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萬曆十五年》讀後感最新範文

理想的書籍，是智慧的鑰匙。書是階梯，幫助人們登上理想的高峯。那麼讀了某些書籍後你有什麼感想呢？下面是本站小編整理的關於《萬曆十五年》讀後感最新範文，以供參考查閲！

《萬曆十五年》雖然以此為題，但實際上萬歷十五年不過是個引子，黃仁宇只是借在這一年發生的一些不大不小的事情展開文章，把萬曆十五年作為敍述的線索和落腳點，全面地展示了明代後期萬曆年間從皇帝到官員國家暗藏的癥結，顯示了在落後的制度裏無論怎樣的個人，身處在何等位置，做出怎樣的努力，無論是他個人，還是他所想改變和擺脱的社會環境，都被沉重的制度牢牢禁錮着，讓個人成為了這制度的犧牲品。既然個人憑一己之力已無法做出任何改變，這制度讓明王朝離開了世界的中心，甚至無法跟上白山黑水邊上一個小部落的節奏，明王朝已經到了沉沒的邊緣，落日沉沉，敗落已經是無可奈何的事了。

看起來黃仁宇只是選擇了幾個獨立的人物作為章節來撰寫，而實際上他選擇的這些人頗具代表性，作者總是把他們放在一個更大的社會制度與背景中來敍述，他們看起來是個人，他們認識到了自己時代前進與滯後的碰撞中所出現的問題，也付出自己的努力，他們都是作者認為那個時代中的佼佼者，但無論是堅持道德的力量維持復古亦或是某種程度追求自由和變革，結果對於個人命運或者個人的社會追求來説都是失敗的。因為單憑一己之力無法對抗制度，每個人都是制度鏈條中的一分子，當他想改變這鏈條時，他無疑會被鏈條上的其他人所殘酷打壓，維持守舊平衡的集體力量是強大的，而想阻擋時代的前進也是個人辦不到的。因此即使某個人意識到了現實與社會制度的格格不入，他也無法把自己的想法付諸實際，只能感受着社會的暗流湧動而束手無策。

第一章從小事切入萬曆的宮廷生活和處處被安排好的成長環境，他最終清算了自己堅持原則的老師和首輔張居正，想獲得自主的權力，最後發現皇帝只不過是制度的執行者而已，並不具備自主權。而第二章裏繼任的首輔申時行則努力在皇帝與文官集團之間折中共濟，小心謹慎地維持文官集團內部的平衡，使國家機構能夠正常運轉，但這種處世態度並不為文官集團接受。第三章皇帝為立儲一事與羣臣對抗，認清了自己所處的環境無法實現自己的個人意志，最終對百官採取疏遠、消極應付的態度，由此帶來的後果就是百官失去了效忠的意義，也採取消極敷衍的做事態度。第四章進一步借內外政的大事表明了皇帝不能以個人意志做出決定而實際決定於羣臣，活着的皇帝個人和他已死去的祖宗沒什麼區別。第五章清官海瑞希望恢復洪武皇帝時的制度和風氣，然而這樣做無疑與社會時代相悖離，雖然道德值得敬佩但無法真正施行。第六章從一代抗倭名將戚繼光的角度敍述了明朝武官處於被文官壓制的境地，而無法有所作為。第六章社會名人李贄的思想與社會的衝突，其實是儒家內部思想派生出的心學與傳統朱熹理學的對立，然而李贄的思想雖然批判時弊，但並不能建立新的思想體系，故而本質上無法改變社會反而顯得自相矛盾。

總而言之，作者的觀點是認為明代當時的制度已然極為落後，財政與組織上極為鬆散，導致國家實力名不副實，而微薄的薪水也導致文官陽為道德，陰為私利，實際主導國家的文官集團都處在此種陰陽衝突之中不能自拔，而任何企圖的改變都遭到了強烈的攻擊和反對。皇帝、首輔張居正和申時行、海瑞、武官戚繼光、思想家李贄從個人的角度面對混亂的現狀希望有所突破和改變或者憑藉道德的力量恢復平衡，但種種努力在對抗現實的龐大羣體時都顯得無可奈何和無能為力，因為他們既然無法改變制度，就無法避免的遭到來安於此制度的文官的攻擊，所以即使是小的改良也無法推行，小心謹慎地保持平衡也不可能，國家此時的衰落已不可避免，唯一的問題只是時間而已。

