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篇
8月17日，一位滿頭銀髮的老人迎來了100週歲生日。北京友誼醫院舉行了簡樸的儀式，為老人慶賀生日。面對鮮花和蛋糕，老人默默許下心願：“願人類早日消滅麻風病，願天下再無麻風病!”
李桓英，北京友誼醫院、北京熱帶醫學研究所研究員，世界著名麻風病防治專家。她選用的短程聯合化療方案得到世界衞生組織的認可並在全球推廣，讓數萬名麻風病人重獲新生。她把畢生精力都獻給了全球麻風病防治事業，為推動構建人類衞生健康共同體作出重大貢獻。
“作為中國人，我渴望回到祖國的懷抱，把我最好的年華奉獻給祖國”
李桓英，1921年8月17日出生於北京。1945年，畢業於上海同濟大學醫學院。1946年，前往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攻讀細菌學和公共衞生學碩士學位，畢業後留校任微生物學系助理研究員。
1950年，世界衞生組織成立。李桓英因成績優異，被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推薦擔任世衞組織首批官員。任職7年間，她被派往亞洲、美洲等許多地區，為遏制傳染病蔓延作出艱苦努力，受到世衞組織的好評。
1957年，在李桓英工作期滿時，世界衞生組織主動提出與她續簽合同。然而，李桓英親眼看到不少國家由於貧窮而導致疾病流行，深感新中國更需要自己。
“當時，新中國成立不久，百廢待興，正是急缺人才之際。我曾在美國雜誌上看到過錢學森的名字，當聽到他毅然回國的消息時，內心有了很深的觸動。作為中國人，我渴望回到祖國的懷抱，把我最好的年華奉獻給祖國。”李桓英回憶説。
當時，李桓英全家已移居美國，父母兄妹都希望她留在美國。但是，她婉言謝絕了世衞組織的邀請，瞞着家人，隻身一人繞道倫敦，幾經周折，於1958年從莫斯科回到了祖國。這一年，她37歲。
從此，在漫長的歲月中，無論是晴空萬里，還是風雨交加，她都無怨無悔;無數次的親情召喚，都不能改變她報效祖國的決心……
李桓英説：“很多人問過我，當初已經離開祖國那麼多年，為何選擇回國?我都毫不猶豫地告訴他們：因為我是中國人，我在北京出生，不能忘本。”
1978年底，李桓英調入北京熱帶醫學研究所。時任所長鍾惠瀾院士讓李桓英以訪問學者的身份，由世衞組織資助出國考察，其中包括訪問美國等6個國家的麻風病中心。
1980年，李桓英來到美國，為父母掃墓，並與弟弟妹妹團聚。這一次，她又堅定地拒絕了親人們的挽留。在詳細考察了美國的醫療成果後，李桓英如約返回祖國。
“只要是我認準的事，就決不回頭。”李桓英説：“我是中國人，我的根在中國，我的事業在中國。離開了祖國，我的人生還有何價值?”
李桓英認為，自己一生最正確的選擇就是能夠回到祖國、報效祖國。她説：“我在國外跑了那麼多國家，漂來漂去，就像浮萍似的，沒有根。你要做事業，還是要回到自己的國家。”這，就是她的赤誠愛國之心。
“當醫生不能怕!這就好像戰士都知道子彈厲害，上了戰場不照樣往前衝”
麻風病是人類最古老的傳染病之一。20世紀初，全世界沒有特效藥，唯一的辦法就是隔離病人。
1980年，李桓英被派往世衞組織做訪問學者。她瞭解到，世衞組織正在研究一種聯合化療的新方法，藥物配方已經完成，但是缺乏臨牀試驗數據。為此，李桓英從世衞組織申請到了免費藥物和項目支持。
在雲貴川的項目試點村，為了拉近與麻風病人的感情，李桓英從不穿戴任何防護服與麻風病人接觸，以消除病人的恐懼心理。此後，李桓英每到一個村寨，都會受到村民的歡迎：“北京來的女醫生，不怕麻風!”
