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生《萬曆十五年》讀書筆記5篇

《萬曆十五年》這本書，大學生在慢慢品讀中一定都收穫不少歷史知識，那麼都有寫一篇讀後感嗎？下面是本站小編為大家整理的大學生《萬曆十五年》讀書筆記，僅供參考，歡迎大家參閲。

大學生《萬曆十五年》讀書筆記1

萬曆十五年，亦即公元1587年，在歐洲歷史上，正是文藝復興和地理大發現的時代；而在中國，在這平平淡淡的一年中，“發生了若干為歷史學家所易於忽視的事件。這些事件，表面看來雖似末端小節，但實際上卻是以前發生大事的癥結，也是將在以後掀起波瀾的機緣。”在歷史學家黃仁宇的筆下，我們開始了一場難忘的大歷史之旅……

固步自封的年代，一切試圖革新的傾向，都是不合時宜的，一切企圖在虛偽而又被認為是萬能的道德之外發展法治的觀點，都是異端邪説。於是改革家空有抱負而鮮有實踐之機，變革在重重困難中或夭折，或走樣；道德純正的人儘管其行為獲得了統治者的讚賞和平民的欽佩，卻難以獲得效仿——無人想去發揚和繼承其高尚品質。對他們來説，陽奉陰違，道貌岸然所帶的，比這虛名要現實和功利的多；真正的時代思想者只能在被打壓中度過一生。他發現自己的學説沒有付諸實踐的可能，“他就只好把它美術化或神祕化”。

一個年輕的、曾經試圖勵精圖治的君主，在諸多程式阻礙下，只能循規蹈矩，延續枯燥。他並不甘心：也許出於負氣，或者是無奈的消極反抗，此後（1587年）很多年，眾臣再也很難輕易見到他出席各種儀式——漫長的怠政在明王朝的歷史軌跡上延續 。從他觀賞中官擲銀取樂表明，“一個喜歡活動的人具備着充沛的精力，但又無法用之於做出積極的創造” 。他的壯志，他的宏圖，已是歷史雲煙，難以再續。立，何其難也，而破，也是千難萬難。

“在按着固定節奏流逝的時光之中，既缺乏動人心魄的事件，也缺乏令人企羨的奇遇。”在安逸的光景中，守成名正言順的成為單調生活的旋律。於是，一切變得不那麼重要，一切似乎可以無所謂。安逸，足以造就肆無忌憚的不思進取。在平淡無奇的格式生活中，枯燥成為了年輕君王的必修課。他的苦悶，乃是歷史的悲劇。

世界上有一種人，他們的品德可謂令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但卻鮮有人會雖不能至，心嚮往之。“他們大多活在官方的宣傳和平民的稱讚之中。他們的信條和個性使他們既被人尊重，也被人遺棄。這就是説，他們雖然被人仰慕，但沒有人按照他們的榜樣辦事”。就如很多人希望別人皆雷鋒，卻很少考慮自己也應該那樣無私。他們只是“可以和舞台上的英雄人物一樣，在情緒上激動大多數的觀眾”，卻無法引起公眾行為上的追隨。海瑞就是這樣的一個人。他具有強烈的道德和社會責任意識，他的一生體現了一個有道德教養的讀書人服務於公眾而犧牲自我的精神”。他嚴格要求自己，也同意嚴格要求別人。於是他的所作所為，令各方面感到為難和糾結。萬曆十五年，歲暮天寒，“海瑞的死訊傳出，無疑使北京負責人事的官員大大的鬆了一口去，因為他們再也用不着為大眾心目中的英雄——到處惹是生非的人物去操心做作安排了”。

人們總是喜歡將自己打扮成道德標杆，高尚莫比，嚴以待人，卻無法嚴以律己，甚至寬以待己；相應的，同時他們也就把自己當作道德監督者，實踐總是別人的事，而他們只需對此指手劃腳，品頭論足。因而他們總是正確，別人多少——如果不是總是的話——有錯。明朝歷史上，就有一位這樣的人物——張居正。“張先生言行不一，他滿口節儉，但事實證明他的私生活極其奢侈”。據説張居正大人的官轎，32人抬着（按當時禮制皇帝也不過16人規模），約有50平米，分為會客室和卧室，全套明式傢俱，還有個獨立衞生間。轎四周有圍廊以供觀景怡情。這位節儉的倡導者，以聖賢自居的張居正，竟如此口是心非！

