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大的轉折》劇情描述了1934年12月進入貴州到1935年5月出貴州，歷經了被國民黨大軍層層圍堵，在長征中遭受湘江慘敗之後的中央紅軍，被迫在通道轉兵進入貴州，之後歷經了黎平會議、猴場會議、突破烏江、遵義會議、土城戰役、四渡赤水、扎西會議、遵 義戰役、苟壩會議、南渡烏江、西進雲南、北渡金沙、會理會議等歷程，千難萬險，艱苦卓絕，在毛澤東的正確領導下中央紅軍擺脱了敵軍的追堵攔截，最終粉碎了蔣介石圍殲紅軍的計劃的那一段波瀾壯闊、 驚心動魄的歷史畫卷。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之後，中央紅軍為擺脱國民黨軍隊的包圍追擊，被迫實行戰略轉移，退出中央根據地，進行長征。同年底，遭受了湘江慘敗之後的紅軍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轉戰貴州，連續召開以遵義會議為代表的中央系列重要會議，排除了“左”傾教條 主義的錯誤領導，形成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新一代領導集體的正確領導，通過強渡烏江、攻克遵義、婁山關大捷、四渡赤水等戰鬥戰役的勝利，紅軍在軍事上由失敗走向勝利，從被動變為主動，從而實現 偉大的轉折，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
我黨歷史上第一份入黨誓詞是毛澤東同志撰寫：“犧牲個人，努力革命，階級鬥爭，服從組織，嚴守祕密，永不叛黨。”
從成立之日起，中國共產黨人堅守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初心使命，不怕犧牲，通過自我革命，修正錯誤，努力尋找中國革命的勝利道路，在全黨全軍的擁護下，形成了以毛澤東為領導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點亮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明燈，領導着中 國革命轉危為安，實現偉大轉折，一步一步走向勝利。這段歷史啟示我們，黨的領導核心是在鬥爭中形成的，是歷史的選擇，是全黨的選擇。面對當今國內國際艱鉅複雜的局面，我們正在進行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長征，必須堅決做到 “兩個維護”：堅決維護習近平總書記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這是我們新長征路上戰勝各種艱難險阻，實現民族復興偉大中國夢最重要最關鍵的政治保證。
紅軍長征期間，天上每天幾十架飛機轟炸，地上幾十萬大軍圍追堵截，紅軍將士缺糧少藥，沒有後勤補給，敵我力量懸殊巨大，一直 處於戰略上的被動地位。黨和紅軍在貴州創建黨組織和蘇維埃政權，開展土地革命鬥爭，關心和維護人民利益，嚴守羣眾紀律，獲取了貴州各族人民羣眾的支持，幫助紅軍帶路、搭浮橋、救助傷員、籌措軍糧，參加紅軍。這段歷史啟示我們，無論是革命鬥爭時期還是現在進行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人民羣眾的支持擁護是我們取得勝利的根本保障，黨領導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新徵程，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指導思想，全體黨員必須牢固樹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意識，堅守初心，這是我們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的最強大精神動力。
革命鬥爭是慘烈的，流血犧牲是家常便飯，鄧萍、錢壯飛、鍾偉劍、林青，還有許許多多知名不知名的紅軍烈士為了崇高的革命理想，犧牲在貴州這片沃土，更有湘江血戰的英靈不遠，“時刻準備着”更多的乃是犧牲，回顧歷史，當下的我們需要堅守“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的革命精神和初心，不怕犧牲、敢於犧牲，勇奪勝利。
在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的關鍵時期，犧牲時刻存在，黃文秀、馬金濤、杜富國等同志為我們樹立了榜樣和標杆，收哀止淚、握指成拳，繼續發揚先烈精神，接棒前行，勇於奉獻和犧牲，勝利就在前面。
貴州是長征精神的主要發源地，遵義會議精神的孕育地，擁有寶貴的革命鬥爭精神財富，傳承和弘揚革命鬥爭精神，發揚新時代貴州精神，感恩奮進，緊跟紅旗永向前，奪取決戰脱貧攻堅、全面同步小康勝利，是我們新時代貴州旅遊工作者應堅守的初心和使命，在日常的服務工作中，不斷加強政治理論學習，知史愛國、知史愛黨、知史愛民，堅持學習、提升思想境界、紮實工作，用所學所思所悟努力在旅遊服務實踐中進行傳承和弘揚，立言立德立行，創新創業創舉，用學高立‘師’、以身正樹‘範’，站立三尺講台，為廣大學子傳道受業解惑; 置身千里沃野，為人民羣眾謀福搏利致富，不負時代使命。
鬥爭精神、鬥爭本領，不是與生俱來的。要經過嚴格的思想淬鍊、 政治歷練、實踐鍛鍊，在複雜嚴峻的鬥爭中經風雨、見世面、壯筋骨，真正鍛造成為烈火真金。
告慰先烈，繼承偉大轉折精神以偉大斗爭實現偉大勝利。