為了推廣短程聯合化療方案，她走家串户，不辭勞苦。渴了，舀起病人家的水，仰頭就喝。病人試探着同她握手，她便拉着病人的手長時間不放。見到老病人，她總是親切地拍拍肩膀，甚至還主動擁抱。
“當醫生不能怕!這就好像戰士都知道子彈厲害，上了戰場不照樣往前衝?”李桓英説。
多少年來，李桓英一直奔波在貧困邊遠地區。雲貴川3省7個地州59縣，每一個有麻風病人的地方都有她的足跡。
雲南省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勐臘縣南醒村曾是一個“麻風寨”。1990年4月17日，南醒村“麻風寨”的帽子被徹底甩掉了。南醒村更名為曼喃醒，傣語意為“新生”。
經過不懈努力，李桓英將麻風病人的服藥時間縮短至兩年，使麻風病人從原來的11萬人下降到不足萬人，且年複發率僅為0.03%，大大低於世衞組織規定的年複發率小於1%的標準。
1994年，李桓英選用的世界衞生組織短程聯合化療方案在全球推廣。1996年，她率先在國內開展“消除麻風特別行動”，首次提出了麻風病垂直防治與基層防治網相結合的模式，被稱為“全球最佳的治療行動”。2016年，李桓英獲得首屆“中國麻風防治終身成就獎”。
“治癒患者給醫者帶來的心靈慰藉，是任何酬勞都不能取代的”
20世紀70年代，李桓英來到蘇北農村，第一次見到麻風病人。當時的醫務人員頭戴防護巾，身穿隔離衣，手戴膠皮手套，場景令人恐懼……然而，看到病人被疾病折磨的樣子，李桓英產生了深深的同情。她暗下決心：一定要讓麻風病人過上有尊嚴的生活!
“我們不能怕病人，而要愛病人。”在日常診療中，她總是用微笑告訴人們：麻風病人不可怕。每當遇到窮困家庭的患者，李桓英總是給予更多的關懷和照顧，捐錢捐物，從不吝惜。
2007年3月，一名來自河南的麻風病患者前來就診。經瞭解，這家人中竟有5名新發麻風病患者，平時以撿拾垃圾為生。李桓英看到患者的腳部感染，又着急又心疼。她當即拿出隨身攜帶的1000元錢，作為患者的生活補助。
2009年5月，一名年僅24歲的男性患者前來就診，當時他手部已感染，發生了隱匿骨髓炎，需要手術。李桓英説：“患者這麼年輕，一定要為他的將來着想。”隨後，她聯繫了醫院骨科主任會診。由於患者有綠膿桿菌，李桓英又親自幫忙聯繫，找到了能做手術的機構和醫生。很快，患者接受了擴創及死骨摘除術，大大提高了生活質量。
1993年，雲南省文山縣有一名高三女學生，臨近大學聯考前被診斷為麻風病。此時，李桓英正好來到文山，立即仔細為她檢查，並耐心地開導：“現在得了麻風，就像得了一塊皮膚癬，只要聯合化療一週，就失去傳染性了，你可以邊學習邊治療，最多兩年就能治好!”後來，這名女學生考上了大學，併成為一名教師。
李桓英説：“治癒患者給醫者帶來的心靈慰藉，是任何酬勞都不能取代的。能治好患者的病，是我這一生最大的幸福。”
“能夠作為黨員為醫學事業奮鬥餘生，這就是我最重要的心願”
這一天，已經95歲高齡的李桓英特意圍了一條大紅的羊絨圍巾。她仔細捋順兩鬢的頭髮，莊嚴肅立。站在一羣新黨員中間，她舉起右拳，蒼老的聲音飽含真誠和篤定：“我志願加入中國共產黨……”從此，她終於夢想成真，光榮地成為一名黨員。
信仰的力量是無窮的。李桓英説：“入黨和做研究一樣，都是追求真理。能夠作為黨員為醫學事業奮鬥餘生，這就是我最重要的心願。”
幾十年來，李桓英解決了許多麻風病防治領域的重大策略和關鍵技術問題，為全球實現消滅麻風病的目標提供了重要依據。近年來，她帶領課題組進入分子生物學研究領域，開展麻風病早期診斷、耐藥基因檢測和分子流行病學的研究，取得了不少創造性突破。
“麻風病的歷史，在我們這一代該終結了!”如今，李桓英依然關注着全球麻風病防治進展。她説：“雖然中國已基本消滅了麻風病，但還沒有徹底消滅，還有很多工作要做。”她殷殷囑咐前來探望的後輩，科研工作者不能停下創新的腳步，這是黨和人民的重託。
