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東江
不久前寫過一篇《工匠》，現在想説説工匠精神。假以時日，會有權威部門給出明確的釋義。在當下，要突出的顯然是對產品“精益求精”的精神。翻開歷史看看，古代的傑出工匠應當説完美地詮釋了這種精神。
歐陽修《歸田錄》載，汴京開寶寺塔“在京師諸塔中最高，而制度甚精，都料匠預浩所造也”。都料匠，工匠的總管或曰總工匠，前文所引柳宗元《梓人傳》的傳主就是一名都料匠。預浩把塔建好後，卻是“望之不正而勢傾西北”，成了斜塔。大家都奇怪這是怎麼回事，預浩解開了謎團:“京師地平無山，而多西北風，吹之不百年，當正也。”意大利的比薩斜塔聞名於世，但至於為什麼會傾斜，直到今天也不明所以，唯一可以肯定的不是設計者的初衷;而“年齡”遠遠大過比薩斜塔的開寶寺塔，則是在充分考慮到氣候因素前提下的刻意之舉。這樣來看，不光前人要感歎預浩“用心之精蓋如此”，今天我們又如何不該伸出大拇指?“國朝以來木工，一人而已。至今木工皆以預都料為法”，當之無愧，可惜預浩撰寫的“《木經》三卷”已經失傳，只在沈括《夢溪筆談》中還能見到片段。開封見今仍有開寶寺塔，為首批公佈的國家重點保護文物之一，是否預浩建的那個不太清楚，太多的古代建築都是這樣，儘管建造技術十分高超，卻沒有留下工匠的名字。比如西安小雁塔，更有“三離三合”的神奇，即:三次地震時分裂，又三次自行“複合”。神奇的原理是什麼呢?近代在修復小雁塔時發現，當時的工匠根據西安地質情況將塔基用夯土築成了一個半圓球體，受震後壓力會均勻分散，從而使塔身像“不倒翁”一樣。
周密《癸辛雜識》雲:“汴梁宋時宮殿，凡樓觀、棟宇、窗户，往往題‘燕用’二字，意必當時人匠姓名耳。”這顯然只是一種猜想，哪有某個工匠，即便都料匠也罷，能夠包攬一切的道理?但歷史上那些留下了姓名的工匠，又往往不能與作品進行對應。朱啟鈐等先生編輯、楊永生先生新編的《哲匠錄》，便是一部關於古代工匠名錄的書。書中“所錄諸匠，肇自唐虞，迄於近代;不論其人為聖為凡，為創為述，上而王侯將相，降而梓匠輪輿，凡於工藝上曾着一事，傳一藝，顯一技，立個言若，以其於人類文化有所貢獻”，因此，舉凡“營造，疊山，鍛冶，陶瓷，髹飾，雕塑”等方面的能工巧匠，一概收錄。像聖字輩的鯀、禹一類，將相級的曹操、蕭何、楊素、韓琦等，在他人看來，“淪為”工匠或許有些屈尊吧。
工匠精神每令我們歎為觀止，還有一種更要肅然起敬。明朝宋濂寫過一篇齊桓公責備工師翰的寓言故事，工師翰就是一名工匠。宮殿壞了，建新的，工師翰全權負責。先去伐木、用木排運出山，然後“麾眾徒，操剞劂斲之，運繩尺剫之”。五個月後，大功告成。桓公一看，“東阿之楹有樗者”——東宮有根柱子是用臭椿樹做的，不高興了，責備説:“樗，散木也。膚理不密，瀋液弗固，嗅之腥，爪之不知所窮，為柣為棖尚不可，況為負任器耶?”這種樹一堆毛病，不密實，聞着臭，做成門檻什麼的都不合格，何況要承重?工師翰假裝委屈，我把別的地方都弄得那麼好，“嘉木以為桯，文磶以薦址，畫藻以奠井，堅堊以厚墉，陶甓以飾黝”，樑柱缺了一根用椿樹湊數，不成想就被責備了。桓公給他講道理，宮殿就是靠柱子支撐的，“一楹蠹則傾隳”，怎麼能行呢?工師翰這時也講道理了，國家穩固正如同宮殿穩固，如果“眾壬進”，奸臣當道，能行嗎?桓公説肯定不行。工師翰説，那你只看到臭椿柱就是“察其小而遺其大”了，看看現在朝裏掌權的，雍巫、夷鼓初、寺人貂、開方，這四個都是什麼人，“皆蠧矣”。桓公恍然大悟，“於是解四子政而召管敬仲任之，齊國大治”。工師翰先故意露出破綻，然後以桓公之矛攻桓公之盾，邏輯如工藝般嚴謹，進諫效果也就自然可期。
