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捷生
重 臣
一生縝密，一生謙和，一生沉寂。作為中國傳統軍事文化中的謀臣、幕僚和軍師，他太完美了，就像一個傳説。
先看他在三十年中國革命戰爭中的簡歷：
湘贛蘇區獨立第一師參謀長、紅八軍參謀長、紅六軍團參謀長兼紅十七師參謀長、紅二軍團參謀長、紅二方面軍參謀長、紅軍援西軍參謀長、八路軍一二九師參謀長、晉冀魯豫野戰軍參謀長、中原野戰軍參謀長、第二野戰軍參謀長、西南軍區參謀長、中國人民志願軍參謀長，最後的任職是解放軍副總參謀長。
再看他輔佐的統帥：
賀龍、劉伯承、陳毅、徐向前、彭德懷、葉劍英;另有兩位開國上將蕭克和王震，兩位沒有授銜的政治家和軍事家，他們是任弼時和鄧小平。
我説的是開國上將李達。關於他的故事，他從中央蘇區時期的紅軍師到新中國成立後統率三軍的總參謀部，一直擔任參謀長的佳話和美譽，在父輩們的口碑中，在浩如煙海的軍史中，我聽過和讀過無數。
比如，他的口袋裏永遠裝着作戰地圖、指北針和放大鏡三樣東西，對部隊將要打什麼仗，走什麼路，哪裏是制高點，哪裏有一條河，哪裏有一棵樹，早已爛熟於胸。
比如，他記憶超羣，尤其善記地名和人名，在紅軍時期，只要是他帶的部隊，凡連長以上的指揮員，差不多都能叫出姓名。據曾經跟隨他後來也成為上將的楊得志、遲浩田和張萬年著文回憶，抗戰時期在晉冀魯豫邊區，他不看地圖，就能説出整個邊區的山川、河流、城鎮、村莊、鐵路、公路直至羊腸小道的位置，友軍、日軍、偽軍和土豪武裝的分佈，主要據點和封鎖溝、牆的位置。到了八十一歲，對全國兩千多個縣名，還能倒背如流。
再比如，當他銜至開國上將，坐在了總參副總參謀長的位置上，每次面見老帥和老首長，仍然雙腿併攏，身姿挺拔，呈立正姿勢像根標杆那樣站在他們面前。有段時間在他工作過的國家體委，人們津津樂道地談論發生在他身上的一件往事：“文革”中，康生批准把他“監護”起來，造反派捆住他的雙手，蒙上他的眼睛，把他塞進吉普車裏，繞着北京轉了好幾圈，然後送到小湯山的一個戒備森嚴的院子裏。但他一下車，眼睛還蒙着，便責問造反派：“我犯什麼罪了，為什麼送我進秦城監獄?”
