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富論》讀後感範文最新三篇

你在知道亞當·斯密嗎？他是現代經濟學的奠基人，尤其是他所寫的《國富論》非常值得我們閲讀，看完之後你一定受益匪淺，下面是本站小編整理的《國富論》讀後感範文最新三篇，一起來看看吧。

《國富論》讀後感1

我利用寒假時刻閲讀了由有“現代經濟學之父”美譽的亞當。斯密著作的《國富論》，覺得《國富論》真的是一部了不起的著作。

之前我領悟馬克思理論時，馬克思認為：工人每一天的勞動一部分是必要勞動，這是工人的酬勞，是供工人維持自我和家庭生活的;而另一部分勞動是剩餘勞動，是生產剩餘價值的，這部分是資本家資本積累的源泉，資本家正是透過不斷的增加生產剩餘勞動的時刻加大對工人的剝削。其實我當初在領悟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時候，會有這麼一種思考：工人們生產商品的勞動獲得了工資，那麼資本家在生產過程中也監督和指揮工人的勞動不是也就應獲得必須數量的報酬嗎?之後看了《國富論》，其中亞當。

斯密認為：工人在原料增加的價值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支付他們的工資，一部分支付僱主們的利潤，這部分又可細分為資本的利潤和地租。資本的利潤可假想為支付資本家的某種特殊的勞動即付給監督和指揮工人勞動的工資的別名，而地租呢作為資本家所墊支的原料和空間等資本的報酬。我覺得資本家在付出自我的勞動同時就應獲得報酬，但是所站的立場不一樣(如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獲得多少就會因個人的私利心，從而會出現偏移。而在地租這個問題又會涉及到土地是否私有，與國家的制度有關。我知道馬克思主義理論，《國富論》中的理論所支持的階級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是兩個不一樣的階級，因此他們的觀點也很難決定孰對孰錯。所站的階級不一樣，自然所持有的觀點就會不一樣。

看了《國富論》我對其中印象最深的就應是政治經濟學部分。在國富論中重點説了兩種富國裕民的政治經濟體系：重商主義體系和重農主義體系。重農主義是把土地看做國家收入主要來源的一種政治學體系。為了增進農業重視農業發展，並主張限制製造業和對外貿易的發展，但最後往往作用與目的背道而馳。在封建中國，曾長時刻實行重農抑商，實行海禁，閉關鎖國，禁止商業發展，最後到了清朝農業也落後，幾乎百業俱廢的地步。而重商主義則鼓勵製造和對外貿易多於農業。該部分就花了大篇幅説了商業主義和重農主義。

隨着國際上的全球化趨勢，瞭解商業主義或重商主義的原理對於一個國家國民經濟的發展還是有很大的好處的。一開始一國會擔心自我國家的金銀會外流，會發行一些禁令極力阻止貿易。但是這些禁令並不能完全阻止金銀外流，當一個國家輸入金銀數量超過有效需求時，它在該國內的價值就會降低;若鄰國的金銀量低於有效需求，它的價值就會升高。這樣就算有嚴厲的法律禁令，高利潤也不能禁止金銀從該國輸入鄰國。還有隻有增強對對金銀數量的使用，使依靠它得以流通，經營和製造的消費品增加，才會增加金銀的數量。就如一個家庭，如果他們把家裏日常開支剩餘的金銀都儲存起來(那裏不包括那種能夠升值的銀行儲存)，不做任何的投資，那麼你的金銀還是這麼多，不會無端端地增加。但是你用作投資的話，還有能夠增值的可能。一個家庭如此，一個國家也是如此。不用閒置金銀必將會造成巨大的損失，因此法律也阻止不了金銀被立即運出國門。我想也是正因這樣才出現了咱們此刻的這個國際經濟貿易行業!在商業主義國家，他們有兩條原則：財富由金銀構成;無金銀礦山的國家只有透過貿易差額才能輸入金銀。

因此限制進口和鼓勵出口就成為國家致富的兩大引擎。咱們國家作為一個對外開放的國家也是如此。中國也採用了高關税和非關税的貿易壁壘來限制進口，以及退税，獎勵等措施來鼓勵出口，使得從為止，對外貿易一向持續着順差，雖然以為基點出現了貿易順差急降，但是之後又持續了一個平穩的狀態。亞當。

