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如何推進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

  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國發展的外部環境日趨複雜。以下是本站小編為大家整理的新時代如何推進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文章，希望對你有所幫助，歡迎你的閲讀。 

  中國在建設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道路上，採取的是以追趕西方發達國家為特徵的追趕型發展戰略。這個戰略在十九大以後，有了一些顯著的變化。從追求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要在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現代化建設的戰略部署至少需要考慮兩個問題：一是保持一定的增長速度，二是全面深化改革。政府是制度供給的主體，也是驅動創新發展的主體，因而要把創新制度的供給，當作政府調結構的“抓手”，政府要通過增加高質量的制度供給，給市場運行主體創造優良的環境。“揚長補短”的政策取向必然使潛在的增長空間得到有效擴展，同時會對中國經濟的中短期發展產生重大影響。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是跨越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關口的迫切要求，也是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推動我國進一步發展的戰略目標。
 
  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在建設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道路上，採取的是以追趕西方發達國家為特徵的追趕型發展戰略。這個戰略在十九大以後，有了一些顯著的變化。
 
  一是鄧小平提出現代化建設分三步走的戰略，黨的十九大提出可以分兩個階段來安排，即我國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比鄧小平提出的現代化建設的戰略部署提前了15年；到本世紀中葉，要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顯然目標上了一個新的層級。
 
  二是十九大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其中，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是指人民羣眾對教育、工作、收入、社會保障、醫療衞生服務、居住條件、環境和精神文化生活的更高需求；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是指經濟社會發展對人民的上述需要，在數量、質量、結構、空間等方面，存在不平衡和不充分供給的情況。
 
  新時代經濟發展戰略將面臨怎樣的發展環境？這個環境對我國的中長期發展將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我們如何根據發展條件的變化，調整發展戰略、改革體制機制，以適應新時代的發展要求？
 
  一、從追求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
 
  黨的十九大報告沒有提出定量的經濟增長指標，但堅持“必須堅定不移把發展作為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的提法。要在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現代化建設的戰略部署至少需要考慮兩個問題：
 
  一是保持一定的增長速度。這仍將是中國一些重大經濟問題的邏輯基石。GDP增長率仍是經濟政策最重要的量化指標之一。因為，要在2035年基本實現現代化，人均GDP按現在的幣值要達到2萬多美元。這意味着從2020年開始接下來的15年中，或者在2016年8260美元的基礎上，年均得保持4%—5%的增長速度，才能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從上個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全球只有日本一個國家持續保持了30年的中高速增長。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已經高速增長了40年，如果年均把4%—5%左右的增長速度持續到2035年，意味着中國要保持近60年的中高速增長。這是全球經濟增長曆史上從未有過的現象。
 
  二是全面深化改革。要高度重視人均GDP達到8000美元后的“中等收入陷阱”問題，在遠景上，這取決於全面深化改革的推進。全面深化改革推進得深入，這個“陷阱”會順利地邁過。這意味着十九大報告中雖然沒有提到增長的數量目標，但中國經濟不能進入低速增長軌道。速度問題仍然是追趕戰略中必須高度重視的、有一定約束力的硬性政策目標。
 
  十九大報告指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這説明未來的追趕戰略是追求增長速度與追求高質量發展的混合體。速度很重要，但提高收入、增加福利、改善公共設施等轉型發展問題更加重要。為此，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過去，我們的非均衡發展採取的是“揚長避短”戰略，傾斜發展某些重點部門和領域，目的是為了高速度發展。現在我國已經進入到了“補短板”、“揚長補短”的發展階段。在全面實現追趕目標之前，我們的發展工作要突出抓重點、補短板、強弱項，特別是要堅決打好防範化解重大風險、精準脱貧、污染防治三大攻堅戰，使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得到人民認可、經得起歷史檢驗。
 
  據此來看，由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戰略目標特徵所界定的追趕戰略，在戰略目標、政策取向等許多實質性問題上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這種變化表現在很多方面，以經濟發展的質量發生變革為例，進行一些闡述。
 
  過去落後生產力條件下，我國商品和資本雙短缺，導致經濟發展中偏重於數量的滿足，發展質量、產品性能和服務重視得不夠。現在進入新時代，出現了商品和資本雙過剩現象，商品供給數量充足，競爭充分，開放度高。如果實體經濟仍然維繫低質量的供給體系，必然導致老百姓把貨幣投票轉向國外高質量商品；如果不能供給足夠收益的優質資產以滿足理財需求，民眾必然會把儲蓄轉向對房地產的投資活動。前者會導致國內經濟循環不暢，商品進一步過剩；後者會導致出現嚴重的“資產荒”，從而推動房地產價格迅速上揚，推動虛擬經濟泡沫化。這兩個問題疊加，最終會表現為效率低下，甚至發生經濟金融危機。這就是説，要投入更多資源用於提升商品的供給質量，提供更多優質金融資產，以平衡經濟發展矛盾，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的需求。
 