在作者看來，“中國二千年來，以道德代替法治，至明代而極，這是一切問題的癥結”。在人類文明發展歷程中，道德起了不可忽視的作用，它促進人類共同行為準則的形成並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了它。但是將道德——一成不變的道德準則——作為萬能的手段來調控社會的一切問題，則是荒繆的異想天開。道德必須被遵守和實踐，乃至被信仰，否則便是虛偽的。然而缺少制度的規制和約束，在功利主義——毋庸質疑，我們大多數人是這樣的——作用下，道德就很難突破停留在口號和宣傳中的困境，成為難堪的所在。而法治，則彌補了道德的缺陷，從而“使人類的行為服從於規則之治”（富勒語）。法治應當成為一種公眾信仰。而正如蘇力教授所認為的那樣：“這裏所説的信仰並不是一種言詞上的表白，一種決心，而必須是一種身心的投入；而且由於法律是一種社會的全民的事業，因此對法律的信仰甚至也不是某個或某些個體的心靈活動，而是整個社會的實踐顯示出的對法律的尊重和倚重。”

當前，中國正處於法治建設和社會改革的關鍵時期，書中對歷史的反思，以古為鑑，今人未嘗不能得到若干啟示，“給中國留下一個天翻地覆、徹底創造歷史的機緣”，創造法治歷史時代的機緣。

大學生《萬曆十五年》讀書筆記2

這本書真的需要靜下心來，慢慢品讀。在書中，你會參悟到一些歷史的發展。

本人所學十分有限，尚不能參悟歷史中的諸多奧義，只摘錄書中部分內容作為啟示。

讀書摘錄：

1當時正值台北影印出版了《明實錄》，此書為明代史料的淵藪，自然在所必讀。全書一百三十三冊，又無索引可資利用，所以只好硬着頭皮，在教書之餘每週閲讀一冊。這一走馬觀花式的閲覽就花去了兩年半。

除此之外，參考奏疏筆記、各地方誌，搜尋國內外有關的新舊著作，費時更多。此書從計劃撰寫到殺青定稿，歷時七年，1974年由英國劍橋大學出版。

2中國的過去，禁忌特多，所以説話作文時有隱晦，或指彼而喻此。或借古以諷今，這在明朝人更為慣技。

本書論述明朝此事，舉凡有所議論臧否，都是針對十六世紀的歷史而發的。

如果我要對今人今事有所議論，自當秉筆直書，絕不願學明朝人的辦法，否則就是違反了自己寫書的目的。當然，另一方面，以古為鑑，今人也未嘗不能得到若干啟示。

3申時行的老成來自長期處理各種人事的經驗；這種經驗，使他深知我們這個帝國有一個特點：一項政策能否付諸實踐，實施後或成或敗，全靠看它與所有文官的共同習慣是否相安無憂，否則理論上的完美，仍不過是空中樓閣。

這一帝國既無崇尚武功的趨向，也沒有改造社會、提高生活程度的宏願；它的宗旨，只是在於使大批人民不為饑荒所窘迫，即在“四書”所謂“黎民不飢不寒”的低標準下以維持長治久安。

所以説來説去，施政的要訣，仍不外以抽象的方針為主，以道德為一切事業的根基。朝廷最大的任務是促進文官之間的互相信賴與和諧。此亦即鼓舞士氣，發揮精神上的力量。

4要影響全體文官，申時行必須首先提供自己的的誠意。他寧可被目為大和事佬，甚至被批評為犧牲原則的政客，也要堅持他調濟折衷的原則。

他確實看透了國家為解決問題而設立文官，但國家的最大問題也是文官。而奇怪的是，以張居正的精明練達，競忽視了這樣基本而簡單的事實。

5他們要求這位守成之主與日常的生活隔絕，在仲裁爭端中不狹帶個人的嗜好和偏愛以引起更多的糾紛。

坦率地説，就是皇帝最好毫無主見，因此更足以代表天命。

這種關係，已經由萬曆的曾叔祖弘治作出了榜樣。弘治皇帝愈是謙抑温和，聽憑文臣們的擺佈，文臣們就愈是稱頌他為有道明君。

這樣的一個皇帝，實際上已經不是國事的處置者，而是處置國事的一個權威性的象徵。他應該做到寓至善於無形。

如果他能夠保持感情與個性的真空，經常演習各種禮儀，以增強抽象的倫理觀念，他就和上述要求恰好符合。

6與海瑞同時期的人所不能看清楚的是，這一段有關司法的建議恰恰暴露了我們這個帝國在制度上長期存在的困難：以熟讀詩書的文人治理農民，他們不可能改進這個司法制度，更談不上保障人權。

