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十五年》是一部廣受歡迎的歷史傳記，講述了明朝萬曆皇帝的生平故事。它不僅揭示了一個歷史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面貌，也深入生動地展現了一個古代皇帝的性格特點和政治手腕。下面為大家推薦一些像《萬曆十五年》一樣的好書。
第1篇
自漢代儒家思想上升成為意識形態之後，歷來統治者的目標都是一致的：用道德來保障鄉土社會基本秩序，而不去顧及經濟技術上的進步。事實上，道德以及它的外在準則“禮”務求人與人之間的和諧相處，力圖摒棄一切競爭因素，鄙視任何經濟和技術上的努力，其結果是幾千年來鄉土社會幾乎是靜止的，歷代皇朝更替不過是歷史的簡單循環。黃仁宇指出在這樣的社會中，法律極端落後，但並不表明國家的運行是無序的，相反，它依照道德和“禮”的秩序運行。明朝到萬曆年代所面臨的問題在於表面上倡導的道德與人們實際上的行為已經嚴重脱節，這個矛盾已經嚴重到人們對道德和“禮”喪失信心並且無法維持下去。比如萬曆皇帝看透了道德與行為不符合的陰陽之別，拒絕用“禮”來表率天下，使得朝野上下對道德進一步失去信心，更加肆無忌憚地發揮“陰”的一面。
作為明朝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萬曆皇帝曾幾何時也想勵精圖治，甚至願意努力去實踐“禮”來建立人們對道德的信心，當他看穿了所有人的陰陽兩面之後首先對道德喪失了信心。他的消極怠工並不是針對某個官員而是對這整套道德禮治體系。明朝後期道德和“禮”的確發展到畸形。這一整套道德和禮治體系一旦被建立起來就不再受人們所控制而是處處限制人們的行為。一直以為傳統社會的皇帝可以為所欲為，呼風喚雨。看過《萬曆十五年》才根本改變了我的看法，皇帝不過是整套制度系統當中的一個角色，而且最受整套系統的壓抑和控制。
有些史學家，粗鄙地認為萬曆皇帝是慵懶的。其實，他是睿智的，看透了體制的本質。他是優柔的，放棄了對體制束縛的抗爭。
第2篇
讀罷黃仁宇的《萬曆十萬年》，不得不對本書作一個高度的評價。短短四個 篇章，從萬曆及兩位首輔的角度揭示了大明帝國在長期“不事朝政”的萬曆手下正常運轉的奧祕;後三 篇章選取了萬曆年間具有代表性的三個人剖析了萬曆這個時代。其中最令人感慨的，必是張居正、申時行兩位首輔。在筆者眼中，前者是一位素質過硬的政治家，後者是一位聰明絕頂的官僚。但如果給他們打分的話，兩者我都不會給滿分，因為兩個聰明一世的人在同一個問題上犯了不同的錯誤，一個向左，一個向右。
在分析、對比這兩位首輔之前，筆者認為有必要闡明這樣一個觀點：不同的人眼中有不同的歷史。同樣一段《明實錄》中的史料，由於史官對事件背後的故事不會有詳盡交代(甚至是為了政治利益可以篡改歷史)，不同的人會從同一段史料中得到不同的結論。
例如在談到隆慶年間的首輔高拱被黜一事時，黃仁宇認為是高拱一句“十歲孩童如何治天下”的言論體現了其謀逆之心，從而得出張居正與馮保聯合罷黜高拱是維護了大明江山的結論。在筆者看來，這一結論多少有些荒謬。第一，從政治意圖來看。明朝文官大部分是政治動物，他們的所作所為必定符合“贏利遠大於風險”這一定律。“高拱謀反”的獲利無非是繼續做首輔或者自己登基，而付出的卻是身家性命乃至九族安危。況且太平盛世謀反乃是滑天下之大稽!第二，從史料看來，並無充足的資料能夠證明“高拱謀反”(史料中並無高拱收買內侍、準備兵丁武器等行動)。若將黃仁宇先生的“謀反”理解為“攝政”，那麼對於一個10歲的天子，任何人成為首輔必然都會“攝政專制”。第三，從結果來看，如果高拱是真的謀反，他的下場會是罷黜這麼簡單嗎?第四，就張居正、馮保和高拱的關係來看，他們完全有理由陷害高拱。張居正並非高拱的親信，高拱對權力的獨攬已經引起了諸多大學士的不滿，自然也危及張居正的安全。而高拱對馮保的升遷也屢次阻攔，足以引起他的憤恨之情。所以，高拱被黜是張居正和馮保的陰謀，他們將高拱原話中的“孩童”改為“天子”，這句話便有了十足的殺傷力。這麼一個簡單的文字遊戲獲得的回報便是張居正的首輔地位和馮保的司禮監秉筆太監一職。可以説除了獲利之外，張居正可以自保，馮保可以復仇。
