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期新農村調查報告

新農村調查報告

　　調查地點：重慶市，酉陽縣，銅古鄉，水壩村。

　　酉陽縣坐落在重慶東南隅。是一個土家族，苗族自治縣，市級貧困縣。全縣有39個鄉鎮。其中，水壩村由8個組組成，全村共265户人家916人。我選取了其中的一，二組作為調查對象。兩個組共72户人家263人。寨子依山而建，四面環山。這裏的居民全部為土家族，但除了還保留少數的傳統習俗外，看不出其它的少數民族特徵。顯然是已經全部漢化了。這裏的居民沿襲祖祖輩輩的種植業，並以此為生。

　　為使調查實事求是，避免主觀臆斷我首先對兩個組的人口年齡組成，勞動力結構以及教育程度進行了統計。統計數據如下表：

　　年齡教育程度0歲~20歲21歲~40歲41歲~60歲60歲以上

　　國小71892736

　　國中181150

　　高中2000

　　大學1000

　　共計921003536

　　從上面的表中我們可以看出：這裏居民的教育程度普通偏低，而且低得叫人痛心。就連九年義務教育也成問題。而表中20歲以下的92人中有近20人現在出門打工在外，16歲以上的幾乎有90%都在其中。而這些童工們的工資最高者每月拿不到1000元去生活費及其它費用，有的連回家的路費也賺不到；而21至40歲的100人中有超過60%的人出門打工在外，沒有文化，沒有技術的他們幾乎所有的人都靠出賣苦力賺錢，而且是加班加點地幹，省吃儉用地過。而真正能賺到的錢又少得可憐；甚至，有不少40歲以上的農民也趕着外出打工。在農村，外出打工似乎成為一種潮流。而對於這樣一羣常常被城市所歧視的人來説，外面的世界又是那樣的陌生和充滿荊棘。但他們為了生活又不得不為之……。農村太窮了，做農民太苦了，所以他們都趕着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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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我不禁想起了2000年3月，湖北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李昌平的《上總理書》。他在上書的開頭寫道：“我懷着對黨的無限忠誠，對農民的深切同情，含着淚水給你寫信。我要對你説的是，現在的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書中寫道：在農村，盲流如“洪水”，負擔如“泰山”，債台如“珠峯”，幹部如“蝗蟲”，責任制如“枷鎖”，政策如“流言”，謊話如“真理”……。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農村人，我能真切的觸摸到農村有多窮，農民有多苦。但看到《上總理書》我又不禁渾身一觸。在這次調查中我開始重新省視：農村到底有多窮，農民到底有多苦。

　　在調查中，當問到“你們每年人均收入有多少”時，一位村民讓我給他算了一筆帳。現將其列於下表：
　　項目穀物玉米兩頭豬農副產品一人外出打工

　　收入1500斤1100斤一吃，一賣（600元）200元2500元

　　項目化肥種子農藥學生各種集資日雜農税

　　支出250元100元250元20元200元50元

　　而表中的1500斤穀物和1100斤玉米是不能算成人民幣的。除去餵豬所需的飼料，剩下的糧食剛剛好夠吃。現在來為他們算這筆帳：600+200+2500=3300元，3300-250-100-250-20-200-50=2430元，按平均每户3.5人算，則人均達不到700元。這與國家統計的“我國農村人均收入從1978年的113.6元提高到了20XX年的2366元”大相徑庭。這2366元是怎麼來的呢？國家統計局副局長邱曉華指出：20XX年中國城市居民人均收入為6860元，農民為2366元，那末這個比例本來應該是3：1，當這個2366元中很大一部分是空頭支票，農民的實際收入才1800元，也就是説這個比例可能是5：1甚至6：1。而拿我所調查的農户與這個6860元相比，那末這個比例就是將近10：1了。