法律的解釋和執行離不開傳統的倫理，組織上也沒有對付複雜因素和多元關係的能力。

個人道德之長，仍不能補救組織和技術之短。

8在本朝的社會中，儒家的仁，類似於憲法的理論基礎。全國的讀書人相信性善，則他們首先就應該抑制個人的慾望，不去強調個人的權利。

9現代先進的國家以商業的法律作高層機構及低層機構的聯繫，落後的國家以舊式農村的習慣及結構作為行政的基礎。

10受過被裁失業、與家人一起感受經濟危機和被人歧視景況，才越來越把眼光放大，才知道個人能力有限，生命的真意義，要在歷史上獲得，而歷史的規律性，有時在短時間尚不能看清，而須要在長時間內大開眼界，才看得出來。

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

大學生《萬曆十五年》讀書筆記3

明萬曆十五年，即公元1587年，在中國歷史上原本是及其普通的年份。但是黃仁宇先生在《萬曆十五年》這本書中，以該年前後的史事及生活在那個年代的人物為中心，抽絲剝繭，梳理了中國傳統社會管理層存在的種種問題，並在此基礎上探索現代中國應當汲取的經驗，教訓。

黃仁宇先生在這本書中，分別講述了萬曆皇帝朱翊鈞，首相張居正、申時行，古怪的模範官僚——海瑞，孤獨的將領——戚繼光以及自相沖突的哲學家——李贄六位歷史人物的生平事蹟。他們互相獨立，同時之間又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令人印象深刻的有好多地方。

萬曆皇帝不同於明王朝之前的皇帝，他的職責和權限已與前代大有不同。他的祖先一言一行都被臣下視為道德標準，而他卻是在他的臣僚教育之下長大的。他的責任範圍乃是這羣文臣們所安排的，他的情感更需做絕對的抑制。他與他的祖先們雖然在他們臣僚的協助下，平常生活工作的形式相似，但在本質上卻毫不含糊。

明太祖朱元璋立國之初設立了作為行政工具的文官制度，但此時的文官卻早已成熟。多少年來，文官已經形成了一種強大的力量，強迫坐在寶座上的皇帝在處理政務時擯棄他個人的意志。皇帝沒有辦法抵禦這種力量，因為他的權威產生於百官的俯伏跪拜之中，他實際上所能控制的則至為微薄。此時的文官們需要的只是一個個性情平淡的君主作為天命的代表，其任務就是在他們爭端無法解決時做出強制性的仲裁。他們要求這位守成之主與日常的生活隔絕，在仲裁中不夾帶個人的嗜好和偏愛以引起更多的糾紛。簡單的説，就是皇帝最好毫無主見，因此更足以代表天命。這種關係，已經由萬曆的曾叔祖弘治做出了榜樣。弘治皇帝越是歉抑温和，聽憑文臣們的擺佈，文臣們就越是稱頌他為有道明君。

這樣一個皇帝，實際上已經不是國事的處置者，而是處置國事的一個權威性的象徵。他應該做到寓至善於無形。如果他能夠保持感情與個性的真空，經常演習各種禮儀，以增強抽象的倫理觀念，他就和上述要求恰相符合。到萬曆皇帝這一年，由於其特殊性，更是能通過各種事例體現這一點。萬曆皇帝在從政後期，看破這一點，雖然依舊有被老祖宗賦予的權力，但是這權力已經“無能為力”，遂轉而“無為”。

他的兩任首輔兼老師儼然是兩個極端，張居正鋒利，申時行圓滑。無論是鋒利還是圓滑的處事風格，目的都是為了萬曆朝堂的穩固。可惜，歷史悠久的文官制度所帶來的弊端，以道德代替法律，終究讓他們所做的一切都無法真正解決問題。張居正死後被他一手培養的皇帝批判，後人也顛沛流離。申時行也不得善終，無法功德圓滿。拋去他們首輔的身份而言，精通儒學的他們，將忠君做到了極致。萬般皆下流，惟有讀書高。如果我是張居正，如果我在1584年還活着，我一定淚流滿面。身為讀書人，寧可枝頭抱香死，不曾吹落北風中。他所有讀書人的高傲，和自己嚮往的君子之風，在萬曆皇帝的猜疑中，灰飛煙滅。可是人間再無張居正，人間再無申時行。這一切一切的源頭，是當年暗流不斷的朝堂，更是綿延了幾千年的文官制度。