除了對“高拱罷黜”一事筆者與黃仁宇先生觀點不同外，“徐階是強佔土地的富豪、地主”和“鄭貴妃是聰明的女政治家”的觀點筆者也不是完全認同。此外還需指出黃仁宇先生在第一章中所犯的一個小錯誤，即宮女“許配”給太監後並非成為“答應”。“答應”是侍奉皇上的地位較低的宮女，而這種被稱為“對食”的現象並非是光明正大的。
以上是筆者闡述的一個基本觀點：不同的人眼中有不同的歷史。
下面筆者將對“官僚”和“政治家”連個名詞進行簡單的解釋。在筆者看來，政治家相對於官僚，對政事更加負責，出發的角度基本上是江山社稷、道德禮儀;而官僚關心更多的是自身的地位和安全。在這裏不妨列舉幾位名人。徐階(嘉靖年間首輔)是政治家和官僚的綜合體，而且他在這兩方面都相當出色，在嘉靖年間的首輔之爭中不但政績上有所建樹，最終也得以保全自身;嚴嵩是不折不扣的官僚，他面對蒙古騎兵入侵京城附近地區的行為作出的“不抵抗”的決定至今令人唾棄;海瑞是一個純粹的政治家(實際上他是懂得官場之道的，但是卻絕不踐行)，但很不幸的是他也是一個不合格的政治家;抗倭名將戚繼光也是一位優秀的政治家和官僚的綜合體。
筆者説張居正是一名政治家，並非説他不懂為官之道，只是他升遷太過剛愎自用，不知韜光養晦，才在死後遭挖墳鞭屍抄家(這和多爾袞何其相似!)，所以不能稱之為合格的官僚;説申時行是一位出色的官僚，但同時他也是一名較為合格的政治家，畢竟治理黃河和封貢互市都是他不可抹殺的功勞，但因為他在“爭國本”事件中太過圓滑，首鼠兩端的行為觸犯了文官集團堅守的道德禮儀，所以才黯然退出政治舞台。若兩人做對比的話，張居正是政治家的代表，而申時行是官僚的代表。
自古以來，君權和相權是一種博弈平衡的關係。但是在明代，作為君權外圍的宦權也加入了這種博弈。君權的外圍有宗室、外戚和宦官三種，但在明朝，宗室被打壓(為了防止靖難之役重演)，外戚勢力弱小，宦權得以提高(尤其是東廠出現之後)。就相權而言，在明太祖朱元璋撤銷宰相後跌入低谷，但後來出現的內閣又極大地提升了文官集團的權力。大學是手中有權力，而言官御史們有戰鬥力，他們的目的有的是為了個人私利，但大部分是為了江山社稷或道德禮儀，所以文官集團內部也是矛盾重重。君權時而聯合相權對抗宦權，時而聯合宦權對抗相權，但都是為了尋找權力的平衡點。若宦權與相權聯合，那兒皇權便岌岌可危(天啟年間的魏忠賢及閹黨造成的動亂就是一例)。對於張居正和申時行而言，前者維護的是相權(是自身的相權而非整個文官集團的權力)，後者維護的是君權。
這種情況的產生，主要原因在於兩人所處的時代環境不同。張居正當政時，萬曆正處於青少年時期，不可能完全獨立地把握政局，因此張居正扮演了臣子、導師和嚴父三種角色。他是一位合格的教師，教習經史，並適當調整科目以使萬曆朝向正確的方向發展(避免了萬曆沉迷書法而重蹈宋徽宗的覆轍);他也是一位合格的臣子，對於一個10歲的天子，他聯合宦官馮保、外戚李太后穩定了政局，避免了朝政動盪。同時在前期，他肅清吏治，任用賢人，使得大明帝國可以正常運轉。但作為一名“嚴父”來説，他的行為太極端，在萬曆心中播下了仇恨的種子暫且不説，他當政後期任人唯親、扶植私黨、排除異己都在與他有利益衝突的文官心中埋下了導火索。更重要的一點是，由於張居正和其親信勢力過於龐大，影響到了皇權，所以張居正死後的悲慘結局也可想而知。張居正確實有過硬的政治素質，但太過剛愎自用、傲慢自大，才不會有一個完美的收場。此外，還需張居正一個並非高瞻遠矚的決策，那就是“考成法”。最初施行時確實增加了財政收入，但也導致了明朝中後期一個極為嚴重的社會矛盾——流民現象。所以張居正當政前期的表現令人歎服，但後期其盲目自大卻又令人扼腕歎息!