如果説宋濂筆下的還只是寓言故事，那麼宋朝李誡編撰的《營造法式》不僅是對建築實踐經驗的理論總結，而且更有助力防止腐敗的社會價值。李誡即工匠出身，“其考工庀事，必究利害，堅窳之制，堂構之方，與繩墨之運，皆已瞭然於心”。但該書在技術層面之外，還明確了勞動定額，以及運輸、加工等所耗時間，對於編造預算，施工組織都有嚴格規定，相當於一套建築工程的制度、規範，從而能夠有效地杜絕物料浪費和工程管理人員中飽私囊。如李誡這樣一種工匠精神，不是同樣足令我們景仰嗎?
當下為什麼要提出培育工匠精神?在我看來，出發點顯然不是要打撈傳統手工藝，而是旨在將傳統手工藝中藴藏的精益求精注入現代企業。這兩年，我國遊客不是走到哪個國家就在哪裏“掃貨”並不斷成為新聞嗎?究其原因，國人口袋鼓了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於國貨信譽有待提振。這樣來看，就不難明瞭此種提法的戰略意義了。
耿銀平
政府工作報告裏的新詞彙“工匠精神”，這幾日備受關注。“工匠精神”的理念就是從容獨立、踏實務實;摒棄浮躁、寧靜致遠;精緻精細，執着專一。
當下，“中國製造”正在向“中國智造”強力邁進，我們要補上“工匠精神”這一課，讓它為中國騰飛，做出積極擔當。
從容獨立、踏實務實。“欲速則不達”、“蘿蔔快了不洗泥”告訴我們，無論是企業發展、人的發展，太強調“快”和“立竿見影”，註定會留下粗糙、浮躁的印記。無法讓人永久記住。因此，需要在踏踏實實方面下功夫:不貪多求快，不好高騖遠，不眼花繚亂，不惜力，不怕費事。甚至費盡周折沒有收穫也無怨無悔，不輕言放棄，用一步一個腳印的精神，艱苦磨練，產品和技能才能不斷攀越，走向精緻。比如“大國工匠”胡雙錢，在自己的行業幹了35年，“在車間裏，他從不挑活，什麼活都幹，通過完成各種各樣的急件、難件，他的技術能力也在慢慢積累和提高”。
摒棄浮躁、寧靜致遠。也就是所謂的職業心境的從容淡泊:外邊的世界很熱鬧，自己卻不輕易盲從;燈紅酒綠中的誘惑很多，自己卻堅守“初心”，一切“走心”，像田野一樣安靜，像詩歌一樣平和。“靜能生慧”，“靜能生樂”，所以，工匠們才能把更多的時間投入到枯燥的專業發展中，擁有不知疲倦的技術性快樂。讓技術發展，離淺入深，不斷飛躍。比如“大國工匠”毛臘生，是給導彈鑄造衣服的人，在現實生活中，卻“很無趣，甚至連個愛好都沒有，有時甚至連表達都成問題”。“39年，他只做了一件事——讀懂砂子，鑄好導彈”。他將“木訥”當做淡定，將“無趣”當做安靜，浮躁少了，當然就能造就技術的輝煌。
精緻精細，執着專一。《尚書?大禹謨》有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在技術競爭、人才競爭白熱化的當下，要想謀求更輝煌的成果，“差不多的思維”要不得，它會讓自己流於庸俗，止於輕薄、膚淺和粗糙。發展思想不精細，產品就上不了檔次。所以，我們要有“人有我優”的技術追求，選定一個目標，努力用一生的時間和更多的精力，精心打造，永不放棄，不遺餘力，精益求精，甚至用強迫一樣的思維，讓技術和產品“從99%到99.99%”的過程中，迂迴推進，不厭其煩，努力堅守，把每一個生產產品，當作工藝品一樣精雕細刻、耐心打磨。久而久之，就能創造出與眾不同的發展奇蹟、震撼效應。比如“大國工匠”胡雙錢，“在35年裏加工過數十萬個飛機零件，在這裏面沒有出現過一個次品。”精細到了何種程度，由此可見一斑。
