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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草無情 更在斜陽外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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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草無情 更在斜陽外

芳草無情 更在斜陽外作文

從鄧州乘車一路向北,大約兩個多小時的車程,我們就來到洛陽近郊的伊川縣許營村,范仲淹的墳墓在村子的北邊。

秋日的許營村,收割後的田野空曠深邃,時有小船在河面駛過,船工的吆喝迴響在原野,若有若無的陽光灑在兩岸的粉牆黛瓦上,有一種青銅般的質感。

這裏山巒連綿起伏,不少地段植被稀疏,午後陽光炙烈,人跡罕至的村路上,風吹山樑,恍似驚濤拍岸。

比起近在咫尺略顯寒磣的大唐宰相姚崇的墓地,範公的墓園規模稍大。走進範園,首先映入眼簾的是塑像,範公素袍寬袖,蹙眉冷麪,翻飛的衣袂間深藏憂戚,斧鑿刀刻的面龐清癯嚴峻,這是2002年范仲淹後人所捐建。從塑像向北走,過景賢橋,是一道山門。歇山式建築,飛檐挑角。山門北行20米,是建於清順治年間的石坊,為四柱三門式。石坊再向北20米,是範公祠堂,它坐北朝南,佔地430多平方米。

祠堂西北9米處,是范仲淹墓,墓前石碑上刻“宋參知政事范文正公墓”。

公元1051年,63歲的范仲淹抱病赴青州任職,冰天雪地的折磨,夜以繼日地操勞,讓沉珂在身的病體雪上加霜。半年後,旋即又被調往潁州(安徽阜陽),扶疾上任,一路風餐露宿行走到徐州的時候,就病倒在荒涼的驛站。幾天之後,老病無依的范仲淹,溘然長逝。

從此,不再有疾病、不再有漂泊、不再有排擠、不再有辛酸。無論是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的高蹈理想;還是朝中權貴的攻訐,都成為封存的記憶。

公元1051年5月20日,一代名臣范仲淹永遠地閉上了雙眼,享年六十四歲。

這時的范仲淹全家,積蓄已盡,一家人貧病交困,孤獨無援,僅借驛站暫棲,略避風雨。可以想象的是,在異鄉四壁透風的驛站裏,鉛雲低垂,陰風怒號,一個憔悴的老人顫抖寫下給皇帝的最終遺言,卻隻字未提身後的家事,微弱的火焰跳動着熄滅了最後一絲温暖,那源自內心深處的寒冷,更甚於室外彌天的風雪。

秋雨剛過,範公墓新添黃土潮潤,墓前堆放着花籃。

墓地分前後兩域,總面積約35畝,北依萬安山,南面曲河水,東臨九龍山,西望龍門山。范仲淹一生清貧,家財散盡,自然是買不起墓地,墓地全靠皇恩浩蕩賜給的,據説是因為皇帝嫌這裏風水不好。

雨後的墓園,路是濕的,空氣也是濕的,樹上的水珠不停地落在地上,像是流不盡的淚。參天的古柏,在清晨陽光的輕撫下,更顯幽深。起起伏伏的土丘後面,一塊塊石碑隱約豎着,如畫屏一般,畫屏中是懷念聖賢的濃墨淡煙。

墓地內古柏林立,共達1000餘株。前域有一間青磚青瓦鋪成的山門,還有石坊、石翁仲、石羊、石馬等數件。範氏祠堂也在前域,一旁的饗堂內懸藍底紅字匾“以道自任”,為清代光緒帝所題。祠堂前有幾通高大石碑,護有青磚碑樓,其中兩側范文正公神道碑的碑額為宋仁宗親書的“褒賢之碑”四字,碑文為隸書,由宋代名臣、著名文學家歐陽修撰寫,範氏好友王洙書丹。祠堂後有范仲淹墓、仲淹母秦國太夫人墓及仲淹長子純佑墓。後域前部為仲淹次子純仁墓,其後有三子純禮、四子純粹墓及孫輩墓。

多少年了,歷史一次次地變遷,一次次地更替,只有立挺於此中的柏樹為其作證。那些柏樹,聚千年之力紮根地下,不管地多堅硬,根總能延伸,彷彿印證着儒家文化的源遠流長。或莖直挺拔,亮潔一身,見證範公“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聖言;或立透地表,見證範公所言的“持一節以自信,歷三黜而無悔”節操;或獨立於羣秀之中,詮釋了“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 ,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的內涵,或枯枝空舞,見證“寧鳴而死,不默而生”之行。