斯密在限制進口的一般措施上做了探究，認為也不是國內能生產的商品都要限制進口。事實上採取高關税或絕對禁止手段對從國外進口的國內商品進行限制，在必須程度上能夠保證國內生產這種商品在國內市場的壟斷。例如不從外國進口玉米的話，中國自我生產的玉米就能夠完全壟斷中國市場。本國壟斷確實能鼓勵本國的一些產業的發展。但是這不是絕對有利的，當這個產業的優勢不如其他國家時，進口該產品就比國內生產更明智。就算花精力把該產業提到跟其他國一樣的優勢，正因所投入產業中的資本和勞動是有限，這樣做就會使這些資本和勞動不能朝着最有利的方向發展。因此向這種優勢是徒勞的，不如選取進口該商品。這就好像是一個木匠，雖然他自我會做衣服但是他做衣服的熟悉程度絕對沒有專業的裁縫好，與其把這部分力氣功夫放在做衣服上，不如更好地利用這部分力氣，把它用到最有利的用途上，用在做木工上，這樣木匠反而會收穫更多。

他還發現對來自貿易差額認為凡對與我不利的國家的各種商品進口都實施限制的做法無論是根據重商主義還是其他原則來説都是不合理的。他認為在其中有一個與貿易差額不一樣的但關乎國家盛衰的差額—年生產與年消費差額，即使在貿易差額不利於一個國家，生產與消費差額仍可有利於這個國家，使這個國家的實際財富即土地和勞動年產物大大地增加。另外退税，獎金，通商條約，建立殖民地等能大大地鼓勵出口，從而會給國民經濟的發展也會帶來益處。

在讀《國富論》的時候，咱們也不就應過於堅信名人的權威，就應抱着一種探索的態度去細讀。在《國富論》中就出現經濟學中這樣價值悖論：沒有什麼東西比水更有用，但它幾乎不能購買任何東西……相反，一塊鑽石有很小的使用價值，但是透過交換能夠得到超多的其他商品。亞當。斯密認為商品的價格和價值是由它的稀缺性決定的，事實上商品的價格是由需求跟供應共同決定的。雖然《國富論》中有些觀點理論存在錯誤，爭議，但是它對經濟理論和國家政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對於經濟學領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都起了重大的作用。

《國富論》讀後感2

看完《國富論》，價值論的概念也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給我一些感觸，這個理論曾在馬克思的《資本論》中也出現過，可見他們兩個人的遠見，在資本主義社會仍具有時代先進性，也是一般人所不能意識到的，其實，這個理論，最早的提出者還是亞當—斯密，他是站在資本主義的角度，提出了利潤是從何而來，就是從榨取工人的剩餘價值中來，説簡單了就是剝削勞動力，只有這樣，資本家才能不斷的積累原始資本，擴大生產規模，進行再生產，這樣循環往復，使得那些資本家越來越富有，同樣，一個國家富有的資本家多了，那麼這個國家的經濟就開始飛速發展，提高國民收入，整個國家就會積累大量財富，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一個國家的資本多了，也就可以稱霸世界了。

而馬克思的價值論，是站在工人的角度提出的，提出資本家取得利潤的實質上就是剝削勞動力，壓榨工人的剩餘價值，使工人們的剩餘價值得到最大的發揮，加班加點，使得資本家的腰包鼓了起來，而使工人們的利益越來越少，權利越來越小，馬克思價值論的提出，主要就是為了讓所有那些被資本家們壓榨剝削的工人們，一致起來罷工反抗，改善這種不平等待遇，用無產階級政權推翻這種資產階級的惡習，讓那些遭遇不平等待遇的工人們，重新獲得應有的自由、權利和利益。