海瑞就是這一制度下最具代表的人物。他是個清官，毋庸置疑。但清官不是萬能的。他清廉、節儉、不畏權貴、不屑與官場的腐敗之風為伍，這是從小接受的儒家教育的結果。他將道德視為至高無上的準則，甚至在判案過程中依舊秉承着道德原則。“他不是依靠強有力的機構而只憑個人的判斷去裁決為數眾多、頭緒紛繁的爭執，其是否能一一做到合情合理，無疑是一個極大的疑問。”他會失敗，毋庸置疑。這並非是他個人之錯，政府不用技術和經濟的力量扶植民眾，而單純依靠政治上的壓力和道德上的宣傳，結果只能是事與願違。而遏制法治的成長髮育，以抽象的道德代替法律，是極為危險的一種方式。海瑞以一己之力想對抗整個文官集團，甚至在他被免官之時説“舉朝之中，皆婦人也。”只會削減他同僚對他的同情。

相對於海瑞，戚繼光這個武將甚至可以説是更明白為官之道。戚繼光有着很高的軍事能力，在當時全國邊防守衞混亂的情況下，他成功組建並訓練了戚家軍，使這支部隊成為了抗倭的一把利刃。明朝中後期有才能的武將已經消失殆盡，筆者説，戚繼光是一位孤獨的將領。不似明前期的武將似百花爭奇鬥豔，這個時期，只有戚繼光一枝獨秀了。不得不説，明前期的軍事力量非常強悍。自古以來就有這麼一句話，文官可亂國，但只有武力可以覆國。所以每個朝代都在盡力打壓武將的權利。明朝也不例外。“帝國的軍隊，經常的任務是面對內部的叛逆，而非外部的侵略者”。這句話，放在今天來看，簡直是不可思議。在當時卻是實實在在的現實。書中對邊界軍隊的描述來看，不知有多少馬匹，不知有多少士兵，沒有組織的軍隊後勤補給，可以説邊防的守衞軍，形同虛設。無法想象，這個時期積貧積弱不僅僅是百姓，軍隊也無法避免。

至於哲學家李贄，他不相信衞道士們口中的「存天理，滅人慾」，認為衣食住行就是天理，人慾是一種很正常的存在，這是實話。但是，他也是矛盾的，就如同千千萬萬與他一樣，從小接受儒家文化教育長大的書生們，似乎是在思想上認同道德，而大部分人卻不能身體力行。李贄説出了他們不敢承認的真話，卻只是停留在了表象上，而真正的問題來源於這個時代與社會，讓他無法從中超脱出來。他的一生都在試圖與整個社會抗爭，而自身也是矛盾的，最後，自殺在了監獄中，也許，這就是這個封建時代的悲劇。

作者將這一年放進了世界史中，讓人對西方的崛起和東方的衰落有了一個大致的對比。從這一年開始，世界悄然改變，西方書寫了一部大國崛起史。表面上四海昇平的大明，已經走到了它發展的盡頭。

大學生《萬曆十五年》讀書筆記4

黃仁宇先生寫史手法特別，《萬曆十五年》截取了歷史的一個剖面，讓時間停留在1587年即萬曆十五年，以該年前後的史事為中心，從描寫一個皇帝和五位官員入手，即萬曆皇帝、首輔張居正和申時行、模範官僚海瑞、孤獨的將領戚繼光、自相矛盾的哲學家李贄，抽絲剝繭，梳理了明朝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體制等方面存在的問題，以史為鑑，探索現代中國應當汲取的經驗和教訓。在此，我只想談談讓我感觸較多的兩位人物，萬曆皇帝和戚繼光。

萬曆皇帝朱翊鈞。聰明敏感，早熟，初欲勵精圖治，後日形消極。1572年9歲登基，1620年御宇48年後離開人間。

萬曆即位的前十年，在首輔張居正的輔佐下，明朝百事轉蘇、欣欣向榮，承平日久，府庫隨之日見充實，實現迴光返照式的“萬曆中興”。1582年7月，張居正病逝，萬曆18歲，他決心破除對外的柔弱印象，勵精圖治，但恰在此時，他觀看了宮廷內戲班演出的《華嶽賜環記》，戲裏的國君慨歎地唱着“政由寧氏，祭則寡人”時，聰明敏感的他似乎意識到即位十年，自己只是首輔張居正的傀儡，而並非大權獨攬的君主，於是從否定張居正提倡的全國耕地丈量開始，揭開反張運動序幕。經張居正事件後，萬曆對一切都持懷疑的態度。