陽光靜靜地從頂上落下,落在我的頭頂,落在長滿青苔的路面,讓人有種温暖的感覺。當然,我知道這僅僅是因為有了此情此景,而生出來的一種別樣的感受。範公的墓就在眼前,那是一種莊嚴肅穆的感覺。巍峨的牌坊,長長的甬道,列班站立的石碑,透出古樸悠遠的氣息,行走其間,於現實之中,卻生出許多悠遠的思緒。

也許,眼前這些柏樹就是緊緊簇擁着那顆靈魂,讓他靜靜安眠。也許,這些柏樹是負有使命的,它們鬱郁蒼蒼,是為了隔絕那些世俗的塵埃,讓偉大的思想不被蒙塵;是想消解世間繁雜的虛幻,讓人的本性返璞歸真;那些碑文牌匾,那些建築,那些樓閣牌坊都是後人的傑作,真正屬於範公的,只是眼前這麼一碑一墓而已。就像範公身後的許多盛名,真正跟隨他風餐露宿各地的,也只有范仲淹的名字而已。

身後的顯赫只是做給後人看的,而後人仰慕、祭拜的除了他剛正不阿、憂國憂民的品質,還有他光照後世的思想。

“碑隱荒苔墓草深/先生合愧萬年心/盡將甘愛遺明世/忍使江山貧到今/幾處寒煙秋陌上/誰家倦笛夕中臨/飛鶯不解滄桑事/猶向蓬間作一吟”。行走在範園之內,看不到其他的遊人,異常寂靜悽清。

晨風中,高大的柏樹靜靜站立,蒼鬱、肅然。陽光點染樹葉,在風中輕輕搖動,晶瑩的露水悄無聲息地落在墓地和四周的荒草中,堆積在已經有些殘損的灰色方磚上,顯出墓地的靜謐和蕭索。環顧四周滿目蒼涼,只有秋日的陽光照在那些落葉上,才泛出温暖的光澤,讓拜謁的人們,也從中獲得一絲温馨。

這座不起眼的土堆上荒草萋萋,當中長着一些不知名的野花,地上落滿枯黃的樹葉。如果不是土堆前那塊簡陋的石碑,如果不是石碑上那古樸的文字,誰會在這裏駐足呢?誰能想到這裏安息着一顆偉大的靈魂?

穿過巍峨的牌坊,走過長長的甬道,面對着一抔黃土, 滿眼荒草披離,讓我們這些前來拜謁的人,一時屏住了呼吸,甚至不知所措。那個人卻在我的眼前,一睡就是近千年。再看那些帝王將相,哪一個不是生前極盡奢華,死後又極盡哀榮。恨不得將墳墓變成宮殿,將墓穴變成金窟。即便不能永垂不朽,也幻想着讓那奢華永遠伴隨萬古不絕。可是,眼前一層薄薄的黃土,就掩埋了一個偉大的靈魂。

逼人的樸素禁錮住任何一種觀賞的閒情,這個只有風兒低吟,甚至全無人語,莊嚴肅穆,感人至深的土堆劇烈震撼每一個憑弔者內心深藏的情愫。無論是夏天還是冬天經過這兒,你都想象不到,這個小小的、隆起的土堆包容着古代偉大人物當中的一個。然而,恰恰是因為樸素,比所有挖空心思置辦的奢華裝飾更扣人心絃,普通藴含偉大,一抔黃土掩埋了一具肉身,千年的時光伴隨着思想的光輝。長眠於這堆黃土裏面的人,窮其一生為國為民,並以一種不同尋常的精神力量,長久地震撼人們的心靈,讓人們永久銘刻於心。

用不着厚重與莊嚴,思想的光芒是無法掩蓋的,真理可以穿越時空永存於世。自然,用不着與巍峨和恢弘爭長論短。

其實,陵寢是否奢華龐大,身後是否極至厚葬,雖與地位身價相聯,卻與思想無關,更與不朽無緣。

在鍾祥的松林山裏,有一座明代的顯陵,是明世宗嘉靖皇帝動用國家力量,耗時47年為其父母建造的陵墓,其規模之宏偉,建造之豪華,歷代皇陵無出其右。可是到今天,人們除了欣賞那精美的建築藝術和精巧的設計之外,有誰還記得那兩個長眠於地下的老人,不要説記得他們的姓名來歷,音容相貌,就是連嘉靖皇帝自己的名字又有幾個人能夠説出。

站在範公墓前,歲月的落葉在時空的隧道中紛紛飄落,俯身拾起一片落葉,凝視葉片上那經緯脈絡,風霜浸染,深綠淺黃。或許,人們會從那隱隱約約的脈絡中,讀到西北邊關上那風塵覆蓋的崎嶇山路,有一個運籌帷幄的身影,在刀槍劍戟中闖關過隘;會看到黃沙彌漫的城頭,有一雙焦慮的眼神,注視着眼前朔風中獵獵的戰旗;更會看到一身瘦骨,滿身疲憊,一次次抱病赴任的老人,在簡陋的驛站奮筆疾書;看到一個立身孤高、憂國憂民、剛正不阿、清廉勤政的人,“在布衣為名士,在州縣為能吏,在邊境為名將,在朝廷則又孔子所謂大臣者,求之千百年間,蓋不一二見”。