對於資本家過分剝削工人的無恥行為，歷年來，都有人曾披露過，有記者採訪過，有領導考察過，也有作家描述過。一方面，我很憎恨那些資本家，為了讓自己積累更多的資本，就想方設法壓榨工人，本來每個工人每天工作八個小時，結果資本家們為了獲得更多的利潤，就讓工人們工作十八個小時，工作時間延長了，但是工資依舊不變，這種超負荷勞動，換了誰都受不了，但是，工人們為了養家餬口，不得不累死累活的工作;另一方面，我們也應該感謝資本家，開辦工廠，給許多無業遊民，提供了就業崗位，不至於流落街頭，餓死在荒山遍野。總的來説，資本家的出現，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既有利又有弊，我們既要看到有利的一面，也要考慮負面因素。我個人認為，資本家在追求自己利潤的同時，也要考慮工人的感受，總不能壓榨壓榨，再壓榨。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提到的經濟理論，可謂五花八門、應有盡有，有價值理論、公平理論、絕對優勢理論、地租理論、貨幣理論、分配理論、公債理論、資本理論、賦税理論等等，一個人要想徹底搞懂這些理論，非花點時間不可，如果能活學活用，再好不過，要是能將亞當—斯密《國富論》當中的所有理論，能運用自如，並且運用在經濟競爭中，可以在經濟戰場中百戰不殆，財富越積越多。

《國富論》近百萬字，要想一個字一個字的鑽研，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因本人時間有限，只是粗略的翻看過此書，文中的要點，有疑問的地方，還需要以後慢慢鑽研探究。

《國富論》讀後感3

英國亞當·斯密所着的《國富論》，全名為《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此書初版於1776年，就是美國《獨立宣言》發表的那一年。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方面，《國富論》起了重大的促進作用。《國富論》的編者馬克斯？勒納評論説：“這是一本將經濟學、哲學、歷史、政治理論和實踐計劃奇怪地混合在一起的書，一本由有着高深學問和明敏見識的人所寫的書。這個人有強大的分析能力，能對他的筆記本中所有的材料進行篩選；又有強大的綜合能力，能按照新的和引人注目的方式將其重新組合起來，斯密對他當時的學術領域的各種思想是極為敏感的。他像後來的馬克思一樣，不是一個關在自己房子裏的與世隔絕的學者，他彷彿全身裝着天線，能收到並吸收所能接觸到的一切信息。他在封建歐洲解體之末、近代世界開始之時寫作，在這個世界中，封建制度仍以既得利益集團經常表現的頑固性在堅持。他正是為反對這種利益集團而寫作的。結果是，他的書不只是為圖書館架藏而寫的，它對經濟意見和國家政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它形成了我們今天住在其中的整個生活環境。”

斯密在《國富論》中要回答的最後問題是，感情與“公平的旁觀者”之間的內在鬥爭，在社會的長期演進中究竟是怎樣在歷史本身的大舞台上發生作用的。這個問題的答案見第五編，他列舉了社會發展的四個主要組織階段，除非由資源的匱乏、戰爭或政府的壞政策予以阻止，否則這些階段是會連續進行的。這四個階段是：獵人的最初“野蠻”階段，原始農業的第二階段，封建或莊園“耕作”的第三階段，商業上相互依存的第四階段。每一階段伴有與它的需要相適應的制度。例如，在獵人階段中“沒有任何財產。因此，也就沒有任何確立的行政長官或正規的司法行政”。隨着牛羊羣的出現，產生了比較複雜的社會組織形式，不僅包括“可怕的”軍隊，而且有不可缺少的法律和秩序堡壘。斯密思想的核心是：這種制度是保護特權的工具，不能用自然法為之辯護。他説，“文官政府是為了財產的安全而設立的，實際上是為保護富人反對窮人而設立的，即為了保護有些財產的人反對根本沒有財產的人而設立的。”最後，斯密將演進描述為從封建主義走向一個需要有新制度的社會階段，這種新制度是由市場確定的而不是由同業公會確定的，是自由的而不是受政府限制的。這在後來稱為放任自由的資本主義，斯密稱之為完全自由的制度。這種物質生產基礎的連續改變，將帶來的上層建築的必然改變，這和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有明顯的相似之處。可是也有一個重大的差別：馬克思主義體系中的最後動力是階級鬥爭，而在斯密的哲學史中，主要的推動機制是“人性”，由自我改善的慾望所驅使，由理智所指導。

《國富論》遠遠不是一部通常所認為的學術論文。雖然斯密也勸説放任自由，但他的論證卻更多地是反對政府幹預和反對壟斷；雖然他讚揚貪慾的結果，卻又幾乎總是鄙視商人的行為和策略。他也不認為商業制度本身是完全值得讚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