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卻有許多習俗不斷地提醒我們，米是我們華南地帶不可割捨的文化支柱。例如香港每年一度的“派平安米”，傳統的鄉社與善堂還秉承着這種古老的信念，認為發白米給老人是行善積德的好事。而那些去忍受住日曬雨淋之苦，花了去大半天時間去排隊的老人家，除了得點便宜之外，心裏想的也就是隨着那包白米而來的庇佑了。
最近綠色和平做了一個很有意思的展覽，叫做“我的土地，我的稻米，我的生命”，把照相機分發給五位雲南農民，請他們任意拍攝自己的工作、夥伴與生活。他們拍出來的照片十分有趣，因為我們通常看到的是遊客與攝影師在這片美麗土地上製造出來的標準影像，卻從未見過這些習慣在鏡頭前現身，特別是連相機都沒拿過的農民眼中的稻田與小區。因此他們拍出來的，不是格式化的純樸村落，也不是夕陽西下時的金黃稻田，而是切切實實的，自己身邊的人和事。
看着這些來自農人眼睛的稻田，整段從土地到我們碗裏白飯的鏈條一下子鮮明瞭起來。那些親自撫摸過我們每日放進口中的米粒的手掌，也突然立體可感，厚實而暖。這時候，我們或許會開始去想象那塊稻田上的人活得怎麼樣，他們過得可好?他們種的東西賣得出去嗎?如今的米價是否太便宜，便宜得他們根本養不活自己?那些經過基因改造的種子要花多少錢去買回來?種了下去之後又要下多少的化肥?農民們可都負擔得了?這一切侵入雲南鄉間原有生態的外來人工品種，會不會不只留給食用者未知的後遺症，也徹底改變了這片區域原有的生態呢?
一切外來者，皆須尊重農田的規律。即使是政治運動鬧得最兇的年代也不例外。我曾聽過一個“文革”時期要下鄉接受再教育的知青説過他的經歷，他去的地方以種稻米為主，而且全是梯田。在田裏，每年開春插秧可是件大事，必須插得格外小心慎重，每一行筆直筆直，一棵苗與一棵苗之間則要有適當的距離，以保禾苗各有健康成長的空間，不至於因為貼得太近互奪養分而瘦弱枯萎。所以第一個下田插秧的人就得是最有技巧最富經驗的好手，因為他要是這把“頭秧”插歪了，後頭跟着的也就整行斜到一邊去了，不成規矩。
在農村能下頭秧的人無不備受尊重，因為他們有一手不用工具全憑自己經驗和本事的功夫，一年農地的新循環就從他們開始。問題是“文革”期間，這些平時地位甚高的人物全被打翻下來，有事沒事就給捉出來批鬥，到了春天下頭秧的時候又該怎麼辦呢?我的朋友很驚訝地發現，大家屆時居然就靜靜讓到一邊，還是請那位老先生出來，只見他不慌不忙，一彎腰就把一株秧苗直直送進泥裏。待他成事，大夥們才放心地跟上。一行插完，他老人家便不再勞動，坐到一旁閒閒地點了口煙，一邊乘涼一邊看着其他人繼續辛勤工作。哪管他運動鬧得天翻地覆，農田有農田的秩序，能者稱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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