抗日軍政大學學習。畢業後,1937年9月丁鐵石率隊到山西太原參加八路軍,1938年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歷任晉察冀軍區三分區政治教員、副連長、連指導員、營教導員等職務。

此時馬本齋在家鄉河北獻縣組織國民義勇隊武裝抗日,保衞家鄉。1938年初,在共產黨領導和八路軍的幫助下,成立了冀中游擊軍回民教導隊。同年7月,回民教導隊與冀中軍區回民幹部教導隊合編為回民幹部教導總隊,馬本齋任總隊長,丁鐵石受黨派遣,來到回民教導總隊擔任政治部主任。同年9月,丁鐵石與劉世昌一起,介紹馬本齋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回民教導總隊由於是剛剛組建,成份複雜,素質不高,紀率鬆散,加上頻繁而艱苦的戰鬥,使部隊大量減員,在很短時間內,從500餘人減少到300人。丁鐵石在創建和改造這支隊伍中做了大量艱苦細緻的工作,丁鐵石幫助馬本齋,以堅毅的行動,進行了組織整頓工作,從而使部隊得到了鞏固。丁鐵石的行動促使馬本齋認識到加強黨對軍隊領導的重要性,部隊的政治工作從此得到加強,使總隊模範遵守羣眾紀律,尊重回民的風俗習慣,受到回民羣眾的歡迎和擁護,許多回民青年踴躍參軍,隊伍很快又發展到六七百人。1939年4月間,部隊己達到千餘人。同年秋季,部隊奉命到定縣、無極縣開展鬥爭,在丁鐵石建議下,回民教導總隊正式改名為回民支隊。馬本齋任支隊司令員,丁鐵石為政治部主任,丁鐵石與馬本齋一起轉戰於冀中平原。 1940年5月,在著名的康莊戰鬥中,將從衡水趕來增援的60多名日偽軍殲滅。這一仗,繳獲大炮l門,重機槍1挺,輕機槍2挺,步槍60支,戰馬10多匹。還有許多彈藥,並燒燬汽車2輛。在打掃戰場時,丁鐵石和馬本齋命令戰士們扒下敵人的衣服,幾天後,化裝成日軍的回民支隊又端掉了榆科偽軍據點。回民支隊因戰功卓著,受到上級的表彰,被冀中軍區授予“攻無不克,無堅不摧,打不垮,拖不爛的鐵軍”稱號,並受到八路軍前方總部的通令嘉獎。1940年12月5日,毛澤東主席親筆提寫了“百戰百勝的回民支隊。”

回民支隊成為日寇聞風喪膽的英勇之師,為奪取抗日戰爭的勝利立下了赫赫戰功。在歷次戰鬥中,丁鐵石指揮果斷,帶頭衝鋒陷陣,英勇頑強,用自己的實際行動為部隊作出了表率。1942年5月,日寇對冀中抗日根據地實行了殘酷的大掃蕩,妄圖一舉消滅我冀中部隊主力。丁鐵石協助馬本齋率部轉移到阜城縣,巧妙地躲過了日軍主力的合擊,並消滅了前來搜索的日偽軍300餘人,安全轉移到冀魯豫抗日根據地。

同年,丁鐵石奉命赴延安,參加抗日軍政大學團以上幹部集訓班學習,在此期間,經弟弟丁堅介紹,丁鐵石與從南京投奔延安參加抗戰的白琴相識。3年後,兩人在延安窯洞裏舉行了簡樸的婚禮。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國主義無條件投降。丁鐵石響應組織號召,赴東北開展工作,10月到達瀋陽。這時本溪已被共產黨解放軍的軍隊接收,併成立了本溪保安司令部。本溪回族人士劉正維、楊永清等人得知回民支隊負責人丁鐵石等人已到瀋陽,瀋陽已組建回民大隊的消息,便來瀋陽找到丁鐵石,要求參加瀋陽回民大隊。丁鐵石聽取彙報後,給予了高度重視,考慮本溪湖是回民聚集區,煤鐵公司礦工和當地居民中有許多要求進步的回族青年,最好能單獨組建本溪回民大隊,受本溪保安司令部領導。因此,丁鐵石和劉世昌等領導便指示他們回本溪組織隊伍,並給本溪保安司令員兼政委李力果寫信,提出組建本溪回民支隊的建議,得到李力果的重視,本溪回民大隊正式組建起來。 11月,丁鐵石奉命擔任本溪保安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回到了闊別14年的家鄉本溪。12月,又擔任本溪保安司令部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這時東北局及省委、省政府機關已遷至本溪,本溪民主政權剛剛建立,敵偽殘餘勢力及小股土匪活動十分猖獗,保安司令部的任務十分艱鉅。丁鐵石協助李力果,夜以繼日,運籌帷幄,出色地完成了警衞任務。

丁鐵石十分關心和自己一起參國革命的金進家庭情況,曾多次到金進家裏走訪,看望他的祖父和父母,向他們介紹了金進在延安抗日軍政大學畢業後,己在八路軍回民支隊工作,並一再安慰他們説:“金進是你們的好後代,也為你們爭了光!”

在本溪保安司令部工作期間,丁鐵石十分重視加強司令部直屬機關和所屬部隊的自身建設,並建立了各級黨的組織,在回民大隊建立了臨時黨總支,在工人大隊一、二連建立了臨時黨支部,其他連隊和司令部建立了黨小組。他注意在部隊中發展黨員,短短几個月間,部隊黨員人數從開始的l80多名增加到380多名。各連隊的政工幹部均己配齊,部隊的政治思想工作得到加強,政治工作制度已經建立,政治教育有計劃,有落實。同時,為提高部隊連排幹部的政治軍事素質,在丁鐵石的建議下,成立了幹部教導隊,舉辦了一期連排幹部班,有120多人蔘加學習,部隊的戰鬥力大大增強。

1946年4月,國民黨軍隊大舉向東北解放區進犯,解放軍實施戰略轉移。根據形勢需要,撤銷了本溪保安司令部,將其合併到遼東第三軍分區。同年5月,丁鐵石擔任遼東第二軍分區政治部主任和遼東三地委委員,隨部隊轉戰於本溪、新賓一帶。同年11月,丁鐵石奉毛主席和-指示,到大連創辦解放軍第一所坦克學校,並擔任大連坦克學校副校長,用從日軍和蔣軍手中繳獲的坦克,為解放軍新型兵種裝甲兵的組建培養了人才。1947年12月,丁鐵石又擔任解放軍第一個戰車團東北野戰軍特種兵戰車團的副團長、團長,並於1948年9月開始,率領這支剛組建不久的戰車團參加了遼瀋和平津兩大戰役,特別是在攻克錦州和天津的戰役中,他掩護步兵向縱深進擊,為奪取兩大戰役的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2月3日,丁鐵石率領戰車團參加了和平解放北平的入城式。當解放軍戰車部隊進城時,受到廣大市民的熱烈歡迎,他們驕傲地説:“我們終於有了自己的坦克部隊了!”3月25日,丁鐵石率領戰車部隊,在北平西苑機場,迎接黨中央進入北平,並接受了毛主席和黨中央領導的檢閲。