這就是范仲淹,一個長眠在一抔黃土下的人。

清新的風從伊河吹過,林中的暖陽發出炫目的光,在空中飄飄灑灑,像從天宇間散落的思想碎片。墓碑的旁邊靜放着幾隻素樸的花籃,落着幾片枯萎的樹葉。微風掠過,葉片在輕輕旋動,似乎將歷史與現實銜接,似乎在告誡前來瞻仰的人們“先憂後樂”的道理;啟迪人們,思想,對一個民族的重要價值,對一個國家的深遠意義。

重視與愛戴,可以是一種悠長的懷念,可以是一種素樸的深沉。

太陽升起來了,燦爛的霞光更加強烈地映射到林中,一片温馨的光環落在我的身上。樹上有幾隻鳥,一身斑斕,像是秋天豐收的果實。

離開範園,我們的車在鄭少洛高速上一路向東。遠眺邙山,近觀洛水,田野一片蒼茫,公路兩邊是密密叢叢的白楊、銀杏和榆樹林,放眼遠眺,到處都是令人心靈震顫的恢弘。在洛水兩岸,在山巒起伏的豫西大地,在雲霧裏時隱時現的夕陽,無論起伏的山巒,無論舒緩的田疇,都被青葱的玉米高粱覆蓋得既博大深廣,又舒展柔縵。我想,當年範公掛帥出征,是否從這裏一路向西,吟誦着這樣的詞句:

“碧雲天,黃葉地,秋色連波,波上寒煙翠。山映斜陽天接水,芳草無情,更在斜陽外”……

範園已在身後,範公卻留在心間。

“羌管悠悠霜滿地/人不寐/將軍白髮征夫淚,” 默唸着範公的詩句,追尋着先賢的故事,我默默地再次向那片鬱鬱葱葱的叢林行注目禮。

公元1127年的3月27日,范仲淹辭世74年後,北宋大廈轟然倒下。這一年,開封城內的杏花在東風吹拂下蒼白如雪時,宋徽宗趙佶,含淚一路北行。遠方,是雪花大如席的邊陲,也是失敗者不祥命運的深淵,此時此刻,這位充滿藝術家氣質的君王,是否會想起曾對范仲淹之子範純仁發出的“一生若能見他一次足矣”的慨歎,想起那位“為君談笑靜胡沙”的戍邊範公?只可惜家山漸遠,惟有對未來的憂懼和對既往的追思越來越近

公元1283年1月9日,元大都的街頭滴水成冰,在多次拒絕元朝招降後,文天祥被押赴柴市慷慨赴義。崖山海戰,南宋十萬軍民投海,文弱宋朝以最後血性的微光,閃爍在丹青史冊。而范仲淹在《岳陽樓記》中所表達的以天下為己任的“先憂後樂”的精神,則成為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精神境界的最高寫照,也成為中華民族精神文化史上的千古豐碑,讓一代又一代的後人高山仰止,併為之終身踐行。

明代洪武初年,蘇州人範文從在朝廷官至御史,因違背皇帝旨意而入獄,隨即被判處死刑。行刑前,明太祖朱元璋查看死刑犯的案卷,看到範文從的姓名和籍貫時,就派人傳喚到跟前,問道:“你不會是范仲淹的後人吧?”範文從回答説:“我是范仲淹的十二世孫。”朱元璋沉默良久,命令左右取來錦帛,寫了兩句話賜給範從文,並下旨:“免除你五次死罪。”

朱元璋在絹帛上寫的那兩句話是: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今天,我們回首歷史,不難發現,范仲淹一生四次被貶謫,宦海浮沉,除了他剛正不阿,鍼砭時弊,“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的品性之外,似乎和當時一批精英階層的推波助瀾不無關聯。然而,目光短淺的士大夫終究無法徹底支持新政,改革沒有立竿見影,宋夏戰爭的壓力又讓這些人變得患得患失。一聲雷響,炮馬盡用,范仲淹便成了茫茫沙海中一粒歎息的棄子。

但值得慶幸的是,任何歷史的變遷和暴政兵禍都不能割斷我們文化中那些最堅韌不拔的精氣和九死不悔的風骨。既有高世之才,必不免遺俗之累。前路雖秋風蕭瑟,而我輩自踏歌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