人人都有“工匠精神”，“中國智造”、中國品質，自然就能更上一層樓。
戴志勇
自李克強總理在向本次人大會議作政府工作報告時首提“工匠精神”，從德國製造到日本“經營之聖”稻盛和夫，從瑞士手錶到中國航天，可圈可點的案例分析與文化自省，已經在以朋友圈為代表的輿論場上流行了一輪。
前些日，李總理提醒中國還“不具備生產磨具鋼的能力”與“圓珠筆頭的‘圓珠’，目前仍然需要進口”，點出一個基本現實:中國製造中的粗製濫造仍觸目可見，從製造大國到製造強國，可謂路漫漫其修遠兮。
其實，製造強國只是工匠精神的果，不是因，也不是終極目標。工匠精神的因與終極目標，都是人本身。
今日提倡工匠精神，首先是因為我們希望告別“圓珠筆老不出水”或“用一次就壞”的時代，與那些卓越之“物”共生共處。我們希望廠家製造的一口鍋，從出生到老年，都仍然好用;一塊表由奶奶傳下來，戴在腕上仍然滴答不止;城市的下水道於一百多年前建造，還是那麼通暢。
由此，很多生命記憶得到活生生的傳承，卓越之“物”裏飽含着人的專注與深情，傳達給一直使用和保存的人。對天地間的各種產品，我們不是棄之如敝履，而是當做值得愛惜的果實。人與物之間，才會告別粗鄙，達到一種美好的狀態。
什麼樣的人做什麼樣的產品，如果靠地溝油與三聚氰胺就能賺大錢，工匠精神就只能是一句口號。只有當我們開始真正欣賞匠心獨運的人，當看到一位拿高工資的高級技工，不是因為其收入超過名校碩士而羨慕，而是因為他對手藝的專注去尊敬，追求精益求精的“職人”，才會成為一種精神標尺。人與人之間，也才能告別粗鄙，迴歸到生命品性的相互砥礪與欣賞。
就像日本與德國一樣，告別粗鄙時代，要經歷管理與教育的雙重革新。
二戰後，日本企業界在美國質量管理之父愛德華茲·戴明的全心協助下，迅速提高了日本製造的質量，取得經濟奇蹟。這種管理變革不會憑空誕生，源自人的意願、視野與學習能力，教育顯然更為根本。
德國的教育體系裏，在接受覆蓋全民的基礎教育之後，學生很早即向職業教育與文科中學分流。這種分流的好處有兩個:其一是減少千軍萬馬共擠獨木橋的危害，避免了類似中國應試教育對學生興趣乃至人格的傷害;其二是較早使學生依照“性之所近”者，確定自己的職業主攻方向。
尤為重要的是，這種職業教育，不是在學校裏做與社會無關的學習，而是在政府的宏觀制度設計下，直接與企業就業崗位對接。將一線實踐與課室裏的研究融合在一起，琢磨產品的精度，理解市場的變化，從小鑄造出德國人的工匠精神。
反觀中國，職業教育不職業，精英教育不精英的狀況，廣泛存在。為了爭搶經費，各種中專和大專院校也追求大而全的學科設置，以提高學校行政等級。為了分數，除了極少數可以兼顧的學生，家長不得不讓孩子逐漸放棄手工與興趣，放棄生活教育與人格磨礪，進入刷題式學習。
這也是一種教育上的粗鄙狀態。樹大者根必深。只有改變這樣的現狀，工匠精神才能光而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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