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舉行開國大典,同時要舉行盛大的閲兵式。丁鐵石接到上級通知後,心情十公激動,立即投入了緊張的準備工作之中,他知道自己肩上擔子的沉重,自己要親率戰車部隊通過天安門廣場,而戰車不能出現任何故障。因此,他一方面從嚴從難對部隊進行訓練,一方面精心檢查受閲部隊準備工作情況,以避免可能出現一系列技術問題。10月1日下午3時,開國大典隆重舉行,隨後,舉行閲兵式。受閲部隊依次為步兵師、炮兵師、戰車師和騎兵師,並以水兵方隊為前導。戰車師又分為摩托化部隊,裝甲車方隊和坦克羣。受閲部隊在東長安街接受朱德總司令的檢閲後,依次開始通過開安門廣場,丁鐵石率裝甲車隊和坦克羣伴隨着雄壯的《坦克進行曲》,徐徐駛過天安門廣場,接受毛主席等黨和國家領導人以及首都各界人民的檢閲。戰車隆隆,鐵流滾滾,標誌着中國人民解放軍已開始向現代化推進,並向世人展示了新中國裝甲部隊的威武雄姿。

1950年,中國人民解放軍裝甲兵正式成立,丁鐵石擔任裝甲兵黨委委員、技術部副部長,為發展和提高解放軍裝甲兵技術水平嘔心瀝血,日夜操勞,做了大量工作,為解放軍裝甲兵的建設和成長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功績。1952年毅然赴朝參戰。1953年3月,擔任志願軍裝甲兵器材供應處處長,為志願軍裝甲兵部隊的後勤供應和技術保障作出了重要貢獻。

1954年,丁鐵石擔任南京軍事學院裝甲兵系副主任。1957年入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學習。他認為自己雖然指揮實戰經驗較多,但軍事理論知識不足,因此他抓住這一有利時機,發奮攻讀,刻苦鑽研中外軍事理論,特別是裝甲戰理論與技術,被學院評為“五好學員。”1959年,在所謂的反右傾運動中,彭德懷、黃克誠等軍隊領導人受到錯誤批判,軍內掀起批判“彭黃”逆流。對此,丁鐵石心懷坦白,旗幟鮮明,認為彭德懷、黃克誠功勞卓著,敢於直言,不同意批判,因此再次受到錯誤批判。

丁鐵石長期被關押批鬥,身心受到嚴重摧殘,他的大哥丁溪野被-致死,弟弟丁堅也被密捕入獄。雖然身處逆境,但他始終立場堅定,剛直不阿,堅持真理,表現了一個共產黨員的崇高品質。

1973年,丁鐵石被釋放出獄,1975年正式恢復工作,擔任軍委裝甲兵司令部顧問。1980年4月調基建工程兵工作,擔任兵種黨委常委、後勤部政委。1959年榮獲二級獨立自由勛章、二級解放勛章,1988年被授予二級紅星功勛章,享受副兵團職待遇。1982年2月,丁鐵石離職休養。他雖然年高體弱,還撰寫了《光輝的一生》、《紀念馬本齋,學習馬本齋》等文章,謳歌英雄,緬懷戰友,為全國人民學習民族英雄,進行愛國主義教育起到了積極作用。

1996年5月31日,丁鐵石病逝,享年81歲。

4、武佩振

武佩振,男,滿族,1953年8月28日生於本溪縣田師傅鎮。7歲時母親病故,父親無能力撫養5個子女,將他送給北甸韭菜園子農民武明陽、樊慶梅夫婦。武佩振於1961年9月入北甸子國小讀書,1967年9月就讀於北甸第三鐵路中學。

1971年在北甸國小、北甸中學任教,1975年6月,加入中國共產黨,被選送到丹東共產主義大學醫療系大專班讀書,1979年9月畢業後分配到本溪縣鹼廠地區醫院。1980年5月調入縣第一人民醫院防癆科、外科。

武佩振從醫以後,精心研究醫學,每當有外科手術,他就擠時間去看,細心領教。不久上台作助手,接着主刀,開始做闌尾炎、疝氣等手術。此期間,他制定出“局麻小切口傾斜位闌尾炎切除術”方案。應用於臨牀後可減輕患者的疼痛,取得滿意的療效。

泉山煤礦女患者姜光輝,曾在錦州醫學院附屬醫院做了甲狀腺切除術,六年後舊病復發,輾轉於省、市數家大醫院求治,被婉言拒絕收治。病人在呼吸十分困難,危及生命的情況下,找到了武佩振,經過會診後,科裏的同志一致認為不能收治該患者。但他看到患者呼吸急促、痛苦萬分的表情時,便下定決心,風險再大也要做,困難再多也要闖。結果在科室統一討論,制定可靠、安全的手術方案後,由他主刀,為這位患者做了甲狀腺二次切除術。手術過程中,患者大出血,武佩振冷靜沉着地給患者止血、輸血。經過五個多小時的努力,手術終於獲得了成功。