  二、新時代我國經濟建設的
 
  環境與着力點的變化
 
  當前中國經濟正在進入中速的增長軌道。2011年全國經濟增長率降到10%以下，2012年降到8%以下，現在穩定在6%—7%左右。未來隨着發展條件的變化，我們可能不得不習慣於長期面對相對低速的經濟增長。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我們對經濟建設的環境和着力點的變化要有清醒的認識。
 
  應該看到，新一輪趕超戰略面對的中長期問題有很多。例如，國際環境和市場容量等條件，過去可以支撐中國的全面小康進程，但是未來一個大國經濟體系的現代化崛起過程，不可能再次依靠出口導向，我們如何成為內生性需求大國，在為全球提供市場的同時，支持創新驅動國家的建設？再如，基本實現現代化的重點和難點在“三農”，“三農”現代化的主要途徑是城市化，城市化也是創造內生性需求的主要方式之一。但是城市化怎麼搞，是搞城鎮化、大中小城市並舉，還是搞連綿的城市羣？城鄉居民公共福利怎麼均等化？還有，收入分配政策怎麼調整，才能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培育基本現代化所需要的穩定的社會力量？如此等等。在這一串長長的問題清單中，我選擇補短板及其影響這個問題進行重點論述。
 
  實施相對均衡協調的追趕戰略，其實就是要重新審視過去忽略的東西，重新在資源配置上把過去非均衡發展戰略造就的短板拉長，把過去暫時擱置和未付的社會成本重新補償回來。做不到這一點，短板效應將會引起社會邊際成本急速上升，從而制約發展水平提高。對於實現全面小康來説，有些短板是避不開的，如農村貧困人口、科技進步水平和生態環境、金融安全的制度短板等。因此，補短板就要注重脱貧攻堅的精準度，就要紮實推進科技創新和生態文明建設。“揚長補短”的關鍵，是要補制度創新的“短”，釋放制度性紅利。如消除二元結構關鍵在於城市化的制度設計，生態環境保護關鍵在於實施綠色產業政策，導致金融危機的潛在風險主要在於法治基礎薄弱，基礎設施建設關鍵在融資體制完善，等等。總的來説，政府是制度供給的主體，也是驅動創新發展的主體，因而要把創新制度的供給，當作政府調結構的“抓手”，政府要通過增加高質量的制度供給，給市場運行主體創造優良的環境。
 
  “揚長補短”的政策取向必然使潛在的增長空間得到有效擴展，同時會對中國經濟的中短期發展產生重大影響。基本的影響及其效應可以總結如下：
 
  第一，中國以要素價格不斷上升為基本特徵的變革正在形成。近年來，中國上游產業掀起了漲價潮，各類能源成本飆升、用地價格飆升、高昂的利率水平等現實因素，疊加上工資上漲、人口數量減少及老齡社會來臨後的家庭撫養比率上升、社會福利程度提高和社會保障均等化、美麗中國目標的實現等。不難發現，追求全面均衡協調發展，尤其是補民生工程和社會建設短板，一方面意味着更加重視增進人民福祉，另一方面則意味着未來中國經濟將在各種內外生因素驅動下，面臨十分強勁的要素成本上揚趨勢。由此，必將帶來勞動、人口、收入、消費、投資、環境等一系列變化。這一系列變化將推動中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因為，居民收入水平上升、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國民消費和福利水平增長、民眾環境意識的高漲，是促進經濟發展轉向依靠內需，尤其是依靠消費需求的關鍵動力，是經濟發展的根本目的迴歸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的基本途徑之一。
 
  第二，要素價格不斷上升，一方面倒逼經濟升級，同時會產生通貨膨脹的壓力。前一種情景正是我們過去夢寐以求的發展環境，即經濟轉型升級的倒逼機制和推動力量開始形成，發展進程越來越接近於人的全面發展的本質要求。過去我們推行的轉型升級之所以成效不顯著，是因為經濟變革缺少這樣一種內生的衝擊力。但是也應看到，在這個過程中如果不斷上升的要素成本難以被相應的創新和生產率上升所消化，就必然會出現兩個結果：一是產生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的壓力。如民眾收入的不斷提高，將推高農產品、服務消費等所有產出品的價格水平，同時使產出的機會成本提高，由此帶來經濟體系中的連鎖漲價反應，以及對物價總水平長期上漲的潛在壓力。二是如果上述通脹傳導機制為某些因素阻隔，不能轉化為由消費者承擔，就會轉化為中下游、進而上游企業都必須承擔的成本，表現為企業盈利能力下降。
 