作為張居正的親信和萬曆的老師，申時行成為首輔的時候，萬曆已經成為了一個心智成熟的成年人。加之張居正的前車之鑑，申時行的政治風格更傾向於温和穩重。例如張居正剛去世時，言官大臣紛紛上述彈劾，申時行既不參與彈劾自己的老師(在其他人眼中他不搞政治投機)，也不維護自己的老師(不與眾矢之的統一戰線以維護自身安全)，但暗中他還是極其照顧張居正的家人，多次暗中阻止吵架等活動。由此可見，申時行處事確實圓滑。而卻他上任之後立刻廢除了張居正的“考成法”，大大緩解了社會矛盾;他任用潘季馴治理黃河，對蒙古採取封貢互市政策，這都是他不可磨滅的攻擊。但作為一名官僚而言，他對君權的態度在“爭國本”事件上與文官集團的道德立場完全相悖，導致辭官回家的慘淡收場。
在對待君權的態度上，張居正的極左做法觸怒了君權，申時行的極右做法觸犯了相權，因此他們在權力博弈中並未找到平衡點，結局也就不那麼完美。可是在“成王敗寇”的權力鬥爭中，千百年來哪有完美的結局呢!
黃仁宇先生在書中也降到了海瑞、戚繼光和李贄三人，他們代表了不同階層不同環境的人，但同樣懷有“治國平天下”的夢想。當年明月曾説過：“‘知行合一’這句話，張居正讀懂了，海瑞沒有讀懂。”我想戚繼光和李贄也都讀懂了，只有海瑞一個人生活在他那“非黑即白、非是即非”的教條主義世界中。
面對同樣的現實，戚繼光順從了，人們在他的殺敵保固與為官的左右逢源中卻讀不出他的無奈與孤獨;李贄選擇了出價，卻始終無法割捨對這個社會的關心，同樣更不會有人讀懂他孤傲的悲涼。
這本書給我們展示了一個歷史的大失敗，大明帝國這台生鏽的機器已經經不起任何折騰，只是依靠文官集團和幾個強有力的君主在維持着齒輪的正常運轉。張居正的折騰(京察、考成等)造成或加劇了社會矛盾，而申時行、王錫爵等人的“無為而治”反而更加有效。但最終，崇禎皇帝，這個有勇氣、有骨氣、有決心但是缺乏知人和遠見之明的君主改革了驛站制度，社會矛盾加劇，加之四方戰火和天災人禍，導致了整個大明帝國的滅亡。
之後建立的大清帝國，類似的體制、類似的經濟模式也預示着歷史的大失敗會繼續上演。中國的這種所謂的封建專制體制並不見得比資本主義落後，只是一個延續了上千年的制度在腐敗的鐵鏽出現後，自然落後於一杆新制的槍炮。
一本書，讓我們看透了歷史的博弈平衡，看到了明代的政治家與官僚的相同於不同，也看到了現代發展的啟示。所以，必須要感謝黃仁宇先生的《萬曆十五年》，這本書為我打開了一個新的視角。同時也要感謝當年明月，他引導我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角度。
第3篇
?萬曆十五年》是一部評價很高的書。暑假中讀後頗有感觸。下面分幾個部分談一談。
一、先説説黃仁宇先生其人。黃仁宇，湖南長沙人，曾經學過工科，在報社工作過，當過兵，後來又在美國攻讀歷史。豐富的人生經歷使他對歷史有了自己獨特的思考。
他在自序中提到他與明史的聯繫，博士論文做的就是明代的漕運。為了寫書、做論文，他用了兩年半的時間讀完了《明實錄》133冊，再加上寫書的時間，一本不厚的書竟用了7年的時間!如此嚴謹的態度，堅持不懈的精神都是令人敬佩的。而正因為他的治學作風才有可能寫出如此精彩，有影響力的鉅著。
二、談談這本書。明朝税重民窮，水深火熱是眾所周知的。《萬曆十五年》之前的很多作品有的認為税收過多是百姓貧困的首要原因。而黃仁宇先生並不這麼認為。他認為民窮的根本在於律制的腐敗和政府的低能，國家税率低，受惠者並非農民，只是鼓勵了小地主加重剝削以及官僚鄉里額外加徵，自肥腰包。明朝採取極其嚴格的中央集權，施政方針並不着眼於提倡輔助先進的經濟以增加全國財富，而是保護落後的經濟以均衡的姿態維持王朝的安全。