李達和我父親賀龍一樣，也是苦出身，當過舊軍人。他的故鄉陝西眉縣，北瀕渭河，南臨終南山，是春秋戰國著名的古戰場，秦朝出過擊敗趙國四十萬大軍的名將白起，宋代出過大哲學家張載。五歲時，他父親因長年勞作，一病不起，他在村邊玩耍時撿到一枚杏子，自己捨不得吃，一路小跑送到病中父親的嘴裏。父親感動得落淚，臨終前交代長子李周説，你弟弟天生聰慧，心裏裝得下大事，我死了借債也要供他讀書。李周不負父親的囑託，吃苦耐勞，節衣縮食，把弟弟李達送進了村裏的私塾、縣裏的高等國小堂，然後送進西安基督教會辦的中學、陝西省立單級師範。一九二六年，李達投筆從戎，在甘肅平涼考入馮玉祥將軍創辦的西北陸軍第二軍官學校，專攻炮兵專業。西北軍素以嚴守操典聞名，經過正規軍事薰陶的李達，集睿智、沉穩和忠誠於一身，只等戰爭給他一座施展才華的舞台了。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他所在的國民黨二十六路軍奉命開赴江西“圍剿”中央紅軍。在戰事失利，糧草被大量剋扣，大批北方籍官兵水土不服的情況下，祕密加入共產黨的軍參謀長趙博生聯絡旅長董振堂和季振同，在寧都發動起義。但是，紅軍當時的領導人執行左傾路線，提出要兵不要官，主張將二十六路軍排以上軍官全部遣散。在旅部擔任少校副官的李達急了，央求旅長季振同把自己留下來。季振同對這個部下了如指掌，特別欣賞他的軍事才幹，他作為副官的忠心耿耿、明察秋毫，覺得假以時日，必成棟樑，因而在整編中幾經陳訴，最終經紅五軍團政治部主任劉伯堅批准，留在了革命隊伍中。和他同時留下的，還有後來成為紅軍畫家、共和國將軍大使和國務院文化部部長的黃鎮。之後，僅過了幾個月，李達便被慧眼識珠的蕭克和王震選調到湘贛蘇區獨立師，先當連長，後當團長。幾仗打下來，他脱穎而出，師政委王震和政治部主任甘泗淇親自介紹他入黨，視他為掌上明珠。當年十一月，湘贛蘇區兩個獨立師合編為紅八軍，他被提拔為紅八軍參謀長。
一個起義的少校副官，在大半年內完成如此華麗的轉身，在我軍歷史上實屬罕見：一來説明紅軍用人不拘一格;二來説明當時戰鬥頻繁，他的軍事才能得以迅速發揮。但出身貧寒的李達不僅擁有非凡的軍事天賦，也懂得知恩圖報，更認定共產黨領導的紅軍是為窮人打天下的隊伍，因此他身為紅八軍參謀長，卻甘願充當軍長蕭克和軍政委王震的參謀，時刻兢兢業業，盡心盡責。兩年後，蕭克升任紅六軍團軍團長，王震升任軍團政委，他升任軍團參謀長。而到了軍團參謀長一級，照理説，可以理直氣壯地指揮別人了，但他對於軍團兩位主官和中央配屬的軍政主席，同樣鞍前馬後，事必躬親，用他自己的話説，當參謀長，就應該“站在首長的陰影裏”。
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三日，為打破國民黨軍對中央蘇區第五次更大規模的軍事“圍剿”，紅六軍團奉命退出湘贛根據地，向湖南中部挺進，旨在與我父親賀龍創建的此時此刻戰鬥在湘鄂川黔邊的紅二軍團會合，開闢新的革命根據地。正是這樣一次機緣，中國革命百轉千回的命運，把李達推到了擔任紅二軍團軍團長的我父親面前。
我父親賀龍與李達第一次見面， 是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五日，在貴州沿河縣水田壩的一條峽谷裏。那是個悲愴的令人銘心刻骨的夜晚：兩個多月來，紅六軍團沿湘贛和湘黔邊界且戰且走，行程兩千五百多公里，在貴州石阡的甘溪鎮遭到聯起手來的湘軍、滇軍和川軍二十四個團的分割包圍，部隊被截為三段。率先衝出包圍圈的李達，在殘陽如血的山岡上收攏被打散的兩個團各一部，四百多人，重新編隊，然後帶領這支殘缺不全的隊伍，在陰雨和泥濘裏歷經九個晝夜的艱苦轉戰，終於在沿河縣水田壩那條無名峽谷裏找到我父親。而此時，率部趕來接應紅六軍團的我父親，也在梵淨山區的印江、沿河等地盤桓了七天。