3、鄧鐵梅

鄧鐵梅,名古儒,字鐵梅。1892年(清光緒十八年)生於本溪縣小市磨石峪村一個士紳家庭。7歲就讀本村私塾,後入小市三門洞高等國小堂。鄧鐵梅記憶超羣,深受老師寵愛,從小愛聽故事和習武,崇拜抗元英雄文天祥詩句“從今別卻江南路,化作杜鵲啼血歸”的境界。鐵梅青少年時期正趕上喪權辱國的清政府將遼東地區劃為日俄戰爭的戰場。遼東地區戰火不斷,當地土匪乘機蜂起,百姓飽受刀兵掠奪之苦。鄧鐵梅祖父鄧榮昌是遼東一帶有名的士紳,不忍鄉里滿目瘡痍,民不聊生,倡組民團,將匪首二楞鐗(山頭號)黃義山抓獲送官。此舉與黃匪結仇。1906年(清光緒三十二年)6月,土匪約200餘人尋仇襲擊磨石峪村,鄧鐵梅的父親鄧繼新率眾奮起抗匪,與家人、親屬、團勇12人皆死於土匪刀槍之下,鄧家房舍盡被焚燬。15歲的鄧鐵梅目睹家破人亡的慘狀,誓志殲匪報仇。此後不分冬夏,拜師習武,精通槍械。18歲由三門洞高等國小堂畢業,適逢鄧鐵梅六叔鄧繼述在小市總甲所任總甲長,憑藉六叔之力入總甲所任文書、班長。1917年(民國6年)鄧鐵梅考入本溪縣警察訓練所,受訓6個月後被分配到本溪縣警察大隊任巡警,班長。1921年(民國10年)調到鳳城縣警察大隊,先後任班長、大隊長、1928年(民國17年)任鳳城縣-長。鄧鐵梅在鳳城任職期間,於1925年(民國14年)回鄉省親時,聽鄉親們議論小市區長肖文波勾結官府,魚肉鄉民,橫徵暴斂,設賭抽頭,鄉民有苦難言。為伸張正義,驅逐貪宮,鄧鐵梅深入調查,核實證據,秉筆直書,列舉區長肖文波四大罪狀,並上告到奉天省長公署,直到同年7月6日,奉天省長公署作出“呈悉既據查明,區長肖文波御下不嚴溺職,應準撤革,聽候查辦”的指令,鄉親們聽到此信後,羣情振奮,鄧鐵梅聲望大增。1928年(民國17年)初夏,日軍因在安奉鐵路鳳凰山下的路段上發現一塊大石頭,便藉故生事,向縣政府提出無理要求。兩天後,幾十名日本守備隊員荷槍實彈將縣公署包圍,逼迫縣長在文件上簽字。鄧鐵梅聞知,速調公安隊緊急集合,並親自持槍闖進縣公署。鄧鐵梅針對日本人的蠻橫無理的要求,斷然拒絕。日軍官勃然大怒,抽出戰刀進行恫嚇,鄧鐵梅橫眉怒視,立即拔出手槍對準日軍官,日軍見狀,便垂頭喪氣,狼狽地走了。鄧鐵梅的大無畏精神深得民眾讚譽。

翌年,日本商人依仗日本守備隊勢力所經營的青城子鉛礦,違反規定,越界開採,鳳城縣長派鄧鐵梅查辦此事。經過調查,發現越界開採情況屬實,遂採取斷然措施,查封此井,狠狠地打擊了日本商人和日軍守備隊的囂張氣焰,替中國人出了一口氣。同年,鄧鐵梅又把盜-土的親日分子曲明宂逮捕入獄,並將國土贖回,再次維護了民族利益。在縣-任職期間,鄧鐵梅目睹警政積弊,深感舊中國的官場政治腐敗,使民眾飽受困苦。對此他廉潔守己,體恤民情,嚴格約束部下不準侵擾百姓,並對那些勾結官匪,魚肉鄉里的土豪劣紳嚴歷打擊。他對上不阿,對下不凌,恥與貪髒枉法的官吏為伍,他的正直在舊中國的官場中是行不通的,屢遭陷害報復和排擠。至1929年(民國18年)被撤職,另調省警務處任督察員。到任不久,因未去拜見新到任的警務處長,再受排斥,便憤然辭職。1930年(民國19年)應同僚之招,去哈爾濱特別警察管理處任督察員。1931年(民國20年)春調任牡丹江警察分署任署長,到任不久,因與上司不和遭革職。

1931年4月,鄧鐵梅懷着沉重的心情回到遼寧,先後到瀋陽、錦州謀職,未能如願。正在這時,爆發了“九一八”事變。狼煙千里,遼、吉兩省大片土地淪陷。目睹蔣介石國民政府不抵抗政策所造成的嚴重後果,鄧鐵梅憤慨地説:“-當政,軍隊有土不守,真是中華民族的奇恥大辱。”他表示:“我們寧可被打倒,也不能被嚇倒,不能俯首當-奴。”民族義憤使他下決心返回遼東山區組織抗日隊伍。鄧鐵梅在錦州拜會了遼寧省警務處長黃顯聲,陳述了自己的想法,當即得到黃顯聲的支持和贊助。

同年10月下旬,同好友雲海青乘火車離開錦州,經瀋陽回到鳳城縣小湯溝顧家堡子(今屬岫巖大營子鄉),串聯舊好十數人,不久便組織200多人的抗日隊伍,在鳳城縣尖山窯正式成立東北民眾抗日救國自衞軍,鄧鐵梅任總司令。在成立大會上,鄧鐵梅宣佈抗日自衞軍綱領:“武裝抗日,保衞家鄉,抗日救國,保民第一,不妥協、不投降。”戰鬥口號是:“不愛錢、不怕死、軍民一體、抗日救國、收復失地。”至12月底,抗日隊伍擴大到l500多人,建立3個大隊,一個武術隊,一個偵察隊。從此,這支民眾武裝打響了遼東地區民眾抗日第一槍。

自衞軍組建後,士氣旺盛,鬥志倍增。鄧鐵梅抓緊戰機,決定夜襲鳳凰城。 1931年(民國20年)12月25日夜,派人探知鳳凰城縣城的日軍武裝和警察各有200餘人的兵力佈置情況後,馬上作了周密的作戰計劃,兵分4路,第一路在鳳城以南的張家堡子切斷電話線,使鳳城與其以南的高麗門、安東車站斷絕聯繫;二路在鳳城車站以北的四台子設下路障和埋伏,阻擊從連山關、雞冠山北來的增援之敵;第三路襲擊火車站,消滅火車站守敵;第四路衝進縣城進攻日本守備隊和警察署。晚10時,戰鬥打響後,民眾自衞軍把車站和城內的敵人包圍起來,切斷聯繫,使敵首尾不能相顧。自衞軍搗毀了縣衙、-和日本特務機關平井藥房,砸開監獄,救出“九一八”後,日偽逮捕的愛國人士。戰鬥持續到第二天清晨4時,在敵人增援部隊到來之前,自衞軍撤出戰鬥,此役共打死日偽軍50餘名,繳獲步槍300餘支,輕機槍3挺,迫擊炮2門和大批彈藥。