疾病無國界，大愛無疆界。為了實現一個沒有麻風病的世界，一位百歲老人依然在奮力前行……
第2篇
和李桓英老師的初次見面，約在了她位於友誼醫院熱帶醫學研究所的辦公室。當時，在那間不足十平米的小屋子裏，一位頭髮花白的老人正伏案認真研讀一摞英文文獻。一時間，記者很難把眼前這個衣着樸素的耄耋老人和享譽世界的麻風病專家李桓英聯繫在一起。直到老人抬起頭，中氣十足地問道：“你是記者吧?有什麼問題就問吧。”
在這間小小的辦公室裏，除了靠在門口的一根枴杖和桌子上的一個玻璃杯是李老師的私人物品外，其他空間全都被各種各樣的資料文件所“擠佔”。記者注意到，在書架下幾有個透明的大整理箱，其中一個箱子裏塞滿了各種證書和獎狀，被堆在一個不起眼的角落。唯獨一個國家科學技術進步一等獎的獎狀被端正地掛在牆上。
面對無數榮譽，這個與麻風病菌打交道數十載，一生治癒了上萬名麻風病人的老人，卻始終保持着一顆淡然的心。“這個獎是我碰巧‘撞’上的。”看着牆上的獎狀，李桓英笑着説，當年治療麻風病的新方法不是我發明的，我只是剛好在客觀條件具備的情況下，在最有效的時間裏取得了最大的治療效果。“沒有這些機遇，也就沒有這個獎。”
如今，已經年近九旬的李桓英依然保持着年輕時的工作習慣，每天清晨就來到辦公室，先看看國際上最近的麻風病文獻，再指導研究人員做實驗，中午累了就在辦公桌旁一個簡陋的單人沙發裏靠一會兒。
在全世界實施聯合化療10餘年後，原麻風病高流行的國家或地區，新病人發現下降緩慢。我國的雲、貴、川三省，儘管患病率有所下降，但仍佔全國的半數。“當前麻風病面臨的最大障礙就是歧視，很多病人因此而躲進山溝裏，貽誤了治療。”李桓英憂心地説，“現在，我國每年仍有1500多例麻風病新發病例，其中有近30%的人在發現時已經造成殘疾了。”
2007年4月，熱研所麻風室接診了一位來自河南新蔡縣的麻風病患者馬強，他生長在一個麻風病高發家庭，家裏有5人患麻風病。由於延誤治療長達10餘年之久，病情已造成家中多名患者發生爪形手、垂足等不可逆殘疾。為了爭取解除病人疾苦，保護患者免於歧視，熱研所在李桓英教授的帶領下無條件地接收了這一家五口患者在京的免費治療。一次，這一家人來到熱研所複診時，李桓英看到患者的手已潰爛感染，並得知一家人生活艱難窘迫後，着急又心疼，當即拿出隨身攜帶的1000元錢，作為生活補助捐給他們。同時還將自己的枴棍送給馬強，不斷叮囑他如何進行自我保護。
李桓英就是這樣，用自己的行動來消除社會對麻風病的歧視，不斷向人們證明：麻風病是可治之症，麻風病人並不可怕。
如今，李桓英教授年歲已高了，雖然不能像年輕時那樣常年戰鬥在防麻第一線，但她仍然堅持每年到麻風村調研。用她自己的話説，“現在我雖已耄耋之年，但仍精力充沛，只要不是工作的累贅，就應該為消除麻風瘟神而奮鬥。”
本世紀以來，雲南省發現數又佔我國年總髮現數的四分之一。紅河州地勢山巒起伏，53%為少數民族，多為哈尼族和彝族，居住分散，發現工作極為不便。為了促進麻風病的早期發現，防止殘疾發生，李桓英又開始計劃對新確診麻風患者及其家內接觸者血清學診斷研究。
今年2月6日，88歲高齡的李桓英親自率隊再赴雲南3縣，行程2000多公里，深入到麻風病村現場，挨家挨户給全村村民體檢和取血，開展調查研究。
這究竟是李桓英第多少次走進麻風村?連老人自己都記不清了。曾經數次翻車、翻船的遇險經歷，膝關節臏骨軟化手術後需枴杖行走的困難，都沒能擋住這位老人的足跡走遍雲貴川17個地州、59個縣的麻風病高發區。
對此，老人只是樸實而堅定地説：“人就應該帶着目標去學習和工作，確定了一個方向，就應該胸有成竹地走下去，無論途中遇到多少困難。這麼多年來，我從沒後悔過自己的選擇。”
第3篇