站在夜色中，和我父親一樣高大的李達，身背一個斗笠，一條線毯，一隻裝着地圖、戰鬥條例和望遠鏡的挎包，清瘦，疲憊，臉色像夜色一樣凝重。在他的身後，跟隨他突圍出來的四百多名官兵，身形枯槁，飢腸轆轆，被樹杈和山巖撕扯得絲絲縷縷的征衣，沾着斑斑血跡。許多人連鞋都跑丟了，光着兩隻腳板。當年站在李達身後的紅六軍團老戰士劉月生，許多年後在回憶錄裏這樣寫道：在那個晚上，他們“見到賀龍同志，就像見到了自己的父親一樣親切”。
李達軍姿嚴整，聲音嘶啞，在夜色中向我父親以沉痛的語氣報告説，賀老總，紅六軍團是奔你來的，奔紅二軍團來的，但在甘溪血流成河，數千將士生死不明，危在旦夕。我父親緊緊握住他的手説，李參謀長，你們受苦了，今晚先安排部隊生火做飯，進村睡一覺。有紅二軍團一口，就有紅六軍團一口。明天我們一起開拔，搜遍梵淨山，只要還有一線生機，我們就要把受苦受難的官兵們救出來。
十月二十四日中午，紅二軍團與紅六軍團主力在印江梵淨山下的木黃鎮勝利會師。出發時達九千壯士的紅六軍團，經甘溪一戰，只剩下三千人!為擺脱敵人的追擊，當天晚上便向紅二軍團的大本營四川酉陽縣南腰界鎮轉移。到達目的地，紅二軍團殺豬宰羊，一切軍需物資和宿營地先滿足紅六軍團。
二十五日，兩個軍團的指揮人員和參謀人員緊急商量改編事宜。二十六日，兩軍在南腰界一塊坪地上隆重舉行會師大會，由紅六軍團隨隊中央代表任弼時宣讀剛剛從電台收到的中央軍委為兩軍會師發來的賀電，同時宣佈兩支部隊正式改編為紅二、六軍團。軍團設總指揮部，總指揮賀龍、政治委員任弼時，副總指揮蕭克、副政治委員關嚮應。我父親繼續擔任紅二軍團軍團長，關嚮應繼續擔任紅二軍團政委。紅六軍團的軍團長和政委，還是蕭克和王震。整編的主要內容在於完善編制，取長補短，相互融合。具體地説，是紅二軍團為紅六軍團補充兵員和彈藥，紅六軍團為紅二軍團補充軍政幹部。因為紅二軍團從井岡山過來，是我父親尊重的中央紅軍，保留了南昌起義和秋收起義骨幹，政治素質和軍事素養比較高。我父親向紅六軍團要的第一個人，就是李達，提出讓他擔任紅二軍團參謀長。
我父親點名要李達擔任紅二軍團參謀長的理由是，改編後的紅二、六軍團總指揮部設在紅二軍團，讓李達擔任紅二軍團參謀長，其實就是擔任紅二、六軍團參謀長。
千里西征的紅六軍團是一支苦旅，堅守在湘鄂川黔邊地的紅二軍團，同樣也是一支苦旅。與紅六軍團遭遇甘溪失利不同的是，紅二軍團剛遭遇了一場殘酷的內傷：中央特派員夏曦來到湘鄂西后，大抓改組派，錯殺了紅二軍團連以上大量幹部，弄得部隊人人自危。創立洪湖革命根據地的新紅六軍軍長、新中國成立後被列為第一號烈士的段德昌，就是被夏曦殺害的。新中國成立後授予上將軍銜的獨臂將軍賀炳炎，當時也被列入黑名單，我父親設計，從肅反隊把他“借”出來打仗，才免於人頭落地。當時許多人説：“若不是賀龍領導，我早不幹了，回家種地去了。”就因為自己人殺自己人，紅軍力量鋭減，紅二軍團被迫撤出湘鄂西;又因為肅反錯殺的都是有主見有魄力的連以上幹部，在紅二軍團，別説參謀長，就連稍微有點軍事素質的參謀也很難找了。我父親一眼認準李達，是因為他太需要這樣一個參謀長了。許多年後我父親説，打仗可不是孩子過家家，鬧着玩的。李達能在敵人二十四個團的包圍中把隊伍帶出來，説明他有本事，是個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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