關於《萬曆十五年》讀後感最新範文

《萬曆十五年》很有名，我也已經讀過好幾遍了。近來再重讀一遍，又有了一些新的感受。

中國古代政治的最鮮明特點是觀念治國。

早在國人歷史早期，古人便憑藉想象將世界和自身進行描述和理解。這倒也不稀奇，幾乎所有文明的早期都有這個特點。但將想象充分賦予到政治中的，中國卻是為數不多的。最好的例子是周公旦分封諸侯國。周公同幾乎所有的古人一樣，不能科學地理解天下的構成;他同時認為周王貴為天子，萬民理應萬世順從，但後來的事實表明，並非如此。周朝人力圖使政治體制順應自然，但由於知識的侷限，實際是讓自然順應了他們的意志，這便造成了政府行為自上而下的慣例，而中國人的性格在周朝初年最終形成，後世之人自覺不自覺地接受了這一觀念，改都改不了。

再到後來，觀念由對天的感性過渡到對儒家思想的理性。歷朝歷代的首要任務與其説是治國，莫不如説是對儒家思想的推廣和執行;皇帝及中央政府的最重要責任與其説是推佈政令，莫不如説是身先士卒，踐行儒家禮儀，與萬民做表率。至此，儒家思想也可以稱之為儒教了。

造成這一現象的是中國的自然環境和政治傳統。中國地域太大，自古而然，技術發展的限制迫使從周公起的統治者以觀念規劃全國，形成一套獨有的政治體制。這種體制的特點是上端細緻入微，下端粗糙肥大。上端的統治者一是看不清下端複雜多變的實情，二是實在沒有能力去處理數以千萬計的分散在各地的小自耕農集團。為了統治的便利，只有靠觀念，即後來的儒家道德。這種道德一來可以統一文官觀念，讓他們即使分散在各地，與中央隔絕，也能力解當地的疑難;二來可以規範百姓，使他們各自安分守己，少為國家制造麻煩。道德的產生是因技術的無奈，而實戰的結果表明，道德的力量遠遠超過行政和司法，這就是我們反覆強調“以德治國”的原因。

這種德治方式在起初是有利的，最有力的證據就是秦漢、隋唐創造的盛世王朝。然而時代在發展，我們永遠也找不到放諸四海而皆準道理，永遠也找不到一勞永逸的創造。這種制度的優越性到了明清時期再也無法維持下去，中國在歷史的座標系中開始走下坡路，這也許就是黃仁宇先生創作《萬曆十五年》的緣故。

《萬曆十五年》並非只寫萬曆十五年這一年的故事，也並非只寫萬曆年間的故事，他寫的是中國古代政治制度優越的終結，是對“以德治國”的深刻剖析。取名“萬曆十五年”也許只是個象徵，也許只是因為音韻的和諧。

中國古代德治政治的優越性結束了，形式也結束了，但它的流毒卻遠未終結。儒教的本本沒有多少人再學習了，儒教的精華沒有多少人再記得了，但儒教的糟粕卻深

深紮根在現代人的心靈深處，因為中國處於封建社會幾千年，而進入現代社會還不到一百年。這種紮根的結果就是魯迅先生所説的中國人的劣根性，這就是現代中國人還存在的諸多毛病。即便是年輕人，任你穿的很“哈韓”，吃的很“歐美”，唱的很“港台”，但骨子仍未脱離中國人的“奴性”以及其他任何“惡劣性”!儒教講究“仁”，二“人”即為“仁”，中國人是研究人的人，最擅長“玩人”、“治人”、“整人”，因而任何朝代的任何一級組織的任何一次改革與反改革、革命與反革命，始終繞不開人事的問題，最終的落腳點都是對人的整肅。