  第三，要素價格不斷上升可能會下拉中國經濟增長速度。要素價格的不斷上升，意味着企業只有依靠技術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水平提升等促進生產率上升的創新因素，才能夠消化成本上升的副作用。這預示着中國將全面進入創新驅動和結構調整的高質量發展的快車道，但由此會導致經濟增速降低。這是因為：一是低附加值出口導向的企業勢必會被擠出國際市場，原來某些低技術水平的外國直接投資企業，會被逼轉移到要素成本相對較低的國家；二是成本高企的企業如果不能適應將會因此而喪失市場競爭力，甚至出現破產倒閉，這是速度換取結構調整的代價之一，也會表現為速度降低；三是隨着居民收入和消費水平提升，消費者選擇度增加，企業之間競爭消費者的力度空前提高，企業投資風險更大，投資行為也會更加謹慎；四是在過渡到以服務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為主體的現代產業體系的過程中，中國將直接面對發達國家高競爭力企業的競爭，兩者之間的技術差距和由此決定的市場差距，將抑制中國經濟增長的可能性空間。
 
  第四，要素價格的不斷上升可能會導致經濟滯脹。謹防經濟陷入“低增長、高通脹”的滯漲漩渦中。從發達國家經濟成長的歷史經驗看，惟一的途徑，就是要儘快進入創新驅動的現代經濟增長軌道。這種轉變包括三大方面：一是減少對第二次產業尤其是重化工業的過分依賴，轉向更多依賴現代服務業、高技術產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二是把過度依賴出口、投資轉向消費、投資、出口三者互相協調，更多地轉向擴大內需；三是要把依賴投入為主的增長方式，轉向主要依賴生產率提高上。這個過程可能會出現資本和勞動較大幅度調整，由於要素調整尤其是勞動的剛性，可能會出現各類結構性失業。如果發展的動力機制轉換不力，發展的社會保障基礎不牢靠，就可能出現各種利益衝突和社會矛盾，從而可能陷入發展的“陷阱”。
 
  三、新時代經濟發展的戰略目標：
 
  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
 
  面對新一輪追趕戰略可能遇到的挑戰，轉型是惟一正確的出路，但轉型必須找準方向和路徑。十九大報告提出通過貫徹新發展理念、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來全面、系統解決上述一系列問題的經濟政策體系。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是跨越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關口的迫切要求，也是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推動我國進一步發展的戰略目標。
 
  第一，以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為目標，堅持質量第一、效益優先，推動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才能改變長期以來在趕超型舊體制下形成的速度、數量偏好的粗放型發展特徵，才能使供給結構較好地適應需求結構的快速變化和不斷升級的趨勢，才能真正化解過剩產能，降低經濟槓桿，加快振興實體經濟。
 
  第二，以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為目標，大力推進結構優化和產業結構調整，堅持實體經濟、科技創新、現代金融、人力資源協同發展，才能在符合人民羣眾不斷增長的對美好生活需要的領域，培育新的增長動能和新增長點，構建現代產業新體系，同時使傳統產業得到更新改造、煥發生機，使落後產業得以淘汰。
 
  第三，以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為目標，通過推進全面深化改革，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係，鼓勵各級政府進行制度創新和高質量的制度供給，着力構建市場機制有效、微觀主體有活力、宏觀調控有度的經濟體制和機制，才能不斷解決發展中遇到的新問題，不斷增強我國經濟的創新力和競爭力。
 
  第四，以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為目標，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堅持打開國門搞建設，才能抓住新一輪經濟全球化給我國帶來的新的發展機遇，在高水平融入經濟全球化的基礎上，利用中國龐大的內需吸引全球先進生產要素，尤其是人力資本和先進技術，發展創新經濟，才能促進我國產業邁向全球價值鏈中高端。
 
  當前以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為導向推進高質量發展，需要有具體的措施和行動。根據中國經濟運行中存在着“重大結構性失衡”的根本性問題，當前和未來一個時期，要實現高質量發展，結構性政策要發揮更大作用，重點要在“破”、“立”、“降”三個字上下功夫，將追求供給體系高質量落實到具體行動。
 
破：需要運用結構性政策進行供給側調整，促使資源通過競爭性市場機制更多地流向現代高技術產業中的創新企業，同時要掌握和運用好關鍵技術改造傳統產業，千方百計地化解產能過剩問題。
 
立：一是通過人力資源和科技投入，大力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高新技術產業和先進製造業，增加高質量部門的供給；二是推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利用其改造傳統部門，降低對過剩部門的資源投入；三是以優質的技術創新類資產為基礎，通過金融部門的資產證券化，為社會提供更多質量更高、收益更穩的可投資資產。
 
降：為了優化實體經濟的發展環境，提高實體經濟投資回報率，增加其投資吸引力和競爭力，當前要繼續清理涉企收費，加大對亂收費的查處和整治力度，深化電力、石油天然氣、鐵路等行業改革，降低用能和物流等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