東北民眾自衞軍夜襲鳳城大長了中國人的志氣,狠煞了日本侵略軍的囂張氣焰,給日本侵略者沉重的打擊。在國內引起了很大震動和反響,遼東抗日自衞軍威名大震。鳳城大捷後,自衞軍的隊伍迅速擴大,軍隊編制由大隊擴編為9個團。1932年3月,在北平的抗日救國會派代表苗可秀前來與鄧鐵梅聯繫,鄧鐵梅詳細向苗可秀介紹了民眾抗日自衞軍成立的經過和現狀。苗可秀返回北平向救國會彙報後,救國會立即委任鄧鐵梅為東北民眾義勇軍第28路軍司令。同年4月21日,唐聚五在桓仁成立遼寧民眾自衞軍,又委任鄧鐵梅為第13路軍司令。鄧鐵梅率部先後進駐莊河、大孤山,該地區的偽政權和偽警察在義勇軍的威懾下,接受義勇軍的條件,交出武器,僅莊河縣城就收繳400多支0,迫擊炮2門和大批彈藥。

同年8月,自衞軍在轉戰中打敗偽軍李壽山部,進入戰略要地龍王廟,在不到10個月的時間裏,共進行大小戰鬥近百次,除攻打鳳城、莊河外,包括佔領黃土坎,三打大孤山,智取卡巴嶺三義廟等戰鬥,給敵人以沉重的打擊。自衞軍也發展到15000多人,成為“九一八“事變後東北抗日武裝力量中的一支勁旅。這支部隊活躍在安東(今遼寧丹東)、鳳城、岫巖、莊河、本溪等數百公里的寬廣地帶不斷打擊日軍。

為了堅持長期抗戰,1932年,鄧鐵梅接受了中共南滿團省委書記鄒大鵬關於加強軍隊政治工作的建議,加強部隊軍事訓練,整頓部隊。在組織建設上,司令部下設祕書、參謀、副官、軍械、軍需、軍法、軍醫、財務等八大處,成立器械、被服、印刷等工廠,保證部隊軍需供應。此外,鄧鐵梅還注重軍隊宣傳工作,抽調文化基礎比較好的11名隊員,組成專職宣傳隊,通過張貼標語,編歌曲、畫漫畫、講戰績等形式擴大抗日宣傳,這些宣傳工作激發了廣大軍民的抗日熱情。為鞏固革命勝利果實,鄧鐵梅非常重視根據地的建設。他鼓勵發展農工商業,禁止糧食外流,制定了合理的税收政策。繳獲了50多萬公斤敵偽的官鹽,掌握了鹽灘,沒收了逃亡地主大量財產。印發了“東北民眾自衞軍流通券。”所有這些措施,對安定後方,鞏固根據地和支援整體抗戰都起到了積極作用。在思想建設方面,他為部隊制定了嚴明的紀律。對於個別違犯羣眾紀律的,不論職位高低,功勞大小,一律給予嚴勵懲處。有一次,發現自衞軍隊員孟廣志到老鄉家索要二兩大煙土,家裏沒有,逼其進城買。鄧鐵梅知道後,立即派稽查隊將孟抓來,召開了軍民大會,當眾講明孟的0事實,給予嚴懲。

每逢部隊離開駐地時,他總是派稽查隊前去老鄉家瞭解是否有違犯紀律的。若有發現,必須回去向老鄉當面檢討錯誤。行軍作戰時,鄧鐵梅和戰士們一樣步行,從不騎馬,也不許別人騎馬。他向幹部戰士們説:“一匹馬一天吃的糧食夠一個人吃好幾天,我們吃的糧都是來自老百姓,負擔夠重的,你再養幾匹馬,老鄉們能負擔得起嗎?”有一次,從本溪來一批抗日義勇軍加入鄧鐵梅的自衞軍,他們途中從老鄉家拉來一些牲口。鄧鐵梅在歡迎大會上向前來參加自衞軍的戰士們説:“咱們吃糧靠鄉親們支援,你們把鄉親們的牲口拉來,他們用什麼種地·地種不上,拿什麼來支援我們抗日·”經過教育,戰士們都把牲口送還原主。1932年夏,二道河一帶鬧糧荒,有很多鄉親已經斷炊。在這危急關頭,鄧鐵梅從龍王廟調出5萬多公斤糧食運往災區,解救了災民的危難。由於他注意軍民的團結,和羣眾的關係好,羣眾主動地為自衞軍送情報、當嚮導,積極支援自衞軍的抗日鬥爭。同年夏,鄧鐵梅因事來到游擊區一個村子,不料與偽軍遭遇。在這危急關頭,有一名中年農民主動出來護送他出村。當他們走到村頭時,遇上偽軍的崗哨進行盤問,那位農民機智沉着地説:“這是我表哥,住在前堡,我送送他。”就這樣,鄧鐵梅才安全脱險。

鄧鐵梅從抗戰的實際需要出發,重視幹部的選拔和培養。他除招收了300多名有國小文化程度的青年組成學生大隊外,還多次舉辦營、團以上幹部學習班。分別對學生隊和幹部進行軍事技術和愛國主義思想教育。

鄧鐵梅對指戰員們的戰鬥素質要求也是十分嚴格。他為部隊提出行動方針:“不怕死,不愛錢,打日寇,除漢奸,要與百姓同甘苦,要為死難同胞報仇冤。”他在行軍作戰中要求指戰員:“不露軍情,服從命令,遇敵前進,不要怕死。”他經常向指戰員們講:“人生不就是一個死嗎·怕死就不能抗日。”自衞軍佩帶的臂章上印有六個醒目大字:“不怕死,不愛錢。”鼓舞民眾抗日鬥志,提高軍隊戰鬥力。

同年5月,本溪抗日自衞軍黃拱宸率抗日武裝加入鄧鐵梅抗日隊伍。這時鄧鐵梅直接指揮的部隊已達16000多人。部隊改編為18個團(包括警衞團、騎兵團、炮兵團)以及第一、第八、第十九3個支隊和一個大刀隊。任命黃拱宸為左參贊,派參謀長李兆麟為駐北平代表,負責抗日救國會方面的聯繫。並在尖山窯、三清觀、河裏寨、龍王廟、黃土坎等地建立了遊擊據點

日蔣《塘沽協定》簽定以後,日軍加緊對遼東三角地區民眾自衞軍的圍剿和討伐。日軍獨立守備隊第四大隊長板津直純糾集日偽軍進行3次大討伐。實行“三光政策”和“集家並屯,”給自衞軍作戰帶來一定的困難,作戰環境十分艱苦。