倒張之後，萬曆發現自己的自主之權仍然受到種種約束，自己貴為天子，只不過是一種制度所需要的產物。身為皇帝，萬曆的權力大多帶有被動性，他可以把不喜歡的官員革職查辦，但是很難升遷拔擢他所喜歡的官員，以致沒有一個人足以成為他的心腹。萬曆以自己的聰明，意識到自己名義上是天子，實際上受制於廷臣，文官集團才是這一大帝國的實際主人，在另一種意義上講，他不過是紫禁城中的一名囚徒，在即位的日子，不斷的應付許多重複事件和不變的禮儀。

在與文官集團抗衡的過程中，萬曆是孤立無援的，幸而在感情生活中有心心相印的鄭氏陪伴，但因文官們不容許他廢長立幼，以皇三子常洵代替皇長子常洛為太子，遂使他心愛的女人鄭貴妃悒鬱寡歡，出於一種報復的意念，萬曆竟以皇帝的身份向臣僚作長期的消極怠工，且長達三十年之久。他再也不願做任何事情使他的文官快意，不再出席法定禮儀；不派人遞補出缺的高級職位；派遣和升遷中下級文官，用抽籤的方法決定，一個官員出任什麼官職，竟出於與事實無關的一根竹籤。

萬曆，這個孤獨的君主，在認清現實後，無意於做積極有為的君主，又不甘心充當臣僚的工具，他頑強地保持着自己的性格，以老子所謂的“無為”消極抵抗。

——孤獨的將領戚繼光。具有卓越軍事才能的將領，卻生逢重文輕武的朝代，在不能改變環境的情況下適應環境，最大限度的發揮才能，一酬壯志，在清算張居正運動中作為前首輔黨羽被參劾，在生命中的最後幾年墜入寂寞和淒涼，後在貧病交迫中死去。

明朝歷史上除洪武永樂兩朝外，文官凌駕於武官之上，已成為絕對趨勢，將領們即使出生入死，屢建奇功，其社會影響，也未必抵得上一篇精彩的大塊文章。在這種制度和風氣影響下，“軍户”徵兵、軍事補給制度嚴重落後，兵源不足、補給不足、裝備落後，“野戰軍的戰鬥力幾乎與農村的民兵相去無幾”；對於將領的選拔，則認為應該具備的素質是勇敢粗豪而不在於頭腦清晰，後雖有武試，但又重在刀槍弓馬是否嫻熟，筆試只求粗通文字而從未涉及軍事科學，武備繼續廢馳，軍事組織不斷衰退。直至16世紀中葉，倭寇以戰術的優勢和武器的精良屢次入侵且長驅直入，文官集團才驚覺這低能的軍事制度將要危及整個帝國以及他們個人的安全，但思變的結果仍只在於選擇戰略上深謀遠慮而又精通各種戰術的高級將領，而非改革落後的軍事制度。

在種種落後的情況下，戚繼光着手組織他的新軍，世人稱為“戚家軍”；確立了鐵一般的軍法，即集體負責的“連坐法”；戰術上注重協同配合，研習“鴛鴦陣”。終其一生，戚繼光以鴛鴦陣法作為主要戰術，這並非由於他因循守舊，而是他深知以一己之力難以觸動整個國家體制。戚繼光的朋友，另一位名將俞大猷，曾經提出讓戰術全面現代化的建議，但這些有益的建議因涉及軍事制度改革而及於政治未被採納，因而壯志未酬，齎恨以歿。戚繼光選擇腳踏實地，做他職責範圍內力所能及的事，戚家軍的勝利記錄無出其右，從未在戰鬥中被倭寇擊潰。戚繼光的軍事天才囿於現實並未得到完全發揮，但他接受現實，在組織制度上沒有辦法，就在私人關係上尋找出路，一切只為使軍事科學和軍事技術在現實生活裏發揮作用保家衞國。“在抗倭戰爭中功績最為卓著的戚繼光不是在理想上把事情做得至善至美的將領，而是最能適應環境以發揮他的天才的將領。他所以獲得成功的要點，在於他清醒的現實感。”

人的一生，理想和現實總有差距。理想的實現，除個人的努力外，還須具備天時地利人和諸多外因，就算貴為帝王將相，胸中宏願也有得不到現實迴應的時候。在無力改變現實的情況下，退一步不失為一種良策，與其抱怨，不如盡其所能做到最好，不斷向自己的目標靠近。