偉人和政治家，誰更值得敬仰？你又想成為誰？張居正太善良，太殘忍；太聰明，太愚蠢。張居正有着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他意識到改革必須以摧枯拉朽般的力量摧毀原本的一切，在廢墟上重建。他劍指文官作風，甚至過於嚴厲。他想要富國強兵，百姓安康。他之所以要辛苦鑽營，權傾朝野，是因為不做一個殺伐決斷的首輔，改革必然受到阻礙。即便在這過程中他謀取私利，那麼試問做到內閣首輔的位置想要斂財何須至此？

太善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何須大動干戈推行新政？太殘忍，想要根除陳腐做派必然會在當時造成損傷。太聰明，出身貧寒要有多大的才能和城府能坐上首輔的位置，又是怎樣的深謀遠慮能找到國家運行的軟肋？太愚蠢，耗盡了自己的一生，卻落得了滿朝文武的批評，死後甚至成為了攻擊的符號。

所謂錯誤，“張居正的根本錯誤在自信過度，不能謙虛謹慎，不肯對事實作必要的讓步”。張居正從來都沒有錯，只是成為一個偉人和得到善終，中間橫亙着最遙遠的距離。

申時行，大智慧的典範。申時行是處理人際的高手，“沒有忽略文官的雙重性格：即雖為公僕，實系主人；有陽則有陰。他必須恰如其分地處理此中矛盾。”時勢要求申時行充當和事老，他就擔任這樣的角色，至於別人的評論如“首鼠兩端”，就只能付之一笑。

申時行是機器運轉的潤滑劑。這個世界需要偉人竭心盡力將光明帶到人們眼前，更需要有這樣的人拼盡全力將黑暗擋在背後。申時行是太極高手，懂得怎樣協調()皇帝與文官，以及文官之間的關係，保證思想的傳承和國家的有序。更令人驚歎的是，做完了這一切，他能夠全身而退。然而，出色的政治家和偉人之間，仍然橫亙着最遙遠的距離。

然而，世間沒有張居正，那麼時代永遠不會進步；世間沒有申時行，那麼國家將會陷入混亂。為人若如張居正，無愧於心，卻不得善終；為人若如申時行，左右逢源，卻無所作為。

這兩個問題，真的很難回答。

記憶中的天子，記憶中的皇帝，是穿着嵌着玉龍的皇袍，帶着串着一條條珠子的皇冠，高高在上地坐在列主列宗所傳下來的皇位上。他的一個指令，所有人都要聽之任之，甚至他的每一句話都是聖旨，代表着上天的指令。然而，從另一個角度看去，這一切都是表面現象。深藏其中的懸祕，是他才能無法施展的無奈，是他的一舉一動都要受到他人的關注，是他的私生活受到他人的干擾。

皇帝，這兩個字眼讓人聯想起的便是“九五之尊”這四字。那麼，你肯能會問，即是九五之尊，那麼他會受誰牽制？有怎樣牽制呢？其實，皇帝受臣下牽制在過往朝代中不少，但是過往朝代的皇帝好像都能選擇出正確的決定。李世明之時，雖有多數官臣進諫，但那隻能算得上是建議與指責罷了，李世明也會聽從臣下正確的建議而採取措施。而萬里在任時卻與之不同，萬曆很小的時候就上任了，受着臣下的輔佐，所以官臣進諫已經算不上是建議，而是帶這威脅之意。

明朝時代是極重視禮儀和儀式的，明朝時也是主張以道德、倫理治國，而不是以法制國。早朝和午朝是明代以來特例獨行的，早朝過往的舉行是風雨無阻，禮儀也極其講究，到了萬曆之時才被罷免了。而經筳是皇帝不可免去參加的一種儀式，經筳是通過講歷史來勸諫皇帝。雖極為繁瑣，但萬曆皇帝仍作為學生未缺席過。