1932年春,日偽軍瘋狂地對抗日根據地實行掃蕩,民眾自衞軍一部約600餘人被敵人包圍在鳳城縣西部的老平頂山上。空中有敵機,地上有重兵圍困。但自衞軍全體指戰員下決心:“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他們英勇頑強地堅守陣地四晝夜。最後絕大部分戰士由於敵眾我寡和凍餓而壯烈犧牲,只有少部分戰士衝出敵人的包圍。鄧鐵梅率領着這支抗日隊伍,沉重地打擊了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使得日寇統治者惶惶不可終日。因此,日本帝國主義者將鄧鐵梅視為眼中釘、肉中刺。他們也深知要消滅民眾自衞軍,首先必須降服鄧鐵梅。於是,便利用鄧鐵梅昔日好友及舊部多次來信勸降,以高官厚祿進行引誘,但都遭到鄧鐵梅的拒絕。最後敵人提出與鄧鐵梅“談判。”鄧鐵梅考慮民眾自衞軍自成立以來,艱苦抗戰一年多,需要有個時間休整一下,補充裝備,籌集給養,以利再戰。便與其他領導人商議,決定將計就計,和敵人周旋一兩個回合。他在一次幹部祕密會議上説:“讓我們先找個陰涼的地方喘口氣,搞點-彈藥,然後咱們就來一個打漁帶殺家。”經過大家詳細討論,決定派出以苗可秀為首的代表團到奉天(今瀋陽)與日軍“談判。”但日方無意“談判,”藉故提出一些不合理的要求。並説在這不能談,必須到新京(今長春)去談。苗可秀提出:你方提出的條件,我無權回答,要解決問題,你方可派代表與我到我們司令部去談判。於是,日方派出6人前來鳳城沙裏寨。事後,鄧鐵梅下令將日方代表全部處決,以表示他抗日的決心。”

1933年4月15日至1934年初,日偽軍先後對抗日自衞軍進行了第二次和第三次討伐,自衞軍改變戰術,靈活應戰,待機消滅敵人,並取得局部勝利,由於長期堅持抗戰,加上給養不足,操勞過度。1934年5月下旬,鄧鐵梅因病到岫巖縣頭道乾溝小蔡家溝張家堡張文燮家中養病。不料,在30日深夜,叛徒沈延輔帶領6個特務闖進張家,將鄧鐵梅抓走,由偽軍護押到鳳城,又祕密押到奉天警備司令部軍法處,以後送進偽陸軍監獄。一天,一個日本搜查隊長來到鄧鐵梅的囚室。神態傲慢地向鄧鐵梅問話,鄧鐵梅坐在桌旁,低頭練字,毫不客氣地説:“今天我不舒服,不願意多説話。”這個日本軍官無奈,只好改用謙恭的口氣問長問短。鄧鐵梅只冷冷地與他説了幾句。日本軍官臨走時,遞過自己的摺扇虛偽地請鄧鐵梅題字留念。鄧鐵梅接過摺扇,略加思考,便揮筆寫下了:“五尺身軀何足惜,四省失地幾時收”這一氣勢磅暗的詩句,使這個日本軍官看後惱羞成怒,墨跡未乾便溜了出去。敵人的一切陰謀詭計都遭到破產,於是便對鄧鐵梅的肉體進行摧殘,企圖動搖他的抗日意志。鄧鐵梅對來探監的親友一再表示:“我白紙不能劃黑道,粉牆不能沾黑點,我決不會投降。事到如今,我活着將與草木同休,死了可與古人並存。我寧願死,決不貪生。”表現了抗聯鬥士視死如歸的大無畏精神。

1934年9月27日晚,關押鄧鐵梅的偽陸軍監獄,從獄吏到門崗,全部換成了全付武裝的日本軍人。9月28日早五點,時年43歲的抗日將領鄧鐵梅被日本侵略者祕密殺害。中國共產黨中央對鄧鐵梅的抗日救國壯舉給予極高的評價。中共中央在1935年8月1日發表的《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中,把鄧鐵梅烈士稱為“為救國而捐軀的民族英雄。”1935年11月,中共南滿省委把以鄧鐵梅舊部為基礎組建的一支隊伍命名為“鐵梅支隊。”鄧鐵梅壯烈犧牲的消息傳出之後,天津《大公報》登載了《悼念鄧鐵梅》一詩。

鳳城縣人民政府早在建國初就以鄧鐵梅的名字命名了街道。1987年9月,本溪縣人民為永遠紀念和緬懷鄧鐵梅的抗日功績,在山城子鄉修建了鄧鐵梅紀念碑。

2、何和禮

何和禮,亦作何和裏,董鄂氏。明末遼東棟鄂(今屬遼寧桓仁)人,出生於明嘉靖三十八年(1561年)。何和禮的先世居於東海瓦爾喀(今吉林省渾春),原姓覺羅氏,約於16世紀初遷居於佟佳江(今渾江)中游棟鄂地區,自為一部,稱為棟鄂部,並以棟鄂為姓。棟鄂本為地名,其範圍相當於今桓仁境內大部分地區。何和禮的祖父克徹,父親額爾機(一名額勒吉)、兄屯珠魯,皆任過棟鄂部的部長,明萬曆十四年(1586年),何和禮26歲時,就代替屯珠魯當上了棟鄂部部長。

棟鄂地處遼東山區,林木茂密,土地肥沃,雨量充沛,氣候適宜。棟鄂部族定居此處,除繼續狩獵、捕魚、採集外,農業生產也有了一定的發展,整個部落都處在上升時期,到何和禮任部長時,已成為建州女真諸部中實力最強的一部。

時努爾哈赤已用武力統一了建州女真族大部分地區,他與棟鄂部之間雖然互有爭戰,但後來雙方關係又大為緩和。他知道棟鄂部素強,又知道何和禮所部兵馬精壯,雄長一方,因此一心想將棟鄂部招納在自己的勢力之下。萬曆十六年(1588年)四月,努爾哈赤納海西女真哈達貝勒王台的孫女納喇氏為妃,欲前往迎取,特邀何和禮率兵扈從,何和禮便親率30騎侍衞隨行。

何和禮素知努爾哈赤乃女真一代梟雄,他在與努爾哈赤的接觸和晤談中,感到努爾哈赤不但具有雄才大略,而且禮賢下士,將來必為英主。努爾哈赤要完成女真各部的統一,進而實現霸業,尤其需要棟鄂部的支持和何和禮這樣難得的將才,而何和禮“性寬和,識量宏遠”,則給他留下了極深的印象。扈從之行結束後,努爾哈赤將其請到佛阿拉(今屬新賓永陵鎮),並以貴賓之禮相待,兩人縱論今古,推心置腹,均對女真各部紛爭的局面表示擔憂,大有相見恨晚的感歎,努爾哈赤趁機向他表露出招納之意,希望何和禮能與自己合兵一處,共創大業,何和禮慨然應允。何和禮返回棟鄂後,力排眾議,毅然率領本部軍民萬餘人馬投奔努爾哈赤的駐地佛阿拉城,正式歸附努爾哈赤。何和禮及棟鄂部的歸附,使努爾哈赤實力陡然大增,如虎添翼,併為統一女真各部和對抗明廷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努爾哈赤為了表達對何和禮的恩寵,授予他為一等大臣,特將自己的長女東果格格冊封為固倫公主,嫁給何和禮為妻,併為他(她)們舉行了隆重的婚禮。東果格格乃努爾哈赤和元妃佟佳氏所生,時年只有11歲,被努爾哈赤視若掌上明珠,足見努爾哈赤對何和禮的器重程度。何和禮與努爾哈赤結親緣戚,分掌兵權,成為努爾哈赤的親信之人,人們都稱其為“棟鄂額駙(額駙即駙馬)、“固倫額駙”。