有的人活着，他已經死了;有的人死了，但他還活着。什麼才叫“活着”，生命的意義在哪裏?這似乎已成為千古命題，我們每個人都在無意間或者寂寞時追問人生、探索前路。其實，“活着”的過程，就是生命的意義價值。當你全心全意地為他人、為自己靈魂思想而工作時，不再感受時間的存在，時間已然“停止”，生命也將永桓。生命哪有什麼長短?年齡哪有什麼”老“?它不過是生命長河裏的一個“刻度”。
人生，就像一張有去無回的單程車票，沒有彩排，每一場都是現場直播，把握好每次演出便是對人生最好的珍惜、就是對“活着”最好的詮釋。且看，張富清95歲毅然在伏案學習、為民服務，李桓英98歲依然是“上班族”，要努力工作到100歲，趙慕鶴105歲從不把“老”當回事兒，堅持終生學習等等。他們珍惜“活着”的一分一秒，他們忘記年齡、忘記小我，只為心中的目標與理想在戰鬥。退休永遠不是他們工作事業的終點，只要“活着”，“敬業奉獻”的腳步就永不停止。
鶴骨霜鬢，伶仃瘦骨，隱藏不住你那顆赤誠之心。每每看到新聞報道里刊載的張富清老人伏案學習的身影、李桓英老人那瘦弱的身軀、趙慕鶴老人那瘦骨嶙峋的面容，內心感動、敬佩而又十分心疼。即使身體不好、行動不便、條件惡劣，你們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怎麼樣突破自己、怎樣在餘生之年發光發熱，如何為人民、為社會多做出貢獻。“95歲入黨，不入黨我將後悔”，“學到老哪裏夠啊”，平凡而普通的話語間，透露的是你們對黨的忠肝義膽、詮釋的是你們對人民的牽掛與愛戀，彰顯的是你們對人民事業的赤誠與擔當。他們即使皺紋佈滿、溝壑縱橫，卻依然從不忘本來承諾與誓言，毅然扛起時代使命與職責，讓有生之年發光發熱，這就是“活着”的意義。
衣錦晝行，功成身退，絕不是你擔當作為的終點。雖然2014年已經辦理了退休手續，但李桓英説“我不願這兩年白活着，我願竭我所能做點更有意義的事，我要努力工作到100歲”。到了退休那一刻，估摸大多數人都歡呼“終於輕鬆了”，但對她來説，人生中唯一的幸福，就是不斷前進，退休也絕不是她擔當作為的終點。當他們按部就班地安享晚年的時候，他們的心卻怎麼也安定不下來，這就是因為那份深深根植於內心的責任、使命與擔當，催促着他們努力、奮進、堅持。這無愧是一種莫大的勇氣、一種魄力、一種精神，是我們廣大黨員幹部的榜樣。羅曼羅蘭説過：“生活最沉重的負擔不是工作，而是無聊。”得過且過、聊以卒日、懶散拖沓的工作狀態沒有任何意義價值可言，只有珍惜有生之年一時一刻、一分一秒，才能真正詮釋“活着”的意義。
鮐背期頤，遲暮之年，阻卻不住你那奮鬥之勁。年近鮐背之年的趙慕鶴在看到小孫子考試落榜自暴自棄，自告奮勇與之一同學習備考，用了四年時間考上大學，成為年齡最大的大學生;李桓英在93歲才辦理退休手續，但98歲的李桓英不願離開崗位、放棄事業，毅然選擇繼續回到單位當起“上班族”。期頤歲月，本該是安享晚年、樂度餘生的時候，他們卻不甘於平凡、不願無聊卒日，用奮鬥、堅持、努力、擔當書寫着不一樣的晚年生活，做出了許多同齡人想都不敢想的、甚至年輕人都自歎不如的豐功偉績，人民都尊稱他們為時代楷模、英雄人物。趙慕鶴説“年齡對我來説從來只是一個數字”，年齡之“老”從未阻卻他奮進的腳步，反而變成他努力與堅持的動力。他們這般年老體衰卻依然不停止奮進、努力的腳步，追逐着自己的目標與理想，為國為民奉獻餘生，這就是“活着”的意義。
“活着”不是混沌度日，不是享福享受，而是忍受磨練，去忍受生命賦予我們的責任，去接受挑戰現實給予我們的幸福和苦難、無聊和平庸。近百歲老人退而不休，還在努力奮進地發揮餘生餘熱，我們身處這最美好的青年歲月，且思且問自己在怎麼“活着”，“活着”的意義在哪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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