　　農民窮，讓我們再來看幾組數據：

　　1．家扶貧基金協會會長王鬱昭20XX年3月指出：當前中國農村人均收入

　　500元（1.37元/天）以下的人口有1459萬人；

　　人均收入在1000元（2.74元/天）以下的人口為3億1075萬人；

　　人均收入在1000元~2000元（2.74~5.48元/天）的人口為3億1079
　　萬人。

　　在此次調查的72户263人中，這樣的數字更是觸目驚心：有近一半的人家人均收入在500元以下。

　　2．我國農民純收入年增長速度從1996年的9%下降到2000年的2.1%。城鄉差距擴大到2.8：1，接近1949年的2.84：1的歷史最高記錄。而這個2.8：1又是那樣的叫人不可信賴。農民收入增長速度如此之慢，城鄉差距如此之大，實在是叫人痛心啊！

　　3．在我所調查的水壩村，村裏沒有一所學校，沒有一所醫療所，沒有一個郵政所，沒有一個商店，沒有一個企業，沒有一個十萬“富翁”……。以種植大米，玉米為生居民們，一年難得換上一套新衣服。他們自己養了雞，一年卻難得吃上幾回雞肉；他們自己種了各種各樣的蔬菜，但為了賺幾個肥料錢，他們多數時候吃的是蘿蔔白菜。

　　農民窮，但農民的負擔卻很重，與城市居民相比較，可以説是不公平，是政府對農民的一種偏見。

　　中國社科院研究員鍾偉教授指出：日前，我國農税累計為2100億元，而政府在農業上的支出僅僅為800億元。兩者相減，可以看出農民白白地為政府貢獻了1300億元。這種剪刀叉在網上有人戲稱之為“劫貧濟富”。

　　國家規定的農民合理負擔應該為其純輸收入的5%。而實際上，各種農税（包括地方附加税，特產税，屠宰税，耕地佔有税，契税），提留統籌費等以及義務工和積累工，教育集資等加之五亂（亂收費，亂集資，亂攤派，亂加碼，亂罰款）等其它負擔的影響。其比例遠遠超過了5%。在此，我們姑且不看三亂五亂等雜派對農民負擔的影響，且看一下這個5%的合理性。就拿三提五統（三提指：公積金，公益金，管理費。五統指：計劃生育費，民兵訓練費，衞生事業教育費，村幹部組織費，集資辦學費）為例。與城鎮居民相比較。我心裏就有些為農民喊冤。為什麼城鎮居民不需要交的東西在農村就是合理的了呢？雖然現在政府實行改費並税政策，但是在很多地方這一政策只是形式而已。

　　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造成農民負擔如此之重呢？

一．農民收入增長緩慢，我國農民純收入年增長速度從1996年的9%呈下降趨勢，至2000年僅僅為2.1%，“增加農民收入”這一政策似乎僅僅成了一個口號。在我的調查中，增加農民收入就成了政府利用老百姓的一着高招。幾年前，政府為了為了“增加農民收入”在農村大力宣傳大辦烤煙，讓種玉米辛苦了一輩子的農民着實高興了一把。烤煙是出來了，但是，煙廠卻倒閉了。這樣好好的上等烤煙硬被打成了下品煙給收了上去。如今到處矗立着的烤煙棚成了牛圈。

　　二．農村基層組織太盤大，國家統計局等11個部委抽樣調查結果顯示：平均每個鄉鎮黨政內設機構為16個，平均人員158人，超過正常編制的2~3倍。平均鄉鎮下屬單位為19個290餘人。下面再讓我們來看一個表。

　　中國曆代官民比例表

　　時期西漢唐高宗時元成宗時康熙時建國初現時

　　比例1：79451：39271：26131：911：6001：28

　　在陝西的黃龍鎮，該比例竟然達到1：9，官多民少農民的負擔自然不會輕。就拿公車開銷一項來做個計算，一般一個縣四大部門擁有工車達40輛，僅此一項每年的費用就高達4000多億。加之官多嘴巴多，每年要吃掉多少農民的税？況且，領導多了政績就一定要“好”，所以很多鄉鎮出現數字出政績的現象。謊報民情，以至上層對農民收入統計過左，偏離實際地指導農村工作，盲目地制定農村發展計劃。自然而然地是增加了農民的負擔。

　　三．鄉鎮企業倒閉破產增多，我所調查的銅古鄉僅有的一個鄉鎮企業便是一個水泥廠，然而它為農民帶來的是什麼呢？是漫天的煙霧和惱人的噪音，是滿身的塵土和微薄的薪水，是挾鉅款逃跑的廠長和經理。企業瀕臨破廠，於是廠里扣發工資，集資擴廠，擴廠虧損，於是廠裏又扣發工資。