何和禮本有妻室,亦長於騎射,聽説丈夫在外又娶了別的女人,十分憤怒,於是率領留在棟鄂部的人馬,殺向佛阿拉城,要與何和禮決戰。何和禮聽説妻子前來,便率人馬出迎,並向妻子説明緣由。可是妻子根本不聽丈夫的解釋,竟然要以兵戎相見,後經過努爾哈赤的當面勸諭,何和禮的妻子不僅罷兵,而且也歸順了努爾哈赤。

努爾哈赤對何和禮十分器重,處理軍政大事,首先密議於何和禮,然後再付諸實施。何和禮由於辦事認真,深謀遠慮,很少有失誤之時,因此努爾哈赤囑其不離左右以議軍機。為了讓何和禮隨時可面見努爾哈赤,努爾哈赤特命在赫圖阿拉城內北城城牆外的高埠台地上,為何和禮營造了額駙府。額駙府在通向內城牆之外設有小門,可直入城內,而且額駙府的選址又緊臨努爾哈赤的汗宮大街門和後宮。

萬曆三十三年(1605年),努爾哈赤初定旗制,何和禮率所部隸紅旗,並任本旗總管大臣。萬曆三十六年(1608年),努爾哈赤派長子褚英、侄阿敏率5000兵馬征討烏拉,何和禮率部隨徵,破敵有功,特別是在宜罕阿麟(今吉林市)之戰中,建州兵馬大敗烏拉兵,斬殺千人,獲甲300副,最後攻克了宜罕阿麟城。

萬曆三十九年(1611年)十二月,何和禮奉努爾哈赤之命,與額亦都、扈爾漢率2000兵馬,遠征東海女真渥集部的虎兒哈路,進圍扎庫塔城,將該包圍後,何和禮等人採取先禮後兵策略,對城中軍民進行招降,受到拒絕。三日後,何和禮等人指揮建州兵馬採取強攻,最後攻破該城,共斬殺一千餘人,俘獲兩千餘人。扎庫塔城被攻下後,周圍各路懾於建州兵馬的威勢,紛紛投降歸順,何和禮命他們的首領土勒伸、額勒伸帶領其民眾500户,隨軍來到赫圖阿拉。這次遠征全勝而歸,使建州女真統屬的勢力範圍一直延伸到黑龍江、烏蘇里江一帶。

何和禮對努爾哈赤忠心耿耿,多次參加對女真各部的征戰,極受信任,卻受到褚英的欺凌,褚英為努爾哈赤長子,何和禮的內弟,受封廣略貝勒,並一度代理政務。但他心胸狹窄,特別忌恨幾位弟弟和五大臣,並放言説,如果弟弟和五位大臣不聽他的話,將來就要被殺掉。何和禮便與各位大臣寫一份受苦情況,呈送努爾哈赤,結果褚英受到努爾哈赤的斥責和疏遠,最後將其處死。

何和禮自從率兵遠征東海女真各部之後,努爾哈赤便決定讓何和禮輔助自己處理事務,“以使定奪決斷,不遣處出”。當烏拉部長布佔泰違背誓言,意欲與葉赫等部聯盟時,何和禮力主出兵烏拉部,並提出了請努爾哈赤親自督率建州兵馬征伐,在何和禮的建議下,努爾哈赤率何和禮等眾將和3萬大軍親征烏拉部。建州兵馬連克烏拉河東孫孔泰、郭多、俄漠三城,向烏拉城逼近。在建州大軍壓境的情況下,努爾哈赤對布佔泰猶存招順的希望,等待着他能悛悔歸降,令其改過,然後撤軍。布佔泰一面派使者向努爾哈赤請罪,一面又親率3萬烏拉兵馬前來抵禦,全部步行列陣。這時,何和禮與眾將堅請出戰:“我軍遠道征伐,利於速戰速決,只是擔心烏拉不出兵罷了。現在他們既然列陣以待,我軍可利用這平原曠野,一鼓作氣將其擒殺。如果錯過了這個殲敵的機會,那麼我軍厲兵秣馬,到底是為了什麼呢?”在何和禮等諸將的要求下,努爾哈赤方命將士舍騎步戰。何和禮隨努爾哈赤身先士卒,衝向敵陣。一時間,矢如風發電落,聲似狂飆雷鳴。建州兵鼓勇奮擊,烏拉兵亦拼死力敵。經過激烈搏殺,烏拉兵馬遭到重創,死傷十之六七,拋戈棄甲,屍橫遍地,餘皆潰散,建州兵馬乘勢攻下烏拉城。布佔泰見大勢已去,隻身逃往葉赫。征討烏拉之役,建州兵“破敵三萬,斬殺萬人,獲甲七千副”,烏拉從此滅亡。

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努爾哈赤正式建立滿洲八旗制度,何和禮及所部被編入正紅旗,隸屬於努爾哈赤次子、正紅旗旗主貝勒代善。次年正月,努爾哈赤建立後金國稱法,改元天命,設置議政五大臣,同聽國政,何和禮、額亦都、費英東、安費揚古和扈爾漢位列其中。凡軍國大事,先由五大臣拿出處理意見,再交四大貝勒複核,最後由努爾哈赤發佈實施。他們“秉克公誠,厲精圖治”,這就是著名的後金議政五大臣。

天命四年(1619年),何和禮率部參加了著名的薩爾滸大戰。此次戰役,明廷以楊鎬為經略,調集10萬兵馬,號稱47萬,共分四路,分進合擊,會攻後金都城赫圖阿拉。努爾哈赤採取“憑爾幾路來,我只一路去”的應變策略,集中優勢兵力,給明軍以毀滅性打擊。在薩爾滸大戰中,何和禮及所部兵馬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有史料稱“薩爾滸之役,率敗明師者,皆公(指何和禮)之力也。”因為何和禮在此次大戰中,協助努爾哈赤運籌帷幄,使後金全殲明朝三路兵馬(一路逃走)。而且在後金兵馬中,原棟鄂部子弟居多,特別是在東線戰場上,棟鄂部兵馬利用地利條件,伐木設障,堅壁清野,並以小股兵馬襲擾,致使東路明軍主將劉鋌所率領的明軍和朝鮮聯軍行軍遲緩,延擱數日,為後金主力調集東線,全殲東路明朝和朝鮮聯軍贏得了寶貴的時間。