書中有如下論述：“萬曆二十年(1592)，北京宛平縣知縣沈榜聲稱它每年要向27個不同的機構繳款，總數則不出白銀一千兩。與其相似，全國佈滿了這段距離的補給線，此來彼往，側面收受，既無架構，而提出的統計數字，經常為一紙具文，以致發生了上述税率參差不齊的現象。”這種維護落後的農業經濟，不願發展商業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國在世界範圍內由先進的漢唐變為落後的明清的主要原因。
另一方面，有書中可見中國兩千年以來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猶以為甚，乃是明朝衰落的癥結。書中所記述的萬曆皇帝、大學士張居正、申時行、南京都察院督御史海瑞、薊州總兵官戚繼光、以知府身份掛官而去的名士李贄，他們或身敗名裂或不得善終，沒有一個人功德圓滿。這一切都是因為制度已經山窮水盡，上至天子，下及庶民，無不成為犧牲品。
?萬曆十五年》這本書原來只有英文版，後應國內讀者要求，才有了中譯本。其英文版原名為“1587，ayearofnosignificance”。正是由於很多歷史學者忽略了這個看似不起眼的年份裏發生的事情才未有所得，而作者卻以審慎的態度洞悉了這段時間內那些看似細枝末節卻可以以小見大的變化，才能由此獨到的見解。
三、談一談引申出來的思考。就以中的海瑞為例。海瑞作為一個御史，盡他的責任，直言敢諫，甚至冒着殺頭的風險直指皇帝的過錯，實為清正。而他的作風不但皇帝看不慣，連朝中百官都人人對他的行事習慣有怨言，其中不乏許多忠良之士，原因何在?
海瑞的信條和個性固然令人尊敬，卻沒有一人按照他這個榜樣來辦事。原因就在於人們已經習慣了另一套為大眾所接受的形式方式。海瑞的行事方式乃是正道，而這正道上已是人跡罕至。
舉一例説明：當時朝廷上派遣欽差到各地巡查。名為巡查，實則撈油。每到一處必是明裏或暗裏的向地方官員要好處。而地方官員也正好趁此機會送錢打點，一則為自己官場升遷打基礎，二則可以保住官位，在所轄之地橫徵暴斂而不被處理，兩廂情願，心照不宣，何樂而不為?而兩袖清風的海瑞可不管這一套，青菜豆腐招待上官，欽差幾次暗示卻反被海瑞參奏一本，引得人人自危，就怕自己的那點事兒也被揭發。
按理説海瑞的做法並無不妥且是極為正確，可在當時的規則之下必定是要引起驚濤駭浪的。何也?是時此種上下官員的交易方式已經不再是地下的受賄而似乎有正大光明的趨勢。系統之中的每個個體已經在此制度中找到了自己的平衡點，找到了晉升的途徑和維持生計的辦法，習慣成自然，只要人人都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灰色交易市場已經形成，為什麼要改變呢?偏偏就在此時，海瑞半途殺出，非要攪個天翻地覆。一旦當前的系統被顛覆，每個個體都必須重新定位去適應新的規則和關係，現在的既得利益到時候就不知道能否找回，誰願意去改變呢?海瑞的行為就像一個印第安部落裏闖入的歐洲人，無異於砸天下所有當官的飯碗。習慣了一套可以讓他們獲益的規則的人們會在有人想顛覆它的時候奮起反抗的，習慣和利益是罪魁。海瑞正是因此被碰得頭破血流，賦閒在家，晚年悽慘。制度造成了這一切。
就像《教父》中提到的，“一個社會一定存在着兩套規則”。當正道行不通的時候，人們必然去尋求另一條“非正道”。而那非正道卻往往比正道更有效，因為非正道是人們在正道走不通的情況下經過艱辛探索得到的最有效的方式。
人人簡歷網