轉折發生在張居正死後以及立嗣問題上。作為皇帝的老師兼首輔張居正先生，生前有着功名，用自己的權利壓制一切反對他的勢力。死後，各種污名被清算，受賄賂，動搖皇帝的決策，各種罪名使皇帝對自己的老師連一點的敬仰之情都不剩。立嗣的爭執，萬曆想要“廢長立幼”卻不能直接提出，萬曆便一拖再拖，最後不得已，只能聽從文官的安排。經歷了各種變故使萬曆看透一切，本對生活無熱情可言，現在只對生活充滿厭倦，他開始消極的方式對待，以無為治國。最後他連經筵也不出席。受阻之後，他便不再出紫禁城一步。其實，歸根結底是因為文官集團出現了“不讀書，有權不識字，有錢不小事倒有人誇薦”仗權欺人的形式。最後受苦的還是普通老百姓，以致出現了”興，百姓苦；亡，百姓苦“的一種局面。

這樣的皇帝這樣的九五之尊，所以多人羨慕，卻得不到真正的自由。

其實，作為老百姓更為好些。雖沒有九五的權利，但有着柴米油鹽簡單的樂趣：雖沒有九五之尊高高在上的霸氣，但有着自己內心的自由。雖被稱為庶民，但也有着貧窮的快樂。

這樣的皇帝這樣的九五之尊，所以多人羨慕，卻得不到真正的自由。九五之尊，並不是最完美的，因為皇帝也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九五卻是處處受絆。

權力與羈絆，永遠都是關聯在一起的，當你想要擁有權利識別忘了還有約束在你身旁，“簡單就好”，“且行且珍惜”，這兩句話是我們經常所説的，這兩句話也是在告誡我們滿足當下的生活。

萬曆帝、張居正、申時行、海瑞、戚繼光等一批歷史人物在黃的筆下重新閃現出靈光，掩卷而思，我們也不得不考慮人在官場，特別是中國社會應該如何適應。

讀這本書，使我想到一句夏新公司總裁李曉忠會議上的話：“如果你現在對共產黨不滿意，則更要入黨，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改變她！”誠然，對中國社會也是如此，如果你想改變中國社會，則首先要適應這個社會上的規則，也只有這樣你才能夠改變社會。

但在萬曆時期，卻沒有人充分認識到這一點。萬曆帝採取消極的做法，使得朝內矛盾增加；張居正採用高壓策略，令壓力在其去世後瞬間爆發；申時行總結經驗，卻採取中庸之道，基本一事無成；海瑞用其獨有的性格，在精神上可以照耀千年，卻無法與現實接軌；戚繼光雖心有國家，外在表現卻是組建私家——“戚家軍”，這在任何朝代都是不會有好下場的。

綜合以上，我説充分認識到“目的”與“途徑”各有所重，可以説，目的重要，達成目的的手段更加決定努力是否成功。很多人都可能想為國家出力，但如果途徑不對，則目的無法達成。

中國畢竟不具有一個直來直去的文化，大家講“面子”，重“含蓄”，所以做事的手段就更顯重要。在西方，“溝通”同樣是一門科學，而在中國“溝通”卻更重技巧。即然是技巧，作為當事人就要有識破別人真實目的的能力。

萬曆皇帝在別人指責張居正之時沒能認清這些人的真面目，所以釀成後來的一系列問題與錯誤。所以這要求我們任何一個人都要學會透過現象看本質，一個人做一件事他真正的目的是什麼？其達成的效果是什麼？這都非常重要！

正如唐朝魏徵所講，一個連親情都不顧，邊兒子都可殺的人是不值得信賴的。所以，一個人做事情如果違反大原則，其心術則肯定是有問題的。

當然，我們也不提倡海瑞似的作風，因為人畢竟是人，有“陰”、“陽”兩面，即私俗與奉獻精神並存，所以在制度完善的情況下，肯定比低薪要好的多。

所以，今後一定要記住，要改變社會，首先要適應社會；要改變一個人，也要首先與這個人建立良好關係。同時，要認清一個人，首先看其言行，但最主要是重視其言行背後的真實目的及即得利益者到底是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