天命六年(1621年),後金兵馬接連攻克瀋陽、遼陽,“何和禮皆在行間”。據《滿文老檔》記載,此時的何和禮轄有渾河音格5個牛錄,博爾輝5個牛錄,雅爾瑚、蘇完8個牛錄。粗略估算,當有5400名軍士。後金攻下瀋陽、遼陽二城後,何和禮又以戰功被授予世職三等總兵官。

何和禮追隨努爾哈赤征戰36年,勵精圖治,推誠宣力,勤勞政事,深為努爾哈赤所倚重。努爾哈赤比何和禮年長兩歲,兩人不僅有君臣之禮和翁婿之親,更有着兄弟般的手足之情。天命九年(1624年)八月,何和禮因積勞成疾,病逝於官署之中,享年64歲。何和禮去逝時,五大臣中的其他四位已病故在先,僅何和禮尚參與後金的軍機大事。努爾哈赤為失去何和禮這樣的忠勇大臣而惋惜不已,以致痛苦失聲道:“我們一起並肩作戰而又十分友好的諸位大臣都已不在人世了,上天為什麼不讓他們留下一位給我送終呢?“對何和禮等五位大臣的感情和愛惜之情,由此可見。

何和禮作為清王朝的開國元勛,死後亦受到很高禮遇。清太宗時,追封何和禮為三等子。順治十一年(1654年),追諡何和禮為“温順“,並勒石記功。內有“追述往事,軫念前勛”,稱讚何和禮“乃能益勵忠誠,封疆攸賴,始終盡瘁克襄王室”。雍正八年(1729年),加封號“勇勤”。

1、郭守真

郭守真 字致虛,號靜陽子。1606年(明萬曆三十四年)9月29日生於江蘇省丹陽縣定遠村。

1630年(明崇禎三年),24歲的郭守真由江南遊歷到遼東,見九頂鐵剎山羣峯崛起,峭拔雄奇,古柏參天。山上雲光洞中,內藏天然石龍、石虎、石白菜等八寶,天成地造,栩栩如生。面對古剎仙山洞府,心中無比快慰,便決定隱居此山,潛心修行。

郭守真在雲光洞苦苦修行17年,開始時尊崇儒學和佛教,後來專心致志地鑽研黃老之學,雖然竭心盡力,卻一直未能窺見到道教的真正源頭,不覺長歎道:“沒有師父的教導就不能脱離法世成道,這話實在呀!”於是決定下山訪道。自1647年(清順治四年)開始,歷經兩年多時間,足跡遍佈關內的名山大川,於1649年(清順治六年)到山東省即墨縣馬鞍山聚仙宮,拜謁李常明。

李常明是道教龍門派第七代弟子,號紫氣真人,曾為明萬曆年間進士,學識淵博,道法高深。尤其精通藥理,善於因病施藥,而且服用他所配製的藥效果特別明顯,常常是藥到病除。時人對他的醫術十分敬佩,以致越傳越神,説他用泥搓成的藥丸可以治癒百病,因而被稱為“泥丸道人。”

郭守真拜謁李常明,“晤談之餘,心源契合,”便向李常明表達拜師學道的願望。李常明為考察郭守真的誠意和悟性,出了許多難題來測試他。見他談吐不凡,謙恭有度,學道決心十分堅定,頗感欣慰。心想郭守真數年修道,不畏艱辛,行程逾萬里,是可造之人,將來必能將龍門派道統發揚光大。便決定收度郭守真為道教龍門派第八代弟子,並舉行了正式的拜師儀式。

李常明先後收徒14人,皆在聚仙宮修道。他對弟子要求極嚴。他見郭守真對師傅的服待更加慎重小心,學道十分用功,便把學道的決竅傳授給他,並告誡他説:“修道不能逾越等級,一定要專一,嚴格地守持戒律以達到再沒有可以戒的,再在心裏默唸真訣,那麼,登上仙道便沒什麼問題了。”由於為師悉心傳授,郭守真潛心參悟,因此所學日漸精進,“一言印證,全體通明。覺前此千經妙諦,滴滴歸源;視後來一切眾生,人人可度。”

郭守真後有《遇師》一詩,表達了他師從紫氣真人學道的感受:“隔斷紅塵別有天,磨穿鐵杵己多年。猛然打破無縫塔,偶爾栽成出火蓮。運起坎離天上月,佩來卯酉水中眠。雪深無盡寒梅放,荷我仙師指道淵。”想當年自己隱逸遼東十數載,雖有修道的恆心,但因無師指點,縱然磨穿鐵杵,依舊如山-復,難得真諦,以致於“披星跋涉過千日,沐雨崎嶇歷百回。”如今得恩師親傳,恰如打破無縫之塔,柳暗花明,心胸豁然開朗,因此對恩師的教誨充滿了無限的感激之情。

郭守真在馬鞍山聚仙宮苦修兩年後,拜別師傅李常明,1651年(清順治八年)到北京白雲觀,拜謁師伯昆陽子王常月,請求在此繼續受戒。王常月先於華山修道,後在北京白雲觀演戒三壇,著有《龍門心法》等經書,也是道教龍門派的集大成者。白雲觀及道教一大叢林,名山薈萃,香火極盛。郭守真在此間受戒修道更加虔誠,龍門派經典、教義、戒律等無不爛熟於胸,又得師伯真傳,學識和修為日益昇華。有《受戒》一詩,記述了他在白雲觀受戒的情形和感悟:“玄宗儀範最稱雄,計許仙人跨鶴衝。恭遇天開金碧闕,仰攀畿近白雲宮。皇皇玉籍輸春圃,湛湛天香霈太空。獨我服膺和海眾,任他南北與西東。”

在北京白雲觀受戒0後,郭守真又回到九頂鐵剎山,繼續堅守戒律,淨心修行。據《九頂鐵剎山志》記載:“郭守真復歸鐵剎山雲光洞,前後判若兩人,此番修道益發精誠,飢餐松子,渴飲洞內天然泉水,久則不飢不渴,餘陽殆盡,怡然乾健,温養而神通大化,涵虛以妙證金身。”他在此時的修為,己達到了龍門派創始人長春子邱處機所説的“心即是道,道即是心,心外無道,道外無心”的境界。因他又懂得吐納功夫,兼通醫理,身體十分康健,行走如飛,足跡遍佈本山各處,得意時便吟詩作詞以自樂。