　　四．政府不辦義務教育，農民只能自己集資辦學。我所調查的水壩村，沒有自己的村小，孩子們只能跑到四五里遠的清和村，官塘村就讀。國家一直宣傳普九，然則在我的調查中發現，高昂的學費使得普六也成為問題。正好，反正沒有錢讀書，兒童成了增加農民收入，減輕農民負擔的一支生力軍——在家務農，出門打工。然後長大結婚生子，又讓他們的子女重複自己的路。如此形成惡性循環，實在叫人痛心啊！

　　在我的調查中發現每個村小國小生每學期的平均高達200元，即每年高達400元之多，比城鎮的收費標準還高。在此我不禁想問：義務教育到底何時才能在農村普及。在我的調查中，發現有一家7口之家，母親是個瞎子，兩個大女兒未滿18歲便相繼出嫁了。留下一個本來該讀國中二年級的兒子和一對未滿10歲的雙胞胎妹妹。一家人的生活來源全靠父親一個人種地，農閒時進城打點雜工。由於家庭困難，快滿十四歲的兒子仍然是讀一學期書又回家放一學期的牛。等到父親找到了書學費或者兩個姐姐寄錢來了又重新揀起課本。今年國小畢業，小楊傑很是失落。因為高昂的學費迫使他有可能從此永離課堂。哥哥且是如此，兩個妹妹就更是難堪了。

　　五．農產品的貶價，首先算一筆帳，在過去的五年中農產品價格持續下跌，以穀物為例。在過去的五年中我國穀物產量達4億噸，平均每斤降價2毛錢，那末：4億*2000*0.2=1600億元，也就是説僅此一項農民平均每年就損失300多億元。在我的調查中，責任制似乎真的如《上總理書》所説成為一種枷鎖。由於農產品價格太低，農村勞動力紛紛外流，以至於大量肥土良田荒蕪。然而，上百元的農税又不得不交。在西方許多國家，政府不是去賺農民的錢，而是要向農業做補貼。所以免除農税成為中國之必要。

　　那末，如何減輕農民負擔呢？

　　第一．貫徹落實農村税費改革。一直以來，農村税費改革都難以逃出黃宗曦定律的怪圈子。經濟學家用公式來表示這一定律為：B=A+NX，其中B為經改革後的税收，A為改革前的税收，N為改革次數，X為每次嘎嘎感中雜派。很顯然要使A小於B，關鍵就在於要使X小於0。所以推進農村農村税費改革必須做好以下幾點：

　　1．費税為税，由於費要遠遠高與税，所以在不另增加其它雜派的前提下，並費税為税可以減輕農民負擔。當然國家是提出了這一政策，但具體的落實在某些地方便成了一種提法。

　　2．該減則減，能免則免。在國家規定的農村合理税費中，有些東西（與城鎮相比較）我們可以説是額外的，而有些東西可以説是過多的。如果政府能夠考慮“少從農民那裏賺點”做到該減則減，能免則免，那末也能減輕農民負擔。

　　第二．精兵簡政，基層領導機構過於膨脹，形成官多民少的局面。幹活的人少，而吃飯的人多。自然是加重了幹活的人的負擔。所以，對基層領導機構進行精簡，對政府部門進行重新規劃，具體落實其工作職責，充分調動各部門的能動性成為急需。

　　第三．增加農民收入。農民收入增加了，其負擔所佔的比重就自然減小了。況且，增加農民收入是我們的根本目的之所在。增加農民收入，政府部門必須做好以下幾點：

　　1.提高政府工作人員的工作素質，讓其能夠真正做到在其位謀其事。充分調動各部門的能動性，使其能夠真正為農業服務，為農民服務。

　　2.調整農業結構，引進適合當地環境的經濟農作物，因地制宜，幫助農民發展經濟作物。讓科技與農業接軌，引導農民發展高科技農業。

　　3.多向農民提供小額貸款，扶持農民發展農副產業，便為其提供技術指導，經濟援助以解決農民農民創業的經濟憂慮和技術憂慮。

　　4.大力扶持，創辦鄉鎮企業，為農民提供就業機會。增加農民收入的同時解決農村剩餘勞動力的問題。同時也增加了鄉鎮的財政收入。

　　第四．規範農業税收環境，嚴厲制止亂收費，亂集資，亂攤派，亂罰款，亂加碼等違法的活動。明確農村税收條目，並向農民講解税收的有關規定。同時要具體落實“十五大”提出的“村務公開”政策。讓農民自己來監督税費流向。