正值新中國成立70週年之際，革命歷史題材劇《偉大轉折》在央視熱播，該劇全景展示了紅軍在敵我兵力懸殊巨大的不利條件下，突破國民黨數十萬兵力的圍追堵截，開啟切合中國革命實際的舉世聞名的萬里長征之路的歷史畫卷。在紅軍、我黨、中國革命生死攸關的關鍵時期，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一批共產黨人，以“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的責任擔當，克服前所未有的艱難險阻，以堅毅果敢、敢於勝利的鬥爭勇氣和應勢而動、機動靈活的戰略戰術，粉碎了敵人的圍剿，突出重圍，在生死攸關之際挽救了紅軍、挽救了黨、挽救了中國革命，在中國共產黨黨史和國史中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激勵着一代又一代中華兒女不屈不撓地去奮鬥，為建設新中國貢獻一己之力。作為一個普通觀眾，對該劇中的一些場景細節記憶猶新，油然而生出一些啟示和感悟：
遵義會議上毛澤東“以理服人”的講話藝術
遵義會議上，與會人員圍繞“總結反第五次‘圍剿’軍事指揮上的經驗與教訓”這個主題展開討論。首先由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博古同志作報告，他把紅軍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原因歸之於敵人太強大，根據地的後方物資供應工作沒有做好等客觀原因，而對“三人團”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則是輕描淡寫。這個會議，本來的目的就是為糾正軍事指揮錯誤而召開，面對博古的報告，與會人員積壓在心裏的不滿像決堤的洪水一下奔湧而出。
當一個政黨，一支軍隊面臨着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必須有人敢於站出來撥亂反正，挽狂瀾於既倒，扶大廈之將傾。這個時候，毛澤東站出來了，他發表了自己的意見，引起了與會人員的強烈共鳴，也成就了中國共產黨在面臨生死存亡時的一次自我修正，一次關鍵時刻的漂亮轉身——結束了“左傾”錯誤的軍事路線，引導紅軍朝着正確的勝利的方向前進。
毛澤東的一席發言，堪稱經典的“以理服人”的案例——
首先，他欲抑先揚開篇，首先肯定了博古報告也有可取之處，説博古點明瞭造成第五次反圍剿失利的客觀原因，也表現出了對第五次反圍剿紅軍遭受重創的痛心疾首。
這話一説完，博古以及其他與會人員都感到有些詫異，這好像不是毛澤東説話的風格。稍稍停頓後，他話鋒一轉，説博古所做的總結報告為什麼沒有得到大家的認可，還引起了大家的強烈不滿，這是因為什麼呢?巧設懸念，引出下面要説的話。
接着，他針對博古報告中分析的五次反“圍剿”的失敗是敵人太強大、根據地的後方物資供應工作等客觀原因，展開了有理有據的辨析，以一句俗語“燈不撥不亮，理不辯不明”開始，通過列數字、舉實例來證明博古所説的敵我力量懸殊、部隊補給不夠等造成失敗的原因是站不住腳的，全面總結分析了前四次反圍剿之所以取得勝利都是以少勝多、根據地軍民團結的結果，針鋒相對地指出博古總結報告是在為失敗找藉口，進而指出博古“三人團”軍事指揮上所犯的三個方面的錯誤：進攻中的冒險主義、防守時的保守主義、突圍時的逃跑主義，並用實際戰例和嚴酷事實加以印證，並用俗語“叫花子跟龍王比寶”闡明瞭跟國民黨軍隊硬碰硬哪有不輸的道理，最終得出“三人團”軍事指揮上的錯誤就在於指揮上的教條主義。
而此時，李德站起來憤然説自己的軍事指揮是完全按照蘇共的戰略戰術來安排的，是毋庸置疑的。面對李德的突然發問，毛澤東很平靜坦然的説出了大家一致認可的想法。首先，也是肯定了李德同志作為一名外國人，能到中國來跟大家一起吃苦受累不容易，繼續採取欲抑先揚的發言策略，説李德也並不是存心希望紅軍失敗，出發點也是好的。但毛澤東順着李德的話説出了問題的關鍵：這裏是中國，不是蘇聯，不能把蘇共的一套作戰理論完全照搬到我們中國的革命戰爭來，必須根據我們中國的實情來作出戰爭上戰略安排。
最後，毛澤東總結前述所言，一針見血地指出當時紅軍最高領導指揮層“左”傾軍事路線的癥結所在，並提出必須堅持前幾次反圍剿已經被實踐檢驗的、符合當時軍情的、正確的戰略戰術。
細細體味，認真反思，從毛澤東話術中我們能受到怎樣的啟發呢?
小到一個家庭、一個團隊，大到一個集體、一個單位，當面對一件關係重大的選擇抉擇時，如何説服別人，糾正錯誤，有幾個關鍵點值得在具體實踐中加以運用：
——指出別人錯誤時，不把人“一棍子打死”。毛澤東在指出博古、李德的錯誤時，都採取的是欲抑先揚的策略，首先肯定了他們的正確一面。在現實中，我們在批判別人錯誤的言行時，也可以採取這樣的方法，先給予肯定，給對方一個較好的心理預期，起到一種緩和氣氛的作用，也有利於下一步的交流，為對方接受自己的觀點做好鋪墊。
——論證對方的錯誤時，需有理有據。這一點，毛澤東在任何發言場合總是把“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這句話作為口頭禪，可見他的發言都是有理有據的。這在遵義會議上也不例外。所以，在現實生活中，指出別人的錯誤，錯在哪裏，必須拿出令人口服心服的例證來，這樣才有説服力。
——光指出別人錯誤還不夠，還得提出自己正確的主張。在遵義會議上，毛澤東義正辭嚴，從立足當前、着眼長遠，透徹分析了紅軍面臨的現實困境，痛斥了博古、李德軍事指揮上的錯誤，也順理成章地提出了自己的戰略主張——作為中國革命僅存的“火種”，不能跟敵人拼消耗，只能通過運動戰、游擊戰來殲滅敵人，只能到敵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去求生存、求發展，以此來不斷壯大自己的隊伍，直至取得最後的勝利。他的主張贏得了全體與會人員的認可，並從此引導紅軍開始了偉大的戰略轉移，在極端危急的時刻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因此，在討論方向決策時，不僅要撥亂，更要反正;不僅要指出錯誤，還要提出自己的正確主張，使其最終達成共識，使事情朝着正確的方向發展。
人人簡歷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