為弘楊龍門派道統,郭守真在八寶雲洞下建成三清觀,正殿供奉玉皇大帝塑像,東殿供奉真武銅像,西殿供奉三官大帝銅像三尊。又在本山修道十年,才開始正式“延徒受戒,大興教法。”按全真教龍門派始祖邱處機留下的“道德通玄靜,真常守太清……”中的太子字輩序,收徒傳道。從清順治末年到清康熙初年,郭守真在九頂鐵剎山雲光洞收徒8人,分別為:山東蓬萊人王太祥,山東掖縣人王太興,直隸大興(今屬北京市)人高太悟,直隸改榆(今屬河北省)人劉太琳,山東津縣人趙太源、傅太元,山東海陽人沈太宗,盛京遼陽滿洲正白旗人砥太庸。郭守真見本山道事已具規模,香火興旺,心中深感快慰。

1663年(清康熙二年),盛京(今瀋陽)大旱,時任盛京將軍的烏庫禮為解除旱情,命各州縣張榜佈告,召請各方高士前往盛京祈雨。郭守真得知此事,認為濟世愛民及道家之本,赴盛京祈雨正是弘揚龍門道統的良機。於是命王太興、高太悟、傅太元3大弟子住在鐵剎山,自己親率劉太琳等五弟子前往盛京祈雨。到盛京後,即設壇布法,烏庫禮將軍親臨法壇,盛京百姓紛紛前來圍觀,半信半疑。事有巧合,設壇祈雨期間,盛京果然普隆喜雨,旱情已除。全城百姓歡呼雀躍,奔走相告,對郭守真師徒感恩戴德,將其奉為神明。

烏庫禮將軍曾為清軍驍將,戰功卓著,赴任盛京將軍3年,頗有政聲。今見郭守真祈雨成功,造福一方百姓,特將郭守真師徒請到將軍府晤談,得知郭守真及師承龍門正統,堪為當世奇人,不由得大為敬服,將師徒一行留住城中,待為上賓。郭守真見烏庫禮將軍以誠相待,立即提出要在盛京傳經佈道的想法。烏庫禮將軍滿口應允,並撥出專款,在盛京城外西北角玄武湖處,排水築基,建起一座三教堂(今太清宮),在三教堂後面蓋起三列高閣,供奉玉皇大帝神像,又在閣的兩旁,各建起一處房子貯藏道經。將三教堂作為鐵剎山三清觀的下院,迎請郭守真師徒在這裏居住。烏庫禮將軍與盛京官吏對郭守真執以師禮,將軍本人公務之餘也來聽郭守真宣講道經,2人成為至交。

郭守真自任三教堂監院之後,又收度6名弟子,這6名弟子是:直隸昌黎(今屬河北省)人秦太玉,山東文登人高太護,奉天承德人(今河北省)呂太普,河南祥符人劉太華,以及盛京遼陽人劉太應、劉太靜。因師傅紫氣真人收徒14人,所以郭守真前後也只收14人。

自盛京祈雨到三教堂建立,郭守真及龍門派道教聲名大振,遠近前來參謁的人絡繹不絕。據《太清宮特建世系承志碑》載:“姑無論請見為何如人,苟其潔己以進,莫不覆以慈雲,施以化雨。”

郭守真見局面已經打開,人心向善,便謀求向外發展,命弟子劉太靜、高太護、呂太普輔助自己在盛京三教堂傳道;命弟子王太興、高太悟、傅太元住持鐵剎山雲光洞;命弟子劉太琳、王太祥等人分赴千山、醫巫閭山及吉林、黑龍江等地建廟佈道。其中劉太琳、王太祥在千山創修無量觀,醫巫閭山的海蔘雲觀、聖清宮、圓通觀等皆劉太琳傳人創修佈道,黑龍江綏化、慶城、吉-倫等地宮觀則是王太興傳人所創修。至此,全真道教龍門派弟子遍佈東北地區,九頂鐵剎山成為東北道教的發祥地。

1685年(清康熙二十四年),三教堂獲康熙皇帝御賜一藏道經,這時,郭守真雖己年屆八旬,卻是鶴髮童顏,道骨仙風,並親自講演經典,“有叩必應,事去則靜,所謂所過者化,所存者神殆不過,”這便是東北道教興盛的寫照。

1696年(清康熙三十五年),郭守真己是九旬高齡,功德修為已達到極高的境界,便決定閉關,不問教務。他將劉太靜、高太護、呂太普諸弟子召集一起,對他們説:“我把正宗的道法傳給你們,你們千萬不要讓它斷絕。”遂將三教堂道事向弟子們交待清楚,然後閉關,垂簾息功12年,1708年(清康熙四十七年)9月25日盤膝端坐羽化,享年102歲。眾弟子將他鞋杖埋在三教堂的後院,次年又為他建塔立祠,追尊他為“致虛守靜郭大真人。”

郭守真文學功底深厚,僅《九頂鐵剎山志》就載錄其詩8首。其《絕塵慨詠》一詩道:“可憐世事亂離秋,幾許衣冠水上漚。驛馬驚傳山北向,銅駝行見水東流。劫餘滄海成泡影,夢裏乾坤不繫舟。敢效巢由高洗耳,聊從赤石且遨遊。”其《自隱偶題》一詩道:“高隱遼東古鐵山,萬緣放下一身閒。漁樵混跡參真趣,雞犬無聲絕妄攀。一我之中忘化我,無顏寓內煉童顏。靜中探到真源處,拈把清風作紫關。”又有《樂道》一詩道:“吾家至樂樂陶陶,淡蕩青玄透九皋。來往縱橫恆自在,幽明上下任遊遨。千秋道脈傳三事,萬里天梯杖一毫。此是道人真樂處,江心明月展雲袍。”

郭守真自24歲出家遼東,一生學道、修道、悟道、傳道近80載,終於使九頂鐵剎山名揚四海,使三教堂(太清宮)為道教一方叢林。龍門派第八代弟子中,以郭守真成就最大。後人重修三教堂石塔,並銘文贊曰:“龍門八代,唯公獨尊;千年道派,由此淵源;神遊八極,玄範常存;德同天地,塔砌雲根。”後人有詩讚道:“脱卻儒冠世慮冊,宏門開教度雄關。龍堆馬邑棲何處,瀋水遼雲卜此間。香火有緣徒眾集,藥爐無恙洞天環。丹成騎鶴朝金闕,仙蹟長留鐵剎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