　　第五．完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雖然我們現在在提“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但是我國農村的很多地方還在温飽線上掙扎，然而靠自己生產養活自己的農民基本上是沒有什麼最低生活保障的。似乎國家的社會保障的恩澤並沒有涉及到農村。

　　第六．完善農村郵政，通訊，醫療，衞生，教育，保健等基礎設施的建設。特別是農村的教育設施，在農村幾乎所有的村國小校都是村民自己集資辦的。可想而知，連自己衣食還成問題農民他們集資辦的學校會是一個什麼樣的學校。在我的調查過程中就看到了這些叫人酸楚不禁的學校。

　　在調查中，我發現很多問題可以説都是由於“農村太窮，農民太苦”而造成的。

　　1.法律意識淡薄。由於農村大多數人文化水平偏低，很多地方的村民完全沒有法律意識。遇到事情僅僅依靠常理甚至是武力來解決。根本沒有形成自我保護意識，有的地方政府部門還利用村民的愚昧，法律觀念淡薄來對其實行欺騙甚至是恐嚇統治。嚴重的破壞了政府部門的形象，破壞了黨和國家的聲譽。

2.政策觀念淡薄，在我的調查中發現很多村民不能説出他們所交的費税中有哪些是合理的哪些是不合理的。也不知道國家對農村税收有些什麼政策規定。

　　3.環境意識淡薄，在農村普遍存在環境意識淡薄的現象。其中最主要的表現在於伐柴燒飯。由於政府部門對農村能源的冷漠態度。沼氣，電能等能源在農村沒有得到廣泛應用，以至於農民把刀斧伸向樹林。在我的調查過程中，沒有發現一個沼氣-池。幾乎所有的村民都以木柴為能源取暖，煮飯。

　　4.由於農民窮，所以很多農民多想借外出打工來增加收入。大批的農民棄農從工，自然這是能夠增加一個家庭的收入，加快我國的工業化改造。然則其帶來的負面影響更為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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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由於大量的勞動力外流，造成農村勞動力匱乏。從而造成土地荒蕪，農田荒廢。農民沒有信心把精力放在土地上，農業發展在農村停滯不前，農業在農村面臨空前的危機。

　　其次：由於大多數外出務工的農民素質低下，專業技術落後。所以，外出打工只能靠賣苦力，而且工薪微薄。而社會就業形勢的日趨緊張，勞工素質要求的高標準化，使得農民外出打工的路上充滿了荊棘……。由於外出打工賺大錢的夢想破滅，加之城市對農民的歧視，很多打工仔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嚴重的影響了社會治安。

　　再次：由於很多父母親的雙雙出門打工，對孩子的成長極少照顧，很多農村兒童從小就缺少父親威嚴的教導和母親温馨的勸教。加之文化程度低下，極易受人唆使，從而成為社會的隱患。

　　將近40天的暑假結束了，帶着一種莫名沉重的心情我回到了學校。一個月的暑假農村調查令我這個來自農村的學生感觸頗多。農村窮，農民苦，但是，相信和我一樣來自農村的學生一定不少。看來農村的老百姓拼了老命在把我們往大城市送了。他們圖的是什麼？難道僅僅為了我們將來的生存嗎？僅僅是為了讓自己擁有一個子女在讀大學的那份虛榮嗎？僅僅為的是自己將來有人養老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他們不僅僅是為了這些，他們有一種希望，一種期待。他們期待着我們的迴歸，期待着我們去改變農村窮，農民苦的現狀。現在，國家正在搞西部大開發，我們這一代大學生畢業的時候正是西部要人的時候。我們應該響應祖國的號召，去到西部，去到農村。去報效我們的祖國，報答我們的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