不是所有的出行都是行裝齊備，不是所有的堅持都值得稱頌，有的妥協同樣值得敬仰，當然這得看動機和目的，譬如萬曆皇帝的妥協，可悲可歎！戚繼光的妥協，可敬可佩！

大學生《萬曆十五年》讀書筆記5

《萬曆十五年》，由歷史學家黃仁宇所着，作者將眼光放在1587這個“無關緊要”的年份，利用萬曆皇帝朱翊鈞、學士張居正、申時行，南京督察院都御史海瑞、薊州總兵官戚繼光，以知府身份掛冠而去的名士李贄這六個人物分別代表着帝國的最高統治者、行政首腦、官僚階層、模範官員、軍事將領、思想界的翹楚，通過對他們的描述和點評，側面描繪出明王朝的衰敗。文中六個人物都試圖有所突破和改變，但被制度所禁錮着的他們，只能成為制度的犧牲品，所以作者也在文中指出，這是“一個大失敗的總記錄”。黃仁宇以“大歷史觀”而聞名於世，在《萬曆十五年》也能充分地體現出來，他認為以道德為標準來評判歷史有失它的合理性，於是他另闢蹊徑，從技術的角度，從制度框架來進行分析明朝一步步走向衰落的原因，黃仁宇拓寬了歷史研究視野，從歷史的小細節出發，探究宏觀的歷史問題，這也是他所説的“敍事不妨細緻，但是結論卻要看遠不顧近。”黃仁宇更加註重歷史為什麼會發展至此，所以他通過聯繫比較、歸納等等方法來得出結論。那麼，在中學歷史教學中，黃仁宇的“大歷史觀”又能起到什麼樣的作用呢？結合《文藝復興》一課的教學案例，來探索一下在“大歷史觀”的指導下，歷史教師應當如何提高學生的歷史思維能力。

以“問題”開始，以“問題”結束黃仁宇以“中國社會為什麼不能實現代化”這一問題，而展開一系列對幾千年歷史的探索，在《萬曆十五年》亦是如此，為了解釋為什麼明王朝會一步一步走向衰落，他從各個角度，各個細節來論證它。以前的我們一直被框死在歷史是怎樣的，而不去尋求歷史為什麼是這樣的，所以，對於歷史，學生需要建立起問題意識，只有腦中有疑問，有了好奇心才會去探尋原因，帶着問題去尋找史料，才會對歷史有着更深刻的理解。而於歷史教師而言，創設問題情境，不僅會激發學生的求知慾，還能有效提升歷史課堂教學質量。以《文藝復興》為例，在進行歷史教學設計時，可以設計“文藝復興是如何產生的”，“文藝復興是簡單的古希臘羅馬文化的復興嗎”這些問題來貫穿課堂教學，引導學生一步一步發現文藝復興的核心思想是人文主義，對古典文化並非是簡單的“復興”，這其中有繼承，更有創新。利用問題來建構課堂教學，不僅可以幫助學生樹立問題意識，同時也能使學生對於歷史課堂中學到的歷史有更深的理解，也利於師生一起挖掘歷史課堂教學的深度。培養學生的史料運用和分析能力《萬曆十五年》採用了紀傳體的鋪敍方式，黃仁宇用通俗易懂的語言來記敍史實，增強了可讀性和趣味性，雖然結論看似平白無奇，但是它的背後，需要大量的史料來支撐，第一章《萬曆皇帝》所參考的書目，便有《神宗實錄》、《穆宗實錄》、《大明會典》等等。

同樣，在學生學習歷史知識的過程中，也要牢牢抓住史料，提升對史料的整理和理解能力。在《文藝複習》為例，在講述到文藝復興的背景時，便可利用史料進行引導。如“意大利，那裏最早出現資本主義萌芽。這客觀上需要促使一種不同於封建文化的新文化產生並且發展起來……”通過這則材料，歷史教師可以讓學生聯繫材料和書本內容進行思考，從經濟的角度的出發，文藝復興產生的原因。根據材料，學生可以總結出工商業已經有了一定的發展，一些城市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在歷史教學過程中，歷史教師有意識的培養學生對史料的閲讀和剖析能力，能夠幫助學生培養“論從史出”的治史精神，形成歷史學習的正確方法。

無論是從黃仁宇的“大歷史觀”出發，還是新課程標準的要求，都對學生的歷史思維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在具體的歷史課堂教學實踐中融入“大歷史觀”，對教學方式、教學手段、內容組織的豐富和發展有着重要意義。在這一過程中，不僅可以提升學生的發現、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提升學生史料分析能力，同時也有助於增強學生對歷史